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翻译之路(代序)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青少年时期是在国内大动乱、大变革中度过的。小学毕业正值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半壁江山沦陷，社会动荡失序。胜利后又逢解放战争，国共逐鹿，硝烟遍地。由于我本来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再加上读书期间过于热衷政治活动，岁月蹉跎，虽然勉强读完大学，在学业上却没有多少受益。甚堪告慰的是，经过阅读和老师的熏陶，我对中外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养成了离不开书本的习惯。另外，受环境影响，我自幼喜欢外语。长大以后，先后学习英、德等两三门语言，逐渐掌握看原文书的能力，开阔了眼界。这两种习性可以说是我大半生孜孜矻矻从事文学翻译的基础。一九五○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有幸跻身高等学府，读书多而且杂。偶然看一本书、一篇作品，受到触动，引起共鸣，就动念把它介绍过来与人共享。这或者就是促使我执笔翻译的原始动力。另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求日趋严格。每日作息时间，都被毫无实际效益的活动填满听报告、开会、政治学习、体力劳动……人人像机器一样不停转动，几乎没有私人活动空间，对我这种性格自由散漫，最恼恨时间被浪费的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我采取了一些逃避对策，白天抓紧各种零碎余暇，不论下乡劳动时坐在田边地头休憩，还是上下班挤公共汽车，总是手不释卷，得空就翻看几页闲书，或凭记忆背诵一些外语单词。就是在大礼堂听传达报告，笔记本下面也总掖着一件私货一本外语书。晚上的时间更可以由我支配了，别人都已入睡，我会在一盏荧荧孤灯下，同一本外文原著较劲儿，为如何译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章绞脑筋。我喜欢两种语言这样博弈，它使我的心智受到锻炼，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我依稀觉得，这时自己已经不再受制于人，而成为完整的自我了。如果我译的是一本令我心驰的作品，作者鲜活、机智的语言同深邃的思想更令我心旷神怡，有时甚至让我悚然一惊，诧异作者竟有这样高度的智慧，文字竟有这般魅力。译书不仅使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给我快乐，比单纯阅读带来更大的快感，因为这是经过一番揣摩、深刻体味原文精粹而获得的。就这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直到文革前，我日日偷食禁果。环境虽然日趋严峻，甚至变得险恶，我却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一个乐园。我译的两部德国长篇小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就是在十余年波澜跌宕、风云诡谲的岁月中茹苦含辛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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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惟慈（19232014）,满族, 北京人。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攻读西方语言、文学。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大半生孜孜矻矻从事文学翻译，在德语、英语文学译介领域成就卓著。译有毕希纳《丹东之死》、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亨利希·曼《臣仆》、毛姆《月亮与六便士》、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和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等。
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革命家。英年早逝，像一颗彗星划过天空，留下的寥寥作品却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著有戏剧《丹东之死》《沃伊采克》《雷昂采和雷娜》，中篇小说《棱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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