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入手，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宏阔背景之下，回顾、梳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形成及演变，探讨其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型构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如何曾经影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全方位呈现我国教育政策和制度演变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背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探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性和内在机理，分析长时间里我国公共产品和制度供给及教育政策与制度的城市偏向。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综合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理论、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多学科原理，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相关教育政策、制度文本进行梳理，分析城乡二元社会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生成逻辑、演变历程。通过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小学办学体制、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中小学学制和重点学校制度的探讨，来说明我国教育制度曾经的城乡二元性。选取中小学教师政策、高等教育考试招生政策、中小学就近入学政策、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政策等，展开讨论长时间里我国教育政策的城乡有别、城乡差异。
运用教育叙事方法，对城乡中国背景下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教育事件、人物和现象进行记录。选取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大学生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等作为研究和考察对象，讲述他们的遭际，并进行政策和制度分析。选取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会宁中学等，分析中国大地上曾经普遍存在的县中现象，揭示其与教育政策、制度的关联。
就城乡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展开探讨，讨论了新中国教育公平的演进路径、受教育权利及实现中的城乡差异，分析了教育与社会分层、城乡流动的关系，展开讨论了寒门再难出贵子里的教育公平问题。从伦理的视域，探讨制度伦理、政策取向的意蕴及其价值，对城乡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制度进行审视，对其合理性、正当性进行分析，探讨其存在的困境、困惑，致力于揭示好的政策、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
讨论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渊源、宏大实践，展开讨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教育理念、政策、制度的转向和城乡教育的变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场域之中，就城镇化下半场中国城乡教育的未来可能进行了探讨，提出要重塑城乡教育版图、重构城乡教育政策体系、改变城乡教育制度落差、重建城乡教育生态，期盼有教无类的梦想在中国大地真正得以实现。
前 言
一
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文字，本来是我当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时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论文答辩通过后，也曾考虑将其改造成书出版，但主要是因为自己疏懒，也因为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时有新的认识，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尽管如此，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论文答辩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曾经与同事一起去湖北黄冈中学听课，也曾带队到安徽毛坦厂中学调研，还曾经将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现象确立为教育BU政策法规司的重点研究课题，并委托相关高校的专家进行研究。后来由于自己的工作发生变动，课题研究的事没有再参与，论文成书的事也束之高阁。
2022 年春夏之际，已经肆虐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仍然此起彼伏，丝毫没有消停的意思，北京的疫情也是反反复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呈胶着状态，所有人都在继续见证历史。其间我自己的工作也遇到点新情况，便想着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把当年的论文整理成书出版。这一想法得到了周围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于是翻出论文，再度进入城乡二元结构的语境之中。其间除了工作和应对疫情、反复做核酸外，几乎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上头，搜枯索肠，苦心孤诣。之后又花了大量时间，增删改查，点校句读，直到又一个秋去冬来。一年多时间里的很多个周末和节假日，自己是在地处长安街西头的办公楼里，迎来并送走复兴门的一个个晨昏，沉浸在文字推演、逻辑拉扯和标点符号之中，个中甘苦、冷暖自知。
此次整理，对论文作了比较大的改造，近乎面目全非。考虑到成书的需要，也考虑到问题讨论更加充分的需要，打破了论文的框架结构，重新组合，大开大合，补充、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删削了大量旧的文字，使得本书的讨论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问题开始，延展到了城乡教育的各个方面。也因此觉得原先论文的题目已经不能涵盖书的内容，反复考虑之下确定用现在的书名。考虑到学位论文这样的东西难免枯燥，不想让各位阅读时感觉过于乏味，行文时尽量口语化。书中设计了一些专栏，一方面是认为其与讨论的问题有相关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点阅读的乐趣。
二
我对于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起始于在教育BU政策法规司工作期间。我曾经在教育BU机关工作 20 多年，其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综合文稿起草和教育宏观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参与过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或参与过一些课题研究活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村教育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均衡问题、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问题等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议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背景下的政策、制度是时下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受此启发，自己开始关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后来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本人也申报并主持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同样内容的课题。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叫城乡二元体制（制度），是指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带有二元特征的种种规定、法律和制度安排。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令的形式把我国人口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此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固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特征和浓重底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其以极强的力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经过不断强化，铸成了一副坚厚的社会结构框架，铸就了中国社会和公共政策的性格，也铸就了中国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研究个案。城乡二元结构是讨论中国各种问题、进行宏大叙事的现实背景，也是讨论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制定教育政策时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前提。借用钱理群先生说过的话这里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
关注并研究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教育问题，也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当年，时代的某一粒灰尘之下，我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所有农村孩子都要经历的事情，对农村生活有切肤的体认，品味过农村生活的艰难困顿，深知乡下人的生活境况、精神状态、思想状况，深知教育对于他们的意义和无奈。
当自己再度思考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时候，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是路遥和他笔下的高加林，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那些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人们，是当年背着编织袋到城市讨要生活的许许多多人，是长途汽车、绿皮火车，是大凉山爬天梯上学的孩子，是写出我奋斗了 18 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的麦子，是十年砍柴，是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的论文致谢，是《故土的陌生人》《乡下人的悲歌》《压裂的底层》。自己记录、思考他们，也是因为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三
论文写作以及此次修改成书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自己：一是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是走技术路线，多用图表、数字、公式和国际性语言，还是宏大叙事？二是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是客观中立，还是带有价值取向？
长时间里，学术研究呈现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取向，一是宏大叙事和哲学思辨，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取向的精微品证，二者常常彼此攻讦、互相诟病。其实，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精微品证，都只是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这从许多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的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研究范式如何在长时间里两极对立、此消彼长，后来又逐渐走向融合可得印证。本人同意：单纯的宏大叙事或哲学思辨，容易让人忽略真正对绝大多数人产生影响的教育现实问题。本人同样同意：重大历史事件确以其强大的震撼力，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态度。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序言中，说他自己由于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的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不能看清，而须在长时间上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在《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先生解释为什么要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过去 150 年内经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 10 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伽达默尔说过：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教育问题，也不容我们用寻常尺度来衡量。
在一个崇尚价值解构意义消解的时代，在一个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娱乐至死甚至愚乐至死的时代，在一个经过了调侃、恶搞、无厘头之后争相内卷躺平摆烂的年代，学术研究过多的价值关照或许会有夏炉冬扇之嫌。但是对于一种曾经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一半中国人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采取事不关己、一味客观中立的立场显然也是有困难的。不仅如此，深入研究农村包括农村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正如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那里有教育的源头，有逝去的教育传统，有许多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东西，只是目前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强大思想话语体系之下，他们显得渺小和不合时宜。同样的道理，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说，我们今天关注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寻找新的根基。这种根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族类的根基，一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根基。
四
20 世纪，有人认为是短世纪，也有人认为是长世纪甚至漫长的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认为 20 世纪是短世纪，其理由是：20 世纪初，人类尤其是欧洲还沉浸在 19 世纪晚期以来的太平岁月里，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是一系列的革命、暴力、战争、冷战恐怖；而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人类历史开始了另外一个时期，20 世纪也在事实上寿终正寝。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 20 世纪应该是一个长世纪甚至漫长的世纪。盖因为，中国的 20世纪从 19 世纪末就开始了，中国 20 世纪初的动荡、革命、巨变孕育在 19 世纪末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甚至 1840 年以来的天风海雨之中，清朝的末年，帝国的黄昏，也是新世纪、新世界的曙光；也因为，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深刻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的改革开放，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仍然在影响并改变着几乎所有人的生活，而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正在继续进行之中。20 世纪中国经历了人类所有样式的革命和空前的社会改造运动，山河巨变，沧海桑田，制度的变迁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国家、民族和人民都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城乡二元结构是这个宏大舞台的一个深重背景、寥廓记忆的斑驳底片。
黑格尔曾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选取一个小小的角度，通过相关的政策、制度文本，穿插着时光，在历史的皱褶、缝隙中打扫、钩沉，既为过往，也为救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然发生变革和解构。陶渊明的东篱南山，少年闰土的故乡，很多人记忆中的事物，以及和伙伴们一起尿尿和泥、在田垄河沟里乱滚的日子，已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人去国怀乡，却感极而悲地叙说着的故土，剩下的是魂魄所依的乡愁和时常被唤起的集体记忆。
有人认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是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写出著名的《乡土中国》。若干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推出《城乡中国》，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城市和乡村两个曾经的不同空间，在大时代的变迁里逐渐融汇，而每个普通人身处其中载浮载沉。
当今世界，原有的秩序正在继续崩坏，旧的地图正在失效，人类正处在历史新的十字路口。今日中国，正继续抖擞精神，奋力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星夜兼程、大步流星，正在继续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宏大的社会改造实践与探索。作为仍然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直以来的超大规模社会、而今的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社会治理、制度变迁的复杂程度自不待言。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抱持信心。值此佳际，以自己微弱的书写，感受历史的律动、时代的脉搏、家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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