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_[美]卫周安著，王敬雅、张歌译_9787214284570

六分仪，又叫纪限仪，主要用来测定60以内任意两颗天体的角距离和日、月的角直径。康熙十二年（1673），时任钦天监监正、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结合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铸造，陈设于京城观象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它连同其他4件天文仪器被德军劫至柏林。直到一战结束，《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战败的德国将其归还中国。这些天文仪器，承载的不仅是西学东渐的中西交流史，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浮沉。
本书用通俗的方式介绍了丝绸之路形成以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的历史。历史学家卫周安以有力的证据，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一成不变、与世界隔绝的刻板印象，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开放、创新的中国。她认为，早在欧洲人来到东亚之前，中国就已经融入了一个复杂的国际交流网络。纵观历史，在贸易、宗教、知识和技术等方面，只要交往规则不是外部强加的，中国都积极地与世界互动。中国的许多历史经验是本土与外来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贯穿中国历史的全球潮流，仍将奔腾不息。

引　言
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一直被东南沿海海域的海盗团伙困扰。在高峰时期，这一人数达到五万之众，他们有两千条舢板，这些舢板被组织成两支舰队，以越南境内的江平镇的口岸为基地。他们的大胆行为颇具传奇色彩。1805年，他们封锁了葡萄牙人占领的飞地澳门数周，在几天中断绝了处于恐惧中的当地人的饮食。三年后，他们劫持了三艘暹罗运送贡品的大船并驱使五艘美国船只在澳门火炮防御范围内避难。这一事件的高潮是，他们劫持了来访的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岛的双桅帆船，为了加大羞辱所带来的伤害，海盗们可耻地将该船拖曳过澳门城，并将船旗拖在船尾的水中。
解决海盗问题既符合中国清朝满洲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外国各种贸易上的利益，这些外国人作为商人更容易受到海盗的攻击。清廷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有权巡查中国海岸线，但是他们无力肃清海上航道。所以，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许多寻求外国作战力量和军事技术的前朝一样，在这一地区，清廷在葡萄牙和英国舰船的帮助下募集武装。但是，他们偶尔的联合出征并不太成功，还会引发相互指责。欧洲人指责中国方面与海盗勾结，中国人则抱怨欧洲人吃水深的船舶无法在浅海海域航行，因此常常让海盗溜走。
这些海盗渔民、小贩、樵夫、店主、米贩子、水手以及其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和清政府一样希望利用外国人和他们的技术。例如，海盗头子张宝的船自从从一艘发射24磅（约10.89千克）炮弹的英国船只侧舷逃出后，据说敬畏地检查了炮弹的大小。仅仅几个月后，使张宝骄傲的是，他自己的船也装上了这样的火炮。海盗经常会放过他们所抓捕的外国人的性命，从而跟他们学习专业的炮术和医药学知识，或者仅仅从他们那里学习读写外文的能力。
这些事实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显而易见，在19世纪末，中国人参与到更广泛世界交往中已经是常态。第二，由此推论，不论是官员们还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中国人在意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工艺是否源自国外。换句话说，那些被归结为中国人通常都具有的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敌视创新以及恐惧外国人的特征，在他们自己对事物的评估中并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不幸的是，甚至早在18世纪，这种误解很快成了大多数抵达中国海岸的欧洲人的习惯认知。无论这些观察者看到了什么，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观念更多地受到了自身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主要受形成它们的环境如启蒙运动、工业化等的影响，此外，也受到由美法两国革命所证明的政治自由的新激情的影响。这些外国人的判断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对这些观念的形成也负有责任。首先，宣传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方面高傲的公共宣传表达使很多观察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远远优于其他竞争者。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措辞隐藏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思想开放性。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动而非言辞时，显然，中国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没有比其他大多数社会表现出更文化沙文主义。
积习难改。很多我们自以为对中国的了解，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套刻板印象。然而，将这种认识提升到必然层面，影响却非常深远。因此，那些见多识广的人显然从常识上（但不准确地）仍然认为，中国多元而充满活力的广袤地区是一个整体，且与世界其他地区永远隔绝。这些误解主要反映了西方殖民列强的观点，甚至成了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因为西方非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这使得许多中国人承认了西方对中国的精确描述，特别是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问题上。
本书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必须消除一些长期以来受重视的神话，比如西方国家开放了一个直到他们到来时封闭的中国。首先，我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中国的君主、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民众，一直积极热心地与外部世界接触，他们允许、鼓励并主动寻求外国货物和思想的流播。但是与此同时，当权者始终不愿意让任何一种外国的思想自由发展，因为一部分民众的头脑中，外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战胜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而统治者担心会失去对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因此，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国是如何衡量世界的。同时介绍了过去几个世纪中进出中国的种种商品和思想。然而，读者也不要误认为本书关注外国的影响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一切发展，特别是现代的发展，都是受外部驱动的。恰恰相反，本书的论点是：中国的许多历史经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是本土发展，另一方面是外国舶来品和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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