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
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
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
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
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史景迁、梁文道、柴静联合推荐。《寻路中国》、《江城》作者何伟（彼得海斯勒）最新力作。简体中文译本独家增补6篇故事（4篇《甲骨文》故事+2篇埃及故事）。

彼得 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之路。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寻路中国》荣获2010年度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好书奖。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2006年以《甲骨文》 (Oracle Bones) 一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2011年9月20日，彼得海斯勒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的奇石。这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旧时最爱：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250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它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放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往往看了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俩很勉强地向大门口走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一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家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张家口的这一只鹰比美国的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显得臃肿，脖子显得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只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这里的地名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宾馆的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已经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做得最为过分，以致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口。他们家先后住过家庭拖车停车场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居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已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自行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者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节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来。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不算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语，随后进入该大学的曼卡托校区进行研究生学习。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对商业经济有所见识，觉得这是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庚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着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经一天在各个中学校进行了三场演出。为了政治原因，他们只好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乡村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肆啃着新鲜的甘蔗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难耐的十天时间。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抵达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学习，那之后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乡下人那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荒野地区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扎寨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是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至此，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来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进医院。
    他向路过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帮起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重重肯定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头。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因而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蛇咬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几个关节变成了粉红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到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真的是疼痛难忍，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他身无分文，竟要和平队的医疗官汇款缴纳那一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的奇石。这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旧时最爱：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250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它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放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往往看了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俩很勉强地向大门口走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一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家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张家口的这一只鹰比美国的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显得臃肿，脖子显得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只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这里的地名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宾馆的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已经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做得最为过分，以致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口。他们家先后住过家庭拖车停车场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居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已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自行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者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节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来。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不算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语，随后进入该大学的曼卡托校区进行研究生学习。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对商业经济有所见识，觉得这是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庚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着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经一天在各个中学校进行了三场演出。为了政治原因，他们只好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乡村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肆啃着新鲜的甘蔗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难耐的十天时间。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抵达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学习，那之后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乡下人那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荒野地区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扎寨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是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至此，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来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进医院。
    他向路过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帮起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重重肯定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头。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因而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蛇咬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几个关节变成了粉红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到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真的是疼痛难忍，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他身无分文，竟要和平队的医疗官汇款缴纳那一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