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文丛”新版之前

20世纪90年代初，受出版社之邀，编选了“人生文丛”，计二十种。恰逢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举办，这套丛书成了场上的“骄子”，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后一段时间，一版再版，受欢迎的程度超乎出版人的预想。其时，坊间腾起一股“散文热”。若果“人生文丛”算不上引燃物的话，至少，它提供的柴薪是增添了不少热量的。

五四开启了一个时代，星汉灿烂，人才辈出。新文学第一代作家的坚实的创作实践，奠定了“艺术为人生”的原则，影响至为深远。“人生文丛”乃从五四后三十年间，遴选有代表性的二十位作家的非虚构作品，也即我们惯称的散文，自然是广义的散文，除了一般的叙事之作，还包括演讲稿，以及带有隐私性质的日记、书信等。这些文字，烙上作者各自的人生印记，不同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真诚、真实、真切，俾普通读者——英国作家伍尔夫郑重地使用了这个词，以它为一本文学评论集命名——借由文学更好地体察社会，思考人生，并从中获得美学的熏陶。

文丛初版时，编者分别使用了一个虚拟的“何氏家族”成员的代名。此次重版，恢复了编者的本名。

由于版权变易，初版时的林语堂、巴金已为丁玲、萧红所代替。单从人生富含的文化价值看，后者的意蕴恐怕更深。同样出于版权关系，未予收入张爱玲，这是可遗憾的。无论读文学，读人生，张爱玲都是不容忽略的。

新版“人生文丛”，对胡适、郭沫若、冰心、丰子恺等作家，各有篇幅不等的增订。私心里，总是期望选本能够尽善尽美，以贡献于广大读者之前，虽然自知这是很艰难的事。

编者

2023年6月

编辑者说

千古文章未尽才。

瞿秋白过早地逝世，不但使中国革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人物，同时，也使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评论家和散文作家。为此，鲁迅曾经痛惜道：“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长期离乡在外，教书糊口，家里唯靠母亲艰难操持。这是一位善良贤惠且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妇女，通文史诗词，瞿秋白从小便接受她的影响。3岁入私塾，7岁入小学，11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优异。因经济窘迫，曾一度辍学。就在失学的这一年冬天，母亲吞服药酒和火柴头自杀亡故。从此，一家星散，东西飘零。后来，他也就辗转到了古都北京。

初在北京大学旁听，半年后入俄文专修馆，一面攻读俄语，一面研究哲学。五四运动时，瞿秋白被推选为出席北京市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反对卖国政府的请愿斗争。先后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人道》等杂志，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1920年秋，应《晨报》聘请，以驻俄特派员身份，抱着“宁死亦当一行”的追求真理的决心，动身前往“赤都”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任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助教和翻译。1922年初，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离苏返国，不久南下上海。“五卅”运动前后，除担任党中央的工作以外，曾编辑《热血日报》等多种报刊，积极撰文，宣传革命。1927年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后，主持政治局工作。次年出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夏回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把持中央权力的领导者指责为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备受打击。在上海养病期间，参加并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特别在文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4年2月，赴中央革命根据地，致力于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其时，瞿秋白留瑞金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坚持游击战争；后随红军二十四师转移，不幸被俘。1935年6月18日，英勇牺牲于福建长汀，终年36岁。

在文学上，瞿秋白有着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尤以散文为突出。早年赴苏期间，写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集子。既记路程，亦作心史；既写见闻，亦有感兴；既备事实，亦加评论：就体制而言，散文、诗歌、游记、逸事、随笔、小品，总束于此，竟无错杂之感，却十分谐美地铿锵递转，激扬沉抑在心灵的圣钟之中。

这些作品，明显地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烈色彩，充溢着作者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热情。以后则转入文艺杂感为多，鲜明、尖锐、机智、泼辣，加强了文章的讽刺性和战斗性。作者是对鲁迅杂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一个做出充分肯定的人，作为鲁迅“一知己”，同时也是一个“鲁迅风”的杂文作家。杂文形式在他手里，被运用得十分灵活而纯熟。其中，有政论式的，如《狗样的英雄》；有短评式的，如《哑巴文学》《关于女人》；有记叙性的，如《赤俄之归途》；有抒情性的，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等。有的做寓言式，如《非洲鬼话》；有的纯属随笔，如《苦力的翻译》；有的是书评，如《满洲的〈毁灭〉》《〈子夜〉和国货年》；有的做经传体，如《迎头经》，或做杂剧式，如《曲的解放》；有的甚至是一回平话式小说，如《猪八戒》，或是打油诗，如《向光明》。如果说早期有些作品尚显直白了一些，那么，后来的杂感则注意讲求变化，但是，明白晓畅却是前后一贯的风格。鲁迅在激赏之余，也曾指出欠含蓄的缺点。不过，这也多少反映了他们之间就文学语言的观念，以及气质特点、审美趣味诸方面的相异之处。

其在狱中写作的《多余的话》，是一部闪耀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光辉的散文作品。在这里，瞿秋白对自己的经历做了最后一次回顾，严格到近于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坦率地承认了其中的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并对它的危害性和产生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揭露；从而，站在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审视自己的一生。可是，这种回顾，却又使他不得不陷入某种迷惘、灰暗的情绪之中。这是应该加以指出，并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世界观自身的矛盾性获得说明的。今特附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于后，俾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鉴赏这一名篇。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