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精选集_刘震云_9787540217679

刘震云，当代知名作家，八十年代中期曾与池莉、方方等一同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引起全国性反响，中篇小说《一地鸡毛》更因改编为电视剧而受人瞩目。其作品大多围绕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展开，其代表作如《官场》、《官人》等，“故乡系列”历史小说则颇受圈内人嘉许，《世纪文学经典·刘震云精选集》收录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数篇，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文人型作家的绝代风采。

　　刘震云的大手笔
　　摩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不无驳杂声音，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一条主流的血脉。这主流的血脉就是鲁迅开创的忧愤、冷峻、荒谬的传统。当这股血脉流进到世纪末的时候，依然保持着那种蓬勃、强劲的势头，这种势头在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刘震云那里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
　　当我们在刘震云的笔下读到了鲁迅式的忧愤、冷峻和荒谬时，无论是兴奋、欣慰还是悲哀，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家。
　　大感觉
　　写小说要讲感觉。判定一个写作者是真艺术家还是假艺术家，主要的依据就是他所创造的文本中有没有显露出一定的艺术感觉。艺术感觉即是作者对生活的审美体验，一个作家的独特的审美体验，首先会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出来。
　　刘震云的小说，有着十分独特的意象系列和情景氛围。大概没有哪位小说家曾经像刘震云这样赋予厕所以如此深刻强大的表现力。《官人》的开篇第一句便是“二楼的厕所坏了”。这篇描写中央机关官场生活的作品，选择这样一个又脏又俗的物象下笔，堪称惊世骇俗。接下来的渲染更见效果：“……屎尿涌了一地。天气太热，一天之后，屎尿就变成了一群蠕动的蛆虫。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大尾巴蛆，正在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那一位位尊贵的官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个出场的。整个机关的存在和运作，都浸染于这种蛆虫遍地的氛围之中。作为物象的厕所，当然小于作为物象的机关。但厕所一旦被提炼为意象，就有巨大的涵盖力，它在小说中的存在就大于机关，大于人物，大于小说所展现的局部生活，而成为一种情调，一种象征，成为决定小说的意义与美学特征的关键因素。在《新闻》中，作者故伎重演，以厕所给小说一锤定音。“各报记者经过协商，决定十九点三十分至二十点十五分，在火车站收费厕所前集合。”可该在男厕所前，还是该在女厕所前，一时拿不定主意。大家一边吃着山珍海味，一边热烈地讨论。最后决定选择在“男女之间”。此后整整两章的故事，都是围绕这厕所展开的。所谓男女之间，即为不男不女。所谓不男不女，即为不伦不类。不伦不类者，小丑、败类、卑俗、丑陋之谓也。这帮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在厕所的背景下纷纷登场，开向不伦不类的社会，去干些不男不女、不人不鬼、不三不四的勾当。小说的这种主题，仅在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凸然可触。《新兵连》以很大篇幅渲染军长的威武、庄严、慈善，然后刻意安排“我”与排长半夜上厕所时谈论军长，借助这个特殊的物象和氛围揭露出军长原来是个大流氓。下笔堪称狠毒。
　　厕所之外，还有一系列同样醒目的意象，成为刘震云小说的点睛之笔和神韵所在。《一地鸡毛》的标题意象，就十分耐人寻味。我第一次对刘震云肃然起敬，就因为听人谈到他的一篇小说名叫“一地鸡毛”，这个卑俗鄙陋的意象给了我强大的冲击，我立时认定刘震云是个精神阴暗而高贵、眼光毒辣而深邃的卓尔不群的作家。小说不忙于在鸡毛上做文章，而是首先推出馊豆腐意象。“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馊了也就馊了，刘震云却要让这一斤馊豆腐影响人物的情绪、夫妻的关系和家庭的气氛。整篇小说，整个生活，都是从这一斤馊豆腐里生长出来的。篇末，鸡毛终于出现了，小林梦见自己睡在一堆鸡毛中，小林的梦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整体感觉。这篇以馊豆腐始以鸡毛终的小说，正是刘震云所做的白日梦，其意义所在正与小林所做的梦一样。《单位》则是以烂梨为意象开头的。单位拉来一车梨，算是分给大家的过节礼物。可是，“梨是烂的。有的烂了三分之一，有的烂了三分之二”，而且是“大的大烂，小的小烂”。整个办公室嘻嘻哈哈哧哧拉拉吃烂梨的情景，将与《官人》中蛆虫遍地、臭气熏天的情景一起，标志着当代中国作家在审视时代审视生活上所达到的高度和表现时代表现生活上所达到的深度。
　　还有一个意象虽然颇为平常，可在刘震云的艺术世界中却独具表现力。那是一个近乎僵尸的瘫痪病人。《新兵连》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一群乡下来的新兵互相排挤争做新兵骨干。老肥、元首、王滴你追我赶明明暗暗争着班里两名骨干名额。元首甚至暗中告老肥一状，使老肥被退还家乡最后郁闷自杀。争做骨干的斗争最后落实为争进军部的斗争。王滴终于如愿以偿，却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如此浩大的一场搏战，一场不惜伤害友情、良知、尊严、他人性命的搏战，其胜利者所得到的不过是去做一具僵尸的奴仆，去受一具僵尸的奴役。这与那个争权夺利，最后争来一堆烂梨，而且大的大烂小的小烂的故事，正好相映成趣。
　　将这样的意象系列还原为刘震云的感觉世界，我们从这世界中看到了广阔无边的糜烂、腐臭、肮脏、卑贱、瘫痪、无情无义、无可救药。对现实生活怀有这样的感觉的人，其内心的阴暗、痛苦与绝望是不言而喻的，其人也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对这种糜烂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破译冲动。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从什么样的源头、什么样的母体生长出来的？那个源头和母体曾经是什么样的质地、性能和状态？
　　大蔑视
　　我对刘震云的传记材料所知极少，可是一读《新兵连》，就感到这是个有来历的人，而且来者不善。《新兵连》是刘震云达到风格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它叙事的琐碎与冷峻，它对人性阴暗的开掘，它对功利心和权力欲的深藏不露的仇恨，它对生活的肮脏和生命的悲剧宿命的隐而不显的哀叹，都是日后刘震云一直坚持并不断加以发挥的风格特征。写出这样奇特的作品需要冰一样的情感和铁一般的意志。
　　有了《新兵连》叙述语调和角度的准备，刘震云迅速成熟起来。他借助那批面貌奇特的中篇小说，在文坛虎虎有声地闪亮出场。他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凭着一点小感觉，东一头西一棒地卖弄才华，而是以他的大彻大悟，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他先将笔指向社会，奋力抨击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及与此相关的精神的沦丧、人性的夭亡。稍后，他腾出笔来指向历史，无情揭示权力至上的历史逻辑和由此演绎出的暴力倾向，叙写出非平等、非人文的历史本相和人在权力原则下凶残、懦弱、冷酷、卑贱、无良知、无意义的生存本相。在他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人的社会存在等同于物质形式，人的历史存在对应于权力形式，他通过对物质和权力的否定而否定了社会和历史本身，他的所谓仇物情结和仇权情结，说到底就是对社会和历史的蔑视感和批判冲动。
　　结合具体时代来理解，刘震云对社会和历史的蔑视，正是一个理想破灭、道德沦丧、固有精神价值土崩瓦解的时代所激起的心理反应和情感反应，所以他的批判冲动不是理性而舒缓的，而是带有咬牙切齿、决一死战的意味。他心中始终有个潜在的敌人，他的文学面貌很大程度受这个敌人的影响，因为他所批判的内容，正是与他所理解的敌人的特征一一对应的。当然，这个敌人并非是具象的，而是一个观念化的存在，所以这种对应性也是颇为隐晦的。你说形势大好，他说蛆虫遍地。你说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他说一地鸡毛。你说打曹操或打袁绍是为了人民幸福社稷振兴，他说是为了争一个小寡妇。你说朱元璋是真命天子，他说朱元璋是骗子和窥视隐私者。你说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他说那是饿殍遍野。你说是跟着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他说是为了争当支书和村长。你说是为了抗日，他说是报家仇。你说是斗地主，他说是为了奸污地主的老婆，等等等等。当他以这样的对应性构建起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时，我们会发现，他的批判是双重的：既批判社会与历史的非人本质，也批判人们为解说社会和历史所构建的话语体系的虚假性。二者之间，何者为重？在事物的存在和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之间，刘震云所注重的一直是后者。他固然批判社会与历史，但更多地批判对社会与历史的虚妄阐释。即是说，他既批判物质，更批判对物质的屈服；既批判权力，更批判对权力的崇拜与顺从。由于这种屈服与顺从，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文内容，变得势利、卑怯、冷酷、麻木，成为无可救药的非人。这正是刘震云所有作品所共有的深层主题。他对这一主题的展现，乃是最冷酷最有耐心的。
　　大义愤
　　中国文学在起源上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文学的政论色彩甚为显眼，秦汉散文名作有许多即是典型的政论。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更是影响深远。有人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从策论（面向国君）和社论（面向国民）中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中国人着手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时，不自觉地让它又一次从政治中生长出来。在这样的传统制约下，刻意让文学远离政治实在很难，以此博得广泛承认的作家，为数不多。跳进政治沦为附庸，又得不到较长久的承认。刘震云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迎着政治冲上去，纵身一跃，稳稳地站在政治之上，带着强大的穿透力和蔑视感，从容地玩味之，展示之。
　　刘震云的写作在整体上即是政治讽喻式的写作。他的非凡的智慧主要即表现在对中国生活的政治破译上。他的社会题材的小说，大多指向政治；那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更是毫不隐晦其政治主题。始终揪住政治主题不放，同时又能穿透政治、超越政治而显得高贵辽远的中国现代作家屈指可数，也许只有巴金和刘震云这么两位。刘震云显然比巴金更透彻、更冷酷、更刻毒；而且，由于刘震云的文本背后没有巴金式的政治主张作为支撑，所以更具阴暗鄙陋的虚无主义色彩和举重若轻的叙述智慧。刘震云生活在一个政治热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时代，他的文体中总是表现出对政治的憎恨与恶心。他设法为自己的叙事抹上戏谑、滑稽、调侃的情调，以淡化其情感色彩。但内在的精神倾向是无法掩饰的。你控制了这种泄露方式，它会以另外的方式泄露出来。刘震云描写政治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优势感即是泄露其倾向的主要方式之一。曹操和朱元璋不过是一边作报告一边放屁、用几块豆腐欺骗民众的人。慈禧乃是由一个智力低下丑不忍睹的柿饼脸村姑转生而来。陈玉成是个在瘟疫中受孕降生的满身瘴气的小无赖。负责曹操检阅大军事务的总管是个不会系裤腰带的人。朱元璋的宰相名叫王八（后加一蛋字则更有意味）。陈玉成的侍卫官小蛤蟆是个天天与母羊睡觉的性变态者。对村庄实行过较稳定的统治的赵刺猬、赖和尚、孬舅等人更是既怯懦又自私又低能的狗屎不如的流氓。他们的所谓政治行为，只不过是杀人、征粮、选美，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是决策方式由翻扑克牌改为扔钢镚，又由扔钢镚改为弹玻璃球——他们的文化想像力和政治创造力仅仅到此为止。可就是这种令人发指的小丑，决定着历史的面貌和民族的命运，成为中国生活的立法者和控制者。刘震云睥睨群丑的优势感使得他的叙事无拘无束，随心所欲，驾驭历史犹如摆弄一钱不值的垃圾。更内在地说，这种优势感的深处，乃是强烈得无以复加、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的耻辱感。
　　大想像
　　如果我们对刘震云的讨论到此为止，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他的痛切的感觉、高贵的蔑视、神圣的义愤，而不去进一步考察他的艺术世界的完整性与自足性，他审视生活的方式的独特性与开创性，我们就会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贡献估价不足。我认定他为卓尔不群的杰出作家，绝不仅仅因为被他卑贱的体验、高贵的痛苦所打动，更因为他以艰辛的劳动构建了一个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的艺术世界。一个作家要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审美发现，必须构建一个既相关于实存世界又独立于实存世界的艺术世界。
　　刘震云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即是完整而又自足的艺术世界。将《新兵连》以后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发现各部作品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所有作品则具有浑然一体的统一性。文学风格的形成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将刘震云的艺术世界与心灵世界对应起来，即可看到艺术世界与心灵世界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的文学景观。刘震云的小说具有确定的主题——抗议物质对于精神、权力对于尊严、历史对于人性的威胁与摧残。与此对应的乃是刘震云对于现实人生和实存世界的确定性精神体验。刘震云的小说具有稳定的文学视角——展示人类心灵在饱受摧残和愚弄后所出现的阴暗、丑恶与麻木。这说明刘震云具有稳定的社会性格，那就是对黑暗麻木的生活的憎恨与恶心。刘震云的小说具有共同的意象系列——将实存世界最鄙俗、最污秽、最卑贱的物象供奉在艺术世界最重要最显眼的位置上。刘震云独特的感受生活的方式——从每个细节看出生活的糜烂和人性的耻辱——由此得到了强化。刘震云的小说具有贯通的形象体系——或者在暴力与灾难的背景下展示生命的大面积毁灭，遍地尸骨成为最触目的景观；或者通过精神戕害与凌辱，展示心灵的堕落、尊严的沦丧、个性的消亡。这种波澜不惊而又鲜血淋漓的精神虐杀，构成刘震云小说形象和整个艺术世界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他通过自己的生存体验，从社会、政治、历史、人生中所把握住的主要特征。他抓住这些特征之后，不是认同之、承受之，而是要用艺术创造的方式来展示之，这说明他在认识这些东西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刺激和批判冲动，他要通过反复的、不厌其烦的展示，实现对这些罪恶因素的控制、否定、克服和超越。他的内心对于世界有一套自己独有的想像，那是一个仁慈、温暖、光明、自由、诗性的世界。他的经验世界与他的想像世界反差越大，他就越是要坚守和弘扬自己的想像世界。当他着手艺术创造时，他无法从经验世界找到合适的材料来构建他的想像世界，于是只好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批判与否定来实现他对想像世界的肯定与拥有。他拥有想像世界的愿望越是强烈，他对经验世界的批判就越是急切而又狠毒。刘震云的想像世界已经只是一具业已无望的尸体，它沉重地砸在经验世界的大地上，使经验世界因此而充满了死亡气息和绝望感。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他的由确定的主题、稳定的视角、共同的意象系列、贯通的形象体系所构成的完整的表象世界，即是这样一具砸向大地的生命残骸。刘震云的艺术想像，即是对这残骸的认知与审视，所以他的艺术世界是如此冷漠、冷酷、污秽可憎、荒寒彻骨——因为他写的不是现实的死亡，而是死亡的现实；不是人性的堕落，而是堕落的人性。这就是刘震云艺术世界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的艺术想像的独特之处。将这残骸稍作还原即可发现，被历史的天空所烧毁的，恰是那些对历史的无意义构成批判与否定的普泛的精神原则，诸如人性解放、尊严、平等、自由之类。这些原则即是刘震云关于人类命运、生命意义的大想像。他对于卑俗人生的冷酷审视，他对于社会历史的势不两立的仇恨，即是基于这样的大想像。
　　怀有这种大想像的人，对于实存世界不可能产生中国古代士大夫式的情趣，也不会满足西方中产阶级式的世俗享乐，当然，也不会对修补破烂式的社会改良抱着幻想，所以刘震云的小说表现得如此冷漠，如此干涩枯燥，如此绝望，直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他根本不屑于将他的大想像移植到他的艺术世界中，而宁愿让它虚虚缈缈地飘扬在无望的远方，以保它的清明与本真。
　　一个作家在穿透社会、政治、历史之后，在穿透中国生活的文化状态和精神氛围之后，在这世界上他还能看见什么？当然是人。接下来也许还可以问，在穿透了人之后，世界还有什么？但人似乎是个穿不透的东西，刘震云说过：“刀山火海并不可怕……但是我们怕人。”他对人保持着某种恐惧。他暂时不想自觉地去穿透人。他还需要以人作为他的立足点，以完成他对上述那些非人因素的审视与批判。但他又分明对人有点失望。在他的小说中，人是如此飘浮不定的东西，远谈不上自足自为的存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把握自己。他不但揭示了人文事物（如社会、政治、历史）对人的决定作用，而且大量展示自然事物对人的限制与掠夺。在《故乡相处流传》的那场大迁徙大长征中，河流、暴风、暴雨、暴雪、瘟疫、饥饿、劳累等等，使得流民的生存困难重重，最后竟死去十分之九。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六年的两次大饥荒，更是刘震云小说中的重头戏。人的生存在他笔下永远是这么阴暗、沉重、无望。
　　在对人的生存的长久的审视中，如果他突然对人产生虚无感，他将怎么办？他的文学将怎么办？他是像王朔那样勇敢地将这虚无一笔捅穿，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祈祷拯救之光，或者像安德烈耶夫那样痛苦得发疯？总有一天，刘震云会遇上这样的难题，中国文学会遇上这样的难题，刘震云所批评的中国生活也将遇上这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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