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长安_张永禄_9787229184858

《唐都长安》是一部关于唐代长安城的全面性的综合研究作品。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隋唐长安城在继承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这一传统都城建筑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象天设都的思想，并吸收北魏洛阳城建制，经过隋唐两代的营建，成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宏伟、建筑最壮丽、布局最规整的都城，以后各朝的都城营建主要沿袭了隋唐长安城建制。

本书关于唐代长安的营建与规划布局叙事极为详尽，从关中的自然环境、交通运输和隋大兴城的创建说起，到唐代长安城的发展、破坏与改建，特别是对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市政建设，外郭城、皇城、宫城内部的坊里、政府衙署、宫殿的分布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介绍了当时长安城居民的经济文化活动。

本书将文献资料、考古成果等各种资料结合起来，并配有一百多幅图片，呈现了长安作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的国际性大都市风采。

☆一本全面了解唐都长安的权威读本

☆唐代长安研究经典之作，四色彩印全新再版

☆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唐朝之后为何再无长安？

☆隋唐长安不仅是一座规划整齐的礼仪之都，也是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活之都！

一本了解唐都长安的权威读本唐都长安全面性的综合研究之作

《唐都长安》（增订本）是西北大学教授张永禄数十年研究隋唐长安城的力作，其最大特色是突破以往只注重研究长安城的某些方面，对隋唐长安城进行了全面性的综合研究。因此，本书也被读者认为是了解唐都长安最好的工具书资料书和首选入门读物。

从时间跨度上说，本书从隋唐为何建都长安，到隋唐长安城的营建，再到唐末长安城如何毁于战乱，梳理了隋唐长安城兴衰的历史。关于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营建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叙述极为详尽，特别是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市政建设，外郭城、皇城、宫城内部的坊里、政府衙署、宫殿的分布等，通过图文结合、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等方式展示了唐都长安的规模与繁华。同时，本书还介绍了长安作为东西文化交往枢纽在政治文化、生活娱乐、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兼容并蓄和丰富多彩，揭示了隋唐长安不仅是一座规划整齐的礼仪之都，也是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活之都。

四色彩印全新再版，130多幅精美图片，更直观形象地呈现了唐都长安的风貌

新版的《唐都长安》采用四色印刷，全书130多幅精美图片，包括地图、古画、考古挖掘照片、古建筑实拍图、古建筑复原图，从《唐两京城坊考》《陕西通志（雍正）》《关中胜迹图》等方志中精选的古人所绘宫殿规划布局图，以及今天研究者所绘制的各种宫殿、园囿的布局图等。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增加了《龙首原与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道路网布局略图》《唐大明宫玄武门与重玄门复原图》《花萼相辉楼复原图》《唐长安禁苑位置示意图》《唐长安城东、西两市内部形态结构》《明皇幸蜀图》《太白醉酒图》《斋僧》（敦煌壁画）等30多幅精美图片，这些图片更直观形象地呈现了唐都长安的风貌。

第二版序

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长安（西安）的历史最为悠久，历经西周、西汉、新莽、东汉末、西晋末、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朝代，如果把秦都咸阳也算在长安地区之内，先后建都的时间将近1200年之久。五代以后，长安不再建都，可见唐朝是长安建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长安建都时期代表着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那么，唐代就是这个历史阶段的转折点。这就是说，研究唐代长安的历史，是研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对唐代长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到当代，史学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都曾有过不少论著问世，对唐代长安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至今已出版了二十三辑《中国古都研究》，其中有不少研究古代长安的论文。其他报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数量可观，这些都为唐代长安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

最近西北大学张永禄教授的《唐都长安》在首次出版23年后的今天又重新增订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著名史学家张岂之先生说：过去中外学者对唐都长安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长安城的某个侧面，至今似乎还缺少对唐都长安的全面性的综合研究。（张永禄《唐都长安·序言》，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张永禄教授则是当代史家中最早对长安作综合研究的学者。他的初版《唐都长安》二十多年来被学习和研究都城史的学人奉为圭臬，常常加以引用。但随着岁月的更替，国家的发达和进步，我国的文化事业逐步繁荣起来，史学界对唐都长安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考古工作者对唐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的探测与发掘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加之，作者在长安城研究中也有许多新的认识，这样一来，对原书的增订也就势在必行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安市人民政府正在实施唐皇城复兴战略规划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这些举措对提升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都有重要意义。然而，具体的实践，没有翔实的史料和古代都城研究理论的支持，其工作难以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呼唤作者对旧作进行修改和提升，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显而易见，这部专著的再次问世，标志着当代史家对唐代都城长安的研究已进入了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层面，作者在研究唐代长安的道路上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一

都城的形成是有多种因素的，自然环境、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不可缺少。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经济、政治、军事等内容也必然有相应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与建都有关的各种因素不断变化，历代建都的地点也常有变迁。统一王朝的建都，由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到北京，反映了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反映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那么，隋唐两代为何建都于长安，作者分别从自然环境、经济、军事、交通和历史等方面，说明了长安建都的有利因素。首先，作者认为长安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主要理由有三：一为长安处于我国疆域的中心地区，符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长安志·京都》引《五经要义》）的思想。二为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植被丰富，为在此立都创造了极佳的人居自然环境。三为长安建都，是因为关中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与便利的东西漕运。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就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里土地十分肥沃，农作物及蔬果品种相当丰富，为立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东西漕运的沟通又解决了京师百万之口的粮食、物资和对各地贡赋及奢侈品的需求。

其次，作者还认为关中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之地。关中地区在冷兵器时代，被山带河，地势天险，关隘重设，四塞为固，有地理和战略上相对安全的因素。

最后，作者认为，长安自古帝王都，有着悠久的建都历史。在隋唐之前，已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长达858年之久。加之关中地区是李唐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根据地［《唐都长安》（增订本），第18页］，李渊出于传统与政治的需要，必然要建都于长安。

二

关于唐代长安的营建与规划布局，本书叙述极为详尽。作者追根溯源，从隋大兴城的创建说起，对唐长安城的发展、破坏与改建，都有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城内的布局、市政建设，还有外郭城、皇城，以及宫城内部的坊里、政府衙署、宫殿的分布等，都描述得清楚明白，而且和人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读后使人对唐代长安以及唐代历史都有相当了解。新版和初版相比较，有了较多篇幅的增加，如第二章唐长安城的营建与规划布局部分，增写了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思想及隋唐长安城建制的影响两节。在第四章皇城与中央衙署部分，增写了左祖右社和衙署机构两节。对唐代中央官署与东宫官署，作者介绍了其职能，并指出其官署在今西安城内的大体位置。这两部分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元素。《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论语·先进篇》亦曰：都者有社稷焉。童书业先生说：在各国国都中，主要为国君及大夫士等之宫室宗庙及朝廷官司与外宾所居旅馆等。（《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第330页）这些内容，使都城元素无一遗漏。书中的这些优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叙事详细具体，没有含糊其辞的语言，像大概也许之类的词语，在该书中极为罕见。例如，关于外郭城的规模，作者把《长安志》所载的数字（里、步），折合成当前通用的公制，然后再和考古工作者实测的数字（米）进行对比。由于实测数字过大于《长安志》记载的数字，所以最后得出结论说文献记载之数有误。如为了说明外郭城墙的具体位置，作者引用考古工作者的实测报告，用今天的地名说明其起止和经过地点。例如对南城墙的叙述：南城墙基西起今西安西南郊木塔寨村以西280米处，向东经北山门口村以南、沙村之北、杨家村之南，穿过陕西师范大学，再经瓦胡同村北、庙坡头村南，至明代王尚书坟园以直角形北折510米，再以直角形东折1360米，至今新开门村西北120米处，全长9550米。东偏北0732。［《唐都长安》（增订本），第59页］。另如，对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这样叙述：隋称开远门，唐改名安远门，位于郭城西面偏北……东与皇城安福门、延喜门及郭城东面偏北的通化门相对，与宫城前横街处一直线。故址在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唐都长安》（增订本），第6768页］再如，对皇城含光门遗址的介绍，作者根据考古发掘实测叙述说：含光门平面形状为横长方形，东西长37.4米，南北宽19.6米，中间开3门洞，中间门洞宽5.72米，东西门洞均宽5.35米，门洞之间隔墙厚均3.07米。中西两门洞之间的隔墙残存高7.59米。两端为墩台。门洞两侧各有柱础石15个，础石上原立有排叉柱，用以施承重仿，架设过梁。门洞路面北高南低，约呈13%的坡度。另外，在含光门遗址中心西侧73.7米处发现了一个城墙内的过水涵洞。涵洞上部为单拱拱券，拱跨度约0.6米，拱高约1.2米，加上涵洞底部数层铺地砖的厚度，涵洞整体高度约3米。涵洞建筑用大小不同的青砖混砌而成。现唐含光门3门洞与过水涵洞遗址，包封在今城墙内，辟为西安唐长安皇城含光门博物院，用以保护和展示。［《唐都长安》（增订本），第100101页］这种准确的叙述方式，使读者清楚地知道了西安城的由来，每当人们来到西安的某一个地方，都会使人睹今忆古，追思千年前的大唐长安的景象。这种写法也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

其二，注意到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孤立地认识某一问题。唐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长安的建设与布局是有变化的。张永禄教授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优于他人。例如，关于长安城中的坊里数，有学者认为是108坊，还有人认为是110坊或109坊。这些说法都有根据，但不确切。《唐都长安》有理有据地说明这些只是唐代一个时期的数字。108坊是隋至唐初的坊里数，110坊是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至开元初的坊里数，109坊是开元二年（714年）以后的坊里数。这些数字变化的原因，该书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出版的多种介绍古代长安的书中，都没有阐明其来龙去脉，各自采用一个数，而使读者莫衷一是。另如，关于掖庭宫的认识。掖庭宫本来是宫女居住和犯罪官吏家属妇女配没入宫劳动之处，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掖庭宫西南部的内侍省，到唐后期竟成为最高政权机构。内侍省是宦宫的组织机构。随着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德宗以后的11个皇帝中，有3个死于宦官之手，7个为宦官所立。这样一来，内侍省的地位就需刮目相看了。作者说明这些变化，人们就不能用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掖庭宫了。

其三，注意了人的活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唐代长安，都不能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的活动，单纯地叙述长安城的营建过程、规模、布局等，都缺乏活的因素，人们也难以深刻理解以上内容。作者在这方面也应受到称赞。例如，关于宫城的叙述，在谈到太极宫、东宫、掖庭官的位置、规模以及门、殿等内容时，能尽量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如在谈到东宫时，作者说：隋文帝时，原太子杨勇，后太子杨广；唐初高祖时，原太子李建成，后太子李世民；及太宗时，原太子李承乾，后太子李治等就居住在这里。唐自龙朔以后，诸帝多居大明宫，太子亦移居东内少阳院。若皇帝出幸，皇太子但居于乘舆所幸别院。玄宗以后，太子就不住东宫，而是随其父皇居住在皇宫内别院。［《唐都长安》（增订本），第134页）］显然，这比简单地说东宫为皇太子所居，更符合历史事实。

最后，本书增订本在谈到唐长安城的三大帝王宫殿区，亦即三大内时，内容有大幅增加。西内太极宫初版书中只介绍了6处主要宫室建筑物，新版书中增加至16处。作者不仅说明了其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还列出太极宫居住听政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僖宗、昭宗等皇帝。在谈到太极宫的海池时，还生动地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之时，高祖正泛舟于海池。东内大明宫，初版介绍了7处主要宫室建筑物，新版大增至32处，如对延英殿的叙述：延英殿是皇帝在内廷引对朝臣，议论政事的主要殿所。从代宗时起，皇帝每有咨度，或宰臣有所奏启，即在此殿召对，称为延英召对。开始仅限于宰相，以后扩大到群臣。而且，初无定时，一般是间日一次，并用单日。但若皇帝认为必要，或宰臣有所奏对，亦可双日开殿。以后凡皇帝不御正殿，就在延英殿视政。由于延英召对殿内不列仪仗，礼仪从简，君臣之间比较随便，臣下也可以得以尽言。［《唐都长安》（增订本），第208页］这里，作者还依据考古发现，通过对大明宫环筑的宫墙、众多的宫门及北部东、西、北三面构筑有平行于宫城墙的夹城，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夹城的修筑，在宫城的后部，配合宫城墙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卫体系结构。［《唐这一部分内容复杂，对许多时间、地点、数字的准确程度要求较高，所以难度大，初版中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例如，关于史馆的地点及其变迁，初版中叙说不到位，这次新版加以修订。再如，初版中，作者对政事堂缺记，这次亦增补上了。这一部分内容复杂，对许多时间、地点、数字的准确程度要求较高，所以难度大，初版中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例如，关于史馆的地点及其变迁，初版中叙说不到位，这次新版加以修订。再如，初版中，作者对政事堂缺记，这次亦增补上了。

三

关于唐代长安的人口，由于文献无直接记载，所以至今难知其确切数字。研究者多根据有关资料，进行推测，所以有一百多万、百万左右等不同的结论。作者列举三类资料，推算出长安人口约有百万。

关于唐代长安的居民生活，作者深入、细致、全面地阐述了当时长安居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在经济生活方面，从食品的供应，如粮食加工、肉食、蔬菜、果品的来源，到食品的种类，都叙述甚详。仅食品的种类一项，就举出了菜肴八仙盘、五生盘等30多种，饭食长寿面、馄饨、蒸饼等20多种，粥食米粥、粟粥、豆粥等10多种，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在文化生活方面，对唐代长安的音乐、舞蹈、戏剧、杂技、体育等，也都写得文字生动，内容丰富。新版又增加了节日民俗一节。这些内容，对了解唐代社会生活颇有帮助，同时，对今天西安市的繁荣与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有一点值得商榷，就是在初版中作者认为：关中地区盛产小麦，都城居民生活习惯以面食为主。这种看法，是现代关中的情况，唐代不一定如此。关中是在汉武帝时才开始种麦的。周秦时期以黍、稷、菽、粟为粮食的主要品种，汉代以后，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从北魏到唐前期，基于均田制的赋税制，其中的租，仍以纳粟为主，史籍虽有贞观年间王公以下垦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土地的记载（《通典》卷六《赋税下》），但粟还名列麦前。这正是粟的生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反映。到了元代，小麦才在北方的粮食生产中占到首要地位（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中华书局1986年10月版，第一章第一节）。另据《唐国史补》卷中记载：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这说明唐代长安的居民生活已多面食，但是否已成为习惯，尚待有更为充分的证据。对此，本次新版中作者也作了修正。

四

79世纪，东方的唐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政治上强大的国家。长安、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以长安的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由于唐帝国经济发达，长安集中了大量的中外商人，致使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在文化方面，由于中国是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在世界上早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唐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更有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长安更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当时的日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18页）。其实，唐代的文化，已不是原来单纯的华夏文化，而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又融合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文化而成的。所以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朝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的例子（［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4215页）。日本接受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长安起了桥梁作用；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和印度、波斯、西域的交往，又以长安为中心。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长安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对这方面都有所注意。本书有国内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专章，对唐代国内国际的交通线、民族事务与外事机构，还有唐帝国对日本、朝鲜半岛、中亚、西亚及非洲各国的友好交往，都有相当充分的叙述。同时还说，唐长安城规划宏伟，规模空前，全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相比，较公元447年修建面积为11.99平方千米的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面积为30.44平方千米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大2.7倍。读了这些内容，自然会使人意识到唐长安在世界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在论述唐代长安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时，如果能够把唐帝国放在当时全世界的范围内，联系世界几个主要国家，诸如法兰克、拜占庭及阿拉伯，就会很自然地显出唐帝国的先进地位。先进国家的首都，无疑是先进的城市，具有先进的地位和先进的文化，这正是唐代长安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心的关键所在。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说明作者研究唐代长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向往古都，对促进西安的进一步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对于文献资料、考古成果、实地考察的各种资料，也非常注意其相互间的关系，因此其内容有理有据，结论可信。这是此专著成功的前提条件。

作者所涉及的资料很多，除了实地考察以外，有关唐代的史书、史志、笔记小说、诗文、碑刻与敦煌文书等近二百种资料，都与该书有程度不同的关系。至于唐陵壁画与敦煌壁画中有关唐代建筑，唐人风俗和宫廷生活等画面，作者也都有所研究。同时，还注意到与唐代前后长安有关的资料，运用对比的方法说明了唐代长安的历史地位。例如，为了说明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城市，仅写明其面积有84平方千米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把唐长安与国内古代都城进行对比说：它的面积是汉长安城面积35平方千米的2.4倍，是北魏洛阳城面积73平方千米的1.2倍，是隋唐洛阳城面积45平方千米的1.8倍，是元大都面积50平方千米的1.7倍，是明南京城面积43平方千米的1.9倍，是明清北京城面积60平方千米的1.4倍。［《唐都长安》（增订本），第34页］不可否认，这些数字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旧作《唐都长安》经过增订后字数增加较多，比初版增加文字约13万字，并增加130多幅图版。这部新版的《唐都长安》作为对唐长安城全面系统、综合性研究，到目前为止，其学术水平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虽然这部书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瑕不掩瑜，作者的成功还是主要的，为唐代长安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另外，作者在颂扬唐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方面都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相信，这部增订版《唐都长安》的学术成果一定会给国家把西安城建设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具体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积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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