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音乐家贝拉巴托克因为公开反对纳粹而遭到迫害，被迫逃亡美国。我们遇见的正是1940年的一天，逃难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敌人已经追上了他……

这是谢尔 埃斯普马克于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之外的中篇小说作品。颇具镜头感和画面感的语言叙事让读者仿佛置身一部情节紧凑的电影之中。沿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也让这部小说充满独特的艺术风格。　　匈牙利著名音乐家巴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公开反对法西斯而被迫逃亡美国。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贝拉 巴托克与妻子正在餐厅吃饭，当巴托克正举杯祝酒时，他意识到了广场另一边停靠着的黑色汽车，敌人已经追上了他。这是否意味着逃亡的终结？一时间，巴托克思绪翻飞，他回忆起了在斯洛伐克收集民歌的点点滴滴，在斯德哥尔摩音乐会上的演奏，年迈的母亲，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与此同时，他也在担忧，成功逃亡美国后，新的生活要如何开始。“你不是要跟我干杯的吗？”妻子的一句话将巴托克拉回到现实的处境中，一切的影像不过是刚刚思绪的一瞬。作者正是通过虚构了这一瞬，而让我们得以从中瞥见巴托克丰富的经历。　　巴托克 贝拉 维克托 亚诺什（匈牙利文：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1881年生于匈牙利的纳吉圣米克洛斯（今罗马尼亚境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是匈牙利现代音乐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钢琴家，民间音乐学家。他的很多创举剧烈震动了整个20世纪艺术圈， 一些专家们甚至坚信他的精华可以与贝多芬相提并论。1905年开始从事匈牙利民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东欧各国、北非和土耳其，收集民歌达三万首以上。并对民歌的结构来源作了科学的分析，写了三部论著和数篇文章。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形成了以民间特点为主，充满节奏活力与丰富想象的独特风格。　　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详实的现实资料而塑造，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肖像——埃斯普马克加上了从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因此打上了他对自己热爱的音乐和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记。对于个人的特写镜头是他作品中的关键线条。这一点，从他的另外一部作品系列小说《失忆》中便可窥见。

谢尔 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为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连续17年担任评委会主席。
　　出版有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七卷集）、《伏尔泰的旅程》，诗集11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
　　埃斯普马克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谢尔 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为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连续17年担任评委会主席。
　　出版有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七卷集）、《伏尔泰的旅程》，诗集11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
　　埃斯普马克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单独的一个人能抵抗强权吗?贝拉 巴托克 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艺术家团结在一起，他要求给算作“自愿的犹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乐被称为“颓废的”，这是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不可饶恕的挑战。可巴托克坚信他的孤独抵抗里的力量，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在这本书里，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乐是对抗那压倒性强权的真正威胁。“几个四重奏的节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进的路上吗? ”他问自己。他自答：一个站在官僚和军事控制之外的艺术是构成对强权的明确威胁的自由个体。并且，在音乐中，这孤僻的作曲家跟随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给他后来的作品烙下特点的简单、明确和空间。
　　从这本凝练的书里，我读出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肖像。从巴托克的图像里，我觉得能看到谢尔 埃斯普马克——我丈夫——加上了从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说，他让巴托克有了惊人的听力。这使巴托克在他的录音旅途中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遇见那些农民，感知他们给他的音乐里的精细味道。然后，他为这音乐获得公正的评价而奋斗，“带着爱和尊重”，将其纳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样的方式，谢尔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个人的特写镜头是他大量作品中的关键线条。贝拉 巴托克和谢尔的系列小说《失忆》中的七个主人公在一起。同样也和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现在谢尔的《黑银河》或《狼时间》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详尽的资料而塑造。却因为对音乐家思想和情感的侦听而有了生命和深度。这肖像打上了谢尔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记。
　　我也以为，巴托克对权力的“无意义的抽象”的批评——那剥夺人的个性的——和谢尔有时对当下瑞典官僚主义者的批评有关。当个人的命运和私人的灾难减化为权力设备可操作的符号和数字时会发生什么呢? 巴托克在书的最后对自己的审讯，我当然能认出来！“他对他的生命作了些什么?”他问他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谢尔在两本新近的作品中审视了自己的潜在动机，《记忆说谎》及《狼时间》。在那里，他拨开了所有的浮渣——那遮盖了最下面的真实的——一个简单的木板，最终可以站立。
　　同样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严格也对应着谢尔自己的风格理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长。故事集中于那最精华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语全部削去。这让文字绷紧，有时这是费力的。同时，多读上几回，每读一回，都能获得新发现。

　　也许秘密就在于，那宽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开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层面——巴托克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也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作家自己体验的，却让巴托克接管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间古老的农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闹起鬼来。充满了各种声音：哀号、唠叨、窃笑、警告和争吵。他发现，声音来自壁炉里薄薄的风门。主人拒绝了他理性的解释。自然，他得到了个教训。也许那风门，是帮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联系的装置。他自己不就是让逝去的站在我们面前的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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