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质疑（著名学者丁东先生热议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_丁东　著_9787229043032

　　《永远的质疑》是著名学者丁东先生的随笔集。书中对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进行评议，话题涉及公共政策、司法、行政执法、计划生育、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新闻传播、宣传、出版、言论、对历史的反思等。作者质疑权力异化，质疑司法不公，质疑道德沦丧，质疑诚信缺失，质疑学术腐败，质疑知识分子失声……作者自云：“在众人不疑处有疑，是公民的优点；面对权力和主流说出自己的疑问，是公民的勇气。”以“永远的质疑”为名，正是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永远的质疑》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正得失，正良知。

　　公民有话
　　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
　　今年以来，许多媒体都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一批有看点的文章和节目。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采访原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当年随新任省委书记万里下乡调查，走进一家农户，主人躲在床上不肯下地。原来，他穷得连一条裤子都没有。这种惊人的现实，成为促使万里下决心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包产到户被最高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度批判，几起几落，直到万里主政安徽，宁愿触犯天条，不能得罪百姓，终于让种地的自主权回到农民手里。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成为突破
　　口，推向全国，使几亿中国农民告别了饥饿。万里当年下乡调查研究，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预先安排布置，才能看到农民的真实处境。现在有些官员也到基层调查研究，但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出发之前，先派人去“踩线”，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在什么地方停车，和什么人见面，由什么人汇报，让谁参加座谈，发言谁先谁后，都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甚至连参加座谈者的发言内容，都要事先写出稿子上报。这样经过“导演”的调查研究，能否了解到基层的实情，令人疑问。因为下面的干部很自然要向上级展示政绩，掩饰缺点。汇报情况也可能投其所好，专拣领导人爱听的说。如果领导者本来就不想接触矛盾，只想听听顺耳之言，这样安排倒也适得其所。
　　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调查研究，我看有点类似于接待外宾。有人戏称：这是礼宾司对内。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当然要讲程序，讲礼仪。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预先作出周密安排十分必要，程序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分钟。如果外事礼宾部门考虑不周，安排不细，弄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外事经验。不光中央的外事部门掌握，地方政府也掌握。然而，把这种接待外宾的方式移植到接待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则很不妥当。因为内政和外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调查研究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高级领导人和基层百姓，各自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上级不了解民情，民情不能上达领导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次很多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领导干部尽可能多地了解民情，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了解民情，有很多途径，比如公开媒体、内参、助手的帮助，现在又有了网络，但所有这些方式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还是不能代替直接的调查研究，只有亲历现场，接触百姓，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早就存在，高层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农村妇女熊德明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诉苦，还是触发了高层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预先规定熊德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或者像熊德明这样口无遮拦的百姓，根本就不让她和高官见面，结果自然两样。
　　采取什么方式调查，效果大不一样。预先安排好座谈对象的发言，等于事先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结果。这种调查，有害无益。回想起“文革”后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山西省委机关工作，领导布置我到昔阳和大寨调查“经济领域的革命”。其实就是总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到了那里，不准自由接触农民，也不准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只许看县委提供的材料和各种新闻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调查报告，还得经昔阳县委审查。当时，大寨和昔阳是通天的，即使是省委，也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回想起来，这篇报告，洋洋万言，没有一条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是太荒谬了。
　　其实，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2008年）
　　官员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了，公民意识教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相反，伤害公民教育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主持下，由一百多名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历时数年，编写了一套八册的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我认为，这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教材，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这套教材在一些小学试用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以这套教材的诞生为契机，让公民教育普遍走进我国中小学校的课堂。某些掌握权力者对教材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善意地提出改进意见，也不和编者进入平等的沟通，而是强令北京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必须收回，把这套教材打入冷宫，上百名教育工作的心血付之东流。
　　建国60年来，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同时还有各级官员。中国的平民固然需要提高公民意识，官员更需要提高公民意识。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中国官员的学历提高很快，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占绝大多数，博士、硕士的比例也不小。他们在学校学了专业课、政治课、外语课，但没有接受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在许多官员那里仍然是个空白。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公开场所的一言一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官员的雷人言辞，例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瞬间传遍了世界。也许这位官员是一时失语，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官员的内心并不承认主权在民。地方官员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接连不断。从贵州彭水诗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大量地方领导人不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物？支配他们执政的，其实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代牧民思维，还是和“公安六条”一脉相承的专政思维，与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辽阳市进行公车改革，公长岭区给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高达8万元，宏伟区书记和区长的车补也高达7.6 万元，是当地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可见这些官员设计政策根本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也缺乏公民意识的系统教育，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公民意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官员，如果不有意识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权力就会使他们头脑膨胀，做出种种现代公民社会不能接受的蠢事。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公民意识教育的补课。
　　并且应当排除干扰，尽快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确立公民教育的应有位置，这样才可能使未来官员的政治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因为明天的官员必定出自今天的学生。
　　（2009年）
　　官员公款出国无权对纳税人保密
　　由广州海事法院院长带队，有副院长、庭长、副局长等一行6人组成的考察团，花费人民币四十八万余元，赴南非、埃及、土耳其等国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一事，近日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关注。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一条常规的国际旅游热线，纵有南非约翰内斯堡市法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埃及开罗律师协会的正式邀请函，纵有拼凑而成的考察报告，也难以服众。硬要把公费旅游解释成是正常公务活动，其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尤其让人不安的是，这条旅游线路自费出行的报价仅有2万多元，这几个官员一人平均花费高达8 万多元，还说“没有超过预算”，其中有无回扣？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行的时间是2009 年1 月7 日至18 日。去年5月，汶川地震，中央政府提出紧急压缩行政开支；国际金融风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2009年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要在近3年平均数基础上压缩20%”。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官员以公务出访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看来官员越过审批程序，我行我素，公款出国旅游，仍然不在少数。人们不能思考，现行制度的漏洞到底在什么地方？
　　广州海事法院称，是有人在该院的“OA”系统窃取内部文件，然后发布到互联网上，被媒体广泛关注，“只是现在仍无法查出是谁把内部的信息传播出去”。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官员公务出访，都是官方机构内部安排，内部汇报，内部监控，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广大公民无从知晓，更无从监督，因而黑箱运作的余地很大。广州海事法院六官员此次出行的信息，只是偶然被公开，就被社会看出破绽，露出了冰山的一角。如果把官员公务出访的信息普遍公开，就不知问题要有多少了！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官员公务出访。史家公认，30年前谷牧等人出国考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过很好的作用。他们回国后，作了多场报告，颇受欢迎，让国人开阔了眼界，改变了观念。但是现在大量的官员公款出国，其行程内容，实在是向公众拿不出手！
　　不久前，茅于轼等学者发出倡议，要求“三公”消费（即公款出国、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吃喝）信息公开。依照2008 年5 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和第九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三公”消费支出属于相关财政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政府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公民、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因此，公民有权向政府的财政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告知近年来当地政府各机关公款出国、公款购车用车和公款接待费用的具体数据。各级政府机关的公款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这些钱怎么花，不应当向公众保密，向纳税人保密。建议国家制度明确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常规的官员出访，都要将出访目的、行程安排和费用支出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约束官员必须在阳光下活动，假公济私的行为就无处藏身了。
　　（2009年）
　　解决“计生黑户”是政府职责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多余的十五年》，介绍了15岁的北京女孩李雪的命运。李雪是第二个孩子，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低保为生，交不起5000元钱的罚款，所以李雪一生下来就报不上户口，也不能上学读书。我读了这篇报道之后，非常心酸。人们常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李雪也应当是花之一朵。不论她的父母有什么过错，她是无辜
　　的。将心比心，一个花季少女，想进学校不得其门而入，是个人的不幸，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像这样因为计划生育原因上不了户口的孩子，人称“计生黑户”。全国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黑户？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今年福建省着手解决黑户的问题，估计全省未落户的人口约有18.3万。按福建人口3400 万计算，黑户是人口数的0.5% 多一点。按这个比例推算，全国可能有700万。几百万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些人如果集中起来，够一个中等国家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总而言之，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以教育而论，这么多没有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我国，户口管理本来是公安部门的独家责任。国家先后颁布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执法机构都
　　是公安部门。每个中国公民出生，公安部门理当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各个部门都要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人口增长的急刹车，俗称“准生证”的计划生育证明，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申报户口的约束性条件。没有“准生证”的新生儿，父母就要交纳罚款，才能报上户口。这种做法固然加大了计划生育的力度，但也造成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黑户”：有的是因为交不起罚款，有的是想逃避罚款，有的是第一胎生了女孩，还想生男孩，故意不给女孩报户口。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也报不上户口。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少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沦为“贱民”，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又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计划生育沦为“黑户”，如果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加以解决，将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之列，人口爆炸的风险已不存在，计划生育的攻坚战早就打完了。只要计划生育部门放权，不介入户口登记，黑户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今年，福建省公安厅经省政府同意，由公安厅、计生委、卫生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解决我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的意见》，规定办理户口登记不得把交纳社会抚养费作为前置条件，严禁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进行违规罚款和其他搭车收费，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福建可以办的事，全国也可以办。如果中央政府出面协调，让计划生育因素退出户口登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黑户”的体制性原因。这样，不但可以让千千万万个李雪和正常青少年一样沐浴共和国的阳光，也为各级政府正确掌握人口数据，准确把握国情，减少了干扰性因素。
　　（2008年）
　　
　　司法不公的寒蝉效应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 月15日，一位九旬老人摔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过往行人无一理睬。体育舞蹈教练魏永玲从旁路过，于心不忍，但又怕好心不得好报，只好拉住数名路人，见证老人摔倒与她无关，然后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又联系了120急救车，才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此时，距老人倒地已经超过20 分钟。
　　这位老人为何如此不幸？人们为何见难不愿帮，见危不敢助，见死不能救？这是不是中华民族正常的道德状态？这一现象，显然与不久前的“彭宇案”有直接关联。所谓彭宇案，也发生在南京。年轻人彭宇出于好心，在公共汽车站把跌倒在地的徐寿兰老太太扶起来，又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和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几万元医药费，便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其后，徐老太太向法院起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推理方式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这件事引起舆论大哗，也造成了寒蝉效应，使得人们普遍有了戒心，遇到这种事，敢不敢伸出援手，已经成了问题。
　　同类情况不仅发生在南京，全国都有。前几年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刘秋海事件。刘秋海是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他在广西救了一个骑摩托摔倒在路边的女青年陈小俐，同样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当地交警认定就是刘秋海撞了人，判他赔偿。刘秋海告到法院，结果败诉。他为挽回名誉奔波了好几年，并得到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声援，也没有改变司法判决的结果。
　　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高居世界之冠，但人们的道德状况却每况愈下。见难不愿帮，见危不敢助，见死不能救，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遇到的道德困境。至于损人利己、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的蔓延，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就更严重了。这种道德状况，能不能支撑中华民族的健康崛起，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有人把法律和道德看成不相关的两个领域，认为司法行为无须为道德风气负责。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司法行使的是公权力，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力极大。司法公正，是维系社会健康的底线。社会健康，人们才愿意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司法结果不利于做好人，好心人无好报，社会道德风气必然恶化。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我想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法官的水平不高，枉判糊涂案；二是法官与一方当事人有利益纠葛，不想秉公判案；三是司法不独立，党政权力支配了司法审判。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我想不是出于第一条，就是出于第二条，所以受到了新闻舆论的强烈关注。这只是一起民事纠纷。至多给当事人带来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还有一些司法不公表现在刑事审判，败诉的是正直的律师、说真话的记者、反腐败的义士、维权的公民。颠倒黑白的判决，使得人们畏于关心公共事务，不敢行使公民权利，使得国人明哲保身，形不成公民社会。这种寒蝉效应，在更深的层次上败坏着中国人的公德，这是更加令人忧虑的。
　　（2010年）
　　警惕公权对公德的制度性伤害
　　上海市有关钓鱼执法的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的一起受害司机已经怀疑要求搭车者是钓钩，仍然落入执法部门设下的圈套，受害司机为了自证清白甚至悲愤地自残。执法部门在舆论对此类事件强烈关注以后，仍然坚持钓鱼执法，令人震惊。伤害一个热心助人的无辜司机比漏过十辆无证经营的黑车，对于社会公德的败坏更严重。前两年发生的彭宇案使得南京的百姓再不敢帮助摔倒的老人。如果放任执法部门启用钩子陷害热心司机，必将严重地挫伤国民助人为乐的善心，摧毁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
　　目前，当事人的诉求主要是还自身以清白。我认为，当地政府不但应当查清事实，还受诬者以清白，退赔罚款，赔礼道歉，还必须进一步反思这种钓鱼工程背后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表面的现象就是执法部门利用一些人的挣钱冲动，充当钩子，对开车人进行构陷。有记者调查，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职业举报人激增，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这就形成了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深层的原因是基层的执法部门的压力和动力来自于上级的罚款任务指标。
　　有人已经从交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到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 － 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表明该大队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 多辆”、“罚
　　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完成罚款指标，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没有好处，只要查一查罚款的去向就清楚了。这种罚款经济制度只要存在，钓鱼执法的乱象就不会消失。执法部门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所具有强制性，必定对全社会的道德状况起到强烈的导向作用。全社会大面积的道德坍塌，其根源往往是公共权力导向出了差错。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逢政治运动往往要定出打击对象的指标和百分比，如果整不够，运动的领导者要就被视为右倾，只好拿无辜者凑数。引蛇出洞、栽赃诬陷、卧底告密、夫妻相害、父子反目，一时间都盛行起来，中国的传统美德荡然无存。
　　如今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罚款经济。领导部门制定罚款指标，就是以公民大量违法为预设，这本身极其荒谬。如果公民普遍守法，执法者就完不成任务。执法者为了完成任务，必然处心积虑地制造罚款对象，伤害无辜公民。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只能激励执法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事，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视伤害无辜公民为畏途。执法者的经济收入只能来自于财政拨款，而不能与罚款挂钩。如果制度安排相反，公权伤害公德将成为常态，我们将沦入丛林社会。
　　教育有疾
　　211工程质疑
　　211 工程，是启动于上世纪90 年代初的国家教育项目。当时说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这项工程此前确定了107所高校，今年教育部又增加了海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目前一共是112 所。
　　211 工程实施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进入新世纪也9年了，国家向这些高校倾斜投入的资金，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人们看到现实是，原来是国内名牌大学的，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未见缩小；原来是地方院校的，也未因为进入211工程成为社会公认的名牌大学。相反，有的院校原来是国内名牌大学，在并校和扩张过程中，兼并了一些普通院校和专科院校，或借助社会力量办了“独立学院”，其专业教学科研水平良莠不齐，信誉不是提升了，而是明显下降了。
　　上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了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美金升值，清华大学资金充裕，正在大兴土木，梅先生这句话本意在针砭时弊，却成为后人理解大学真精神的钥匙。如今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国家财政实力增长很快。依靠行政权力，把一部分高等院校确定为重点栽培的对象，注入更多的财力，确实可以迅速提升这些高校的硬件水平和教师待遇。客观地讲，一批进入211工程的大学，大楼盖得相当漂亮，经费也相当充裕，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外国的名牌大学。一些大学钱多得已经到了年终不知怎么花的地步，但在学校的管理体制、科学研究的境界、学术探索的自由度、教师的师德与敬业、学生的学业追求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与国外一流大学仍然是两重天地。
　　不久前，有关大学排行榜的内幕交易被新闻曝光，使人们了解所谓排行榜到底是否具有公信力。其实，211工程也是一个大学排行榜，是一个行政权力主导排行榜。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既不能相信某些赢利机构的忽悠，也不应当由政府出面排座次。能不能培养优秀的人才，要由社会来检验，能不能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要由国内外的学术同行来评价。更重要的是，大学的水平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国际一流的大学是教育家自由竞赛的产物。高水平的大学由于人为的原因可以一落千丈。普通的大学由于大师的进入，校长和师生的努力，也可以变成一流的大学。211工程只进不出，只增不减，这种设计本身就不符合大学水平消长的动态规律。另外，由于211 工程的实施，已经在211院校和非211院校之间形成一道鸿沟，普通院校失去了励精图治、自我提升的希望，有些211 院校招收研究生，排斥来自非211院校的考生，有些211 院校，拒绝来自非211 院校的师资流动。
　　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出台就业歧视规定，要求学生必须从211院校毕业，否则不予录用。这条鸿沟，目前还有扩展加深之势。有教无类，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这些旨在公平的教育思想不应当被丢弃。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快出人才，国内设置了一批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后来人们发现，这一举措极大地伤害了教育公平，弊大于利，青少年到重点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几乎为权力和金钱所垄断。于是，教育行政部门下令扭转，其后遗症至今不能根治。教育公正是宪法原则，义务教育不应违背，高等教育也
　　不应违背，由于211工程的实施造成的有悖于教育公正的负面影响，不应漠视。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如何才能公正地分配，值得决策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反思。
　　（2009年）
　　为讲座松绑
　　对于大学来说，开门延请校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演讲，本来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中国领导人以到国外大学演讲为荣，外国政治家也以到中国的大学演讲为乐。这种演讲不仅有外交上的意义，还能丰富大学教学内容，活跃大学的学术气氛。
　　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高等院校，讲座的意义尤其重要。前几天，我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的一次演讲，遇到一位来自郑州某高校的研究生。他说，听这样的演讲，太开脑筋了，真希望北京的著名学者能到我们那里去演讲。我说，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当年是在山西念的大学，太知道地方院校的学术环境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很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听过一流学者的演讲。目前中国的学术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学位证书拿到了，却连本学科前沿的门牌号数都不知道在哪儿。前几天，我还认识了一位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
　　和他聊了一番，感到他眼界很开阔。他告诉我，本科是在内地上的一所地方大学，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真东西。到香港中文大学自费读了一年研究生，学费加生活费大概花了10万元，费用虽然比在内地上学高得多，但还是很值得。光是那里中外著名学者川流不息的讲座，就是内地大学根本听不到的。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经费也比过去宽裕得多，就是地处偏僻的院校，邀请一线的知名学者讲学，从物质条件上讲也不再困难。但从政策环境上讲，却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比如，教育主管部门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讲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的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讲座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足够正确了，但结果很可能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
　　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
　　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人们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现代传统是由蔡元培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奠定的。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来概括。他管理北大，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这才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得益于此。这是历史的经验，今天并不过时。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部长能够接续蔡元培的传统，对现行规定有所反思。如能为讲座松绑，则学生幸甚，校园文化幸甚，中国大学幸甚。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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