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文集·第5卷：文选（1992年8月—1996年12月）》为十卷本，汇集了作者在解放初期恢复东北工业，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赴苏谈判156项工程，三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国民经济调整，建立新中国物资管理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期间国民经济管理，企业整顿和改革，制定《企业法》，开创职工教育和MBA教育工作，开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建民间经济类社团，建设中国企业家队伍，以及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工作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

袁宝华，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他在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卓有建树，对职工教育和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像推广全面质量管理那样推广价值工程
(1992年8月6日）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
(1992年8月10日）
企业干部要职业化
(1992年8月12日）
落实《条例》要知难而进
(1992年8月27日）
附：中企协第30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企业要面向市场
(1992年8月）
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
(1992年9月4日）
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
(1992年9月26日）
重视选拔和培训企业班（组）长 要像推广全面质量管理那样推广价值工程
(1992年8月6日）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
(1992年8月10日）
企业干部要职业化
(1992年8月12日）
落实《条例》要知难而进
(1992年8月27日）
附：中企协第30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企业要面向市场
(1992年8月）
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
(1992年9月4日）
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
(1992年9月26日）
重视选拔和培训企业班（组）长
(1992年9月27日）
加快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
(1992年10月）
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深化企业改革
(1992年11月20日）
组建企业集团切忌盲目
(1992年11月21日）
要把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办得更好
(1992年11月24日）
企业如何走向市场
(1992年11月28日）
把认识统一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
(1992年12月1日）
在深圳市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2年12月12日）
盛世也要用“重典”
(1992年12月27日）
从“自主管理工作法”谈加强企业管理
(1992年12月30日）
有色金属工业要逐步实现集约化经营
(1993年1月5日）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几个问题
(1993年1月6日）
中国企协要为企业分忧
(1993年1月18日）
学会、协会的生命力在于服务
(1993年2月2日）
一切有悖于改革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翻牌公司”应立即刹车
(1993年2月4日）
附：中企协第32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中国企协的“三自”方针
(1993年2月5日）
包装工业再上个新台阶——为《中国包装工业》创刊号而作
(1993年2月11日）
《春潮侧影》序
(1993年3月7日）
在会见攀枝花钢铁公司领导班子时的讲话（摘要）
(1993年3月8日）
关于举办纪念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等活动给朱镕基同志的信
（1993年3月16日）
附：朱镕基同志的复信云南部分地区及攀枝花市的调查
(1993年3月20日）
在北京市部分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3年3月29日）
抓好散装水泥工作是件大事情
(1993年4月7日）
集装箱运输的改革与发展
(1993年4月23日）
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开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局面
(1993年5月5日）
注意防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1993年5月15日、22日）
附一：中企协第38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附二：中企协第39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在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企业家联谊会第四次会议暨全国13城市企业家联谊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93年5月23日）
坚持“以质取胜”，积极推行国际系列标准
(1993年6月8日）
出路在于改革
(1993年7月5日）
在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
(1993年7月28日）
附：中国企业家协会代表团访问韩国的报告(1993年8月31日）
树立牢固的质量意识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1993年8月5日）
要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1993年8月12日）
企协在工作中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1993年8月21日）
关心热点，抓住重点，突出特点
(1993年8月30日）
现代化技术装备与现代化管理要紧密结合
（1993年9月27日）
附：《宝钢现代化管理丛书》序把信息工作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1993年11月4日）
企业要盯住市场
(1993年11月17日）
制止管理“滑坡”
(1993年12月2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实践观点、群众观点和创新观点
(1993年12月17日）
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次谈话
(1993年9—12月）
制定和执行政策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94年1月27日）
横店模式的启示
(1994年1月31日）
中介组织要注意政策性问题的调查研究
(1994年2月25日）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
(1994年3月24日）
致徐惟诚、李传华并刘云山同志的信
(1994年4月8日）
认清新形势作出新贡献
——在全国政研会第八次年会上的讲话（摘要）
(1994年4月17日）
在国内贸易部召开的流通行业社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4年4月27日）
在全国煤炭工业“双十佳”采掘队长表彰会上的讲话
(1994年4月29日）
搞活企业必须进一步做到“四个分开”
(1994年5月18日）
《山东好汉——活塞大王发迹录》序
(1994年5月22日）
在北京联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94年6月3日）
企业出路在改革，改革优势不能丢
(1994年6月8日）
在中企协第42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94年6月17日）
附：中企协第42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关于加快企业家队伍成长的几点意见
(1994年6月23日）
突出特点，继往开来
——祝贺《工人日报》创刊45周年
(1994年7月11日）
大力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
(1994年7月16日）
在1994年质量万里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994年7月28日）
发展同一些国家雇主组织的友好合作
(1994年8月24日）
邯钢走了一条正确的办企业道路
(1994年8月29日）
谈职工培训和再教育
(1994年8月）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50周年
(1994年9月7日）
在中企协第43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94年9月8日）
附：中企协第43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对北京中新企业管理学院的几点希望
(1994年10月8日）
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994年10月10日）
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
(1994年10月12日）
努力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
（1994年10月18日）
听何光、李亨业等同志汇报职工教育工作时的谈话（摘要）
（1994年10月26日）
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会开幕及姚雪垠文学资料陈列馆奠基给南阳市
委书记李清彪同志的贺电
(1994年10月31日）
要善于发现和发挥本地的优势
(1994年11月10日）
职工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1994年11月29日）
大力提倡企业家职业化
(1994年12月1日）
国有企业一定能再造辉煌
(1994年12月8日）
社会要承认，自身要振奋
(1994年12月16日）
关于企业家职业化问题
(1994年12月18日）
坚定地树立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
(1994年12月23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及出路
(1995年1月5日)
提高企业竞争力必须具备的条件
(1995年1月10日)
为企业深化改革出谋划策
(1995年1月14日)
在中国企协、中国企业家协会五届二次执行理事会议上的讲话
(1995年1月18日)
发扬50年代精神，树立90年代观念
(1995年1月20日)
在中国职协1995年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5年1月20日)
努力办好《中国企业报》
(1995年1月25日)
职工教育将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直接发挥作用
(1995年1月28日)
企业管理是件大事
(1995年2月16日)
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企业家形成机制和激励机制
(1995年3月1日)
在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5年3月18日)
依靠全体职工办好企业
(1995年3月21日)
促进珠宝行业的健康发展
(1995年3月23日)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995年3月27日)
借鉴有益的东西，发挥自己的优势
(1995年4月4日)
论企业家的修养
——为1995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而作
(1995年4月21日)
“新三会”、“老三会”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在中企协第44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5年4月26日)
附：中企协第44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如何协调好新老三会的关系
论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1995年6月20日)
致河南大学校长靳德行同志的信
(1995年7月3日)
附：靳德行校长给袁宝华同志的信
《中国技术引进的经验与探索》序
(1995年7月15日)
要加强政府现代化管理的研究
(1995年7月19日)
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若干问题
(1995年7月25日)
政治工作仍然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995年8月22日)
在第十届国际商品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95年9月4日)
办好企业管理报刊要在特、实、高、新上下功夫
(1995年9月14日)
“八五”抒怀
(1995年9月16日)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进一步学大庆，学解放军
(1995年10月4日)
关于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点意见
(1995年10月11日)
继承优良传统，发展企业文化
(1995年10月15日)
《关于“人”的话题》序
(1995年10月25日)
市场竞争是企业素质的竞争
(1995年11月13日)
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域
(1995年11月22日)
附：《袁宝华协会工作文集》序
在中国物资流通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95年11月)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用改革的精神进行创新
(1995年12月5日)
管理要不断创新
(1995年12月10日)
不要小瞧了在长期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旧观念
(1995年12月20日)
在中施企协三届一次理事长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95年12月25日)
强化、完善企业的监督机制
(1996年1月4日)
为中国工业跨世纪的发展提供全面翔实的基础资料
(1996年1月9日)
对发展食品工业的几点意见
(1996年1月23日)
一切要从增强企业活力出发
(1996年1月31日)
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
(1996年1月)
同山东企协领导同志的谈话要点
(1996年2月7日)
关于调查研究与决策问题
(1996年3月1日)
我们向马恩华同志学习什么
(1996年3月6日)
要重视工业工程推广应用工作
(1996年3月14日)
回忆震后开滦煤矿复产会战二三事
(1996年3月21日)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是转变思想观念
(1996年3月27日)
转变观念比什么都重要
(1996年3月30日)
思想道德建设要常抓不懈
(1996年4月2日)
关于企业改革问题的谈话
(1996年4月4日)
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四种机制
(1996年4月12日)
关于企业家修养和健康成长的若干再思考
——为1996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而作
(1996年4月21日)
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搏击
(1996年4月)
企业界都来关心《中国企业报》
(1996年6月10日)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点面结合
(1996年6月12日)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全集》总序
(1996年6月18日)
在启动“用户满意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996年6月18日)
依靠职工办好企业的再思考
(1996年6月24日)
注意总结试点经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1996年6月27日)
附：中企协第47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同贵友、长安、金伦等公司负责人的谈话
(1996年7月26日)
从战略高度认识名牌的重要性
(1996年8月29日)
对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必须进行守法教育
(1996年10月22日)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解决几个认识问题
(1996年11月3日)
在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企业论坛”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1996年11月9日)
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
(1996年11月18日)
在荷兰企业经营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6年11月19日)
附：关于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企业论坛”会议和访问
法国、荷兰的情况报告（1996年11月）
企业协会的生命力在于为企业服务
(1996年11月26日)
新时期更要坚持“生命线”的论断
(1996年11月27日)
关于企业家协会的名称问题
(1996年12月2日)
工业史料的收集工作重在挖掘
(1996年12月3日)
市场竞争是赢得用户的竞争
(1996年12月11日)
企业管理是企业的永恒主题
(1996年12月18日)
企业党政一把手要“两手抓、两手硬”
(1996年12月20日)

要像推广全面质量管理那样推广价值工程
　　这是袁宝华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价值工程讲座”开播时的讲话。
　　（1992年8月6日）
　　价值工程这项现代管理方法，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从工业发达国家引进的。经过十多年的消化、吸收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了它对我们是适用的，受到企业和职工的欢迎。江泽民同志说过，价值工程常用常新。为什么价值工程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呢？为什么价值工程犹如一件法力无边的宝贝会常用常新，并在现代管理方法中独占鳌头，其理由何在？我看其原因如下：
　　第一，“价值工程”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所谓“价值工程”是指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使产品或服务达到合适的价值，用最低的费用，向用户提供必要的功能。应用价值工程，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费用，从而使企业和用户都受益。从我国和其他国家应用的情况来看，价值工程一般能够降低成本的5％～30％，有些可以达到50％以上。十多年来，我国应用价值工程取得的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虽说目前无全国性统计数字，但是从一些行业和地区来看，效益都是数以亿元计。机械工业应用价值工程最早，已经取得了十几亿元的经济效益，上海、天津都在上亿元以上。一批应用价值工程较早的大型企业也都取得了上千万元的效益。这些效益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是经过财务部门认可的、已经拿到手的效益。因此，价值工程被人们誉为投入少、产出多、一本万利的“秘密武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金矿藏”。
　　第二，“价值工程”是开展双增双节等群众性活动的一种科学方法。双增双节活动、合理化建议活动、双革活动以及中国企协推行的一些先进管理方法活动等，都是我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发挥主人翁精神的重要体现和伟大的创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群众创新活动与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相结合就会如虎添翼，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它们在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等活动中，都充分地利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强化企业管理。价值工程之所以最适于广大职工群众学习和应用，是它的应用领域特别广泛，诸如大型工程、产品设计、工艺改进、物料代用、费用节约以及组织管理、企业管理各个方面都可以应用。
　　第三，“价值工程”容易学、容易用、容易见效，便于普及。一些企业开展全员价值工程或者是个人价值工程活动，效果显著，受到群众的欢迎。
　　第四，“价值工程”有助于培养职工良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价值工程既是一种现代管理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学习和应用价值工程，要观念重于技法。工业企业全体职工开展价值工程活动，不但可以使企业取得立竿见影的实际效益，而且可以促使职工接受价值工程所体现的系统思想和协作观念，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并且应用到各项工作中去，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企业长期受益。
　　总之，在全国大力推广应用价值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重申我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要像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一样推广和应用价值工程！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实事求是不拘一格
　　这是袁宝华同志于1992年8月10日在中国企业改革经验首次发布会上的讲话摘要。
　　（1992年8月10日）
　　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到现在已将近14年。这14年中，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们抗御了各种自然灾害，也抗御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种种制裁和苏联解体、东欧演变的影响。我们能够顶得住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使我国国民经济实力成倍增长。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能够完成我们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政策、方针正确，除了全国人民的巨大努力，我看也是同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我们接受了过去历次调整的经验教训，只用了一年时间，大致从1988年9月份到1989年8月份，把过热的经济降下来了，又从1989年9月份到1990年8月份，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进行了经济调整。好多企业的同志都亲身经历了这段艰难时期，大概整整在谷底徘徊了一年时间。从1990年9月份以后，国民经济开始上升，大概也用了一年时间。所以到1991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宣布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我们的国民经济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好形势。第二个好形势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人讲是一阵春风、一场春雨。我说这个形容不够，应该说是一声春雷。这一声春雷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使我们更明确更清醒地看到前进的道路和我们所肩负的任务，大大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过去一段时间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在小平同志谈话里，都给了明确的回答，比如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左”和“右”的问题，具体来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小平同志再一次以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分析和对待这些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总结了我们这一段的好经验，把它提到理论高度。“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说应该是一声春雷，然后才是一阵春风、一场春雨，万物茁壮生长起来。这是第二个好形势。第三个好形势是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造就了一批奋发有为的企业家。这支企业家队伍，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在克服重重困难的历程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他们带领千军万马，在国内外无情的市场竞争中冲锋陷阵，克敌制胜。这是个重要优势。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改革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具备较好的条件，具有很多优势。
　　第二我想说一说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问题。解放思想是毛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出的。当时还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把人们的头脑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主席当时讲：主观主义不要小看它，它还是个主义呢！他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就提倡解放思想。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主席作了一个月消灭敌人多少个旅的计划。当然他是从敌我双方对比的变化中，看到事物的本质的。他鼓励我们大胆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辟根据地。建立新中国以后，毛主席还是提倡解放思想，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过去我们熟悉的东西要闲起来，不熟悉的事情，不懂的事情，要去学习。号召大家向群众学习，包括向资本家学习。当然，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看主要还是在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了解实际情况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没坚持下来，过分地夸大了敌情，特别是党内情况，这就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
　　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教训，小平同志再一次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且大胆地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有机会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企业改革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当时，国家经委刚刚从国家计委分出来，2月分出来，4月就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同志说，国家经委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案。当时我们研究一下，提出了扩大十条权利。以后国务院不断发了好多扩权文件，一直到198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92年7月，国务院又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总之，这十几年来，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些重要意见、建议的提出，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当然，解放思想以后不是去蛮干，不能脱离我们的实际。
　　思想解放以后，就需要进行探索，要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对于这条河的深浅我们不知道，摸着石头去过，才不至于被淹死，但不能靠拍脑袋。解放思想以后，把束缚我们头脑的桎梏去掉，我们就可以开动脑筋，就像毛主席在延安讲的那句话，“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毛泽东文集》，1版，第3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毛主席讲了孟子的一句话：“心之官则思”，我们头脑的作用就是要思索，就是要开动脑筋。思想解放以后，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障碍。我们要克服重重困难，就需要进行探索，探索出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不经过探索和实践是不行的。鲁迅曾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就是说，我们前进的道路、改革的道路，要靠我们实践探索出来。要探索就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胆识，去大胆进行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还要认真地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巩固，才能继续前进，才能发展。这14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有六个方面的经验需要我们很好地去进行总结：
　　第一，总结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发区的经验，特别是经济特区的经验。
　　第二，总结成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验。它们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最近，经贸办提出要在全国学习首钢、吉化和上海二纺机厂的经验，我很赞成。
　　第三，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它们冲破了重重困难，发展成为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的经济力量。它们的经验要很好地总结。
　　第四，商业企业“四个放开”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商业部门正在推广这些经验。
　　第五，总结三资企业在中国办得好的经验。三资企业有党的建设经验，有民主管理经验。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在有些三资企业里面，还是“地下状态”，这不正常。据深圳的同志讲，他们那个地方的三资企业，有的外商主动提出要发挥我们党组织的作用。
　　1980年日本松下电器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到中国来时，他向小平同志提出，要联合日本5个电子企业在中国建立一个合资的电子工业基地。他计划：日方投入的，第一是资金，第二是先进技术设备，第三是技术诀窍，第四是日方派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方投入的，第一是场地和可以利用的厂房，第二是可以利用的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第三是中方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第四即最重要的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诀窍。这是外国的资本家提出来的，他知道共产党领导的诀窍。在中国办企业，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第六，总结初试锋芒的企业集团的经验。企业集团可以打破行业界限，打破地区界限，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是有生命力的。虽然它初试锋芒，可是出手不凡。即使是初步的经验，也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将来这条道路我们必定要走下去。
　　我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首先是解放思想，然后就是要大胆地实践。要进一步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加以科学化，使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我们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总结、概括出适合我们企业改革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理论。
　　第三个问题：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解放思想离不开实事求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中把这两句话并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多少次的成功，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少次的失败，是由于我们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贯穿于我们企业改革的全过程。今后，企业改革要继续发展，那就需要继续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什么时候也不要忘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从我们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出发；所以，我们的理论，也要同实际相结合。
　　三大作风就有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因为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干实事、求实效的，不是在那里说空话、说大话。我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要走的道路，要采取的举措，不可能千篇一律，都要从各个单位自己的实际出发，要体现自己的特点，按照自己的需要。我曾讲过企业精神问题。我觉得现在的企业精神，有个缺点，就是雷同。企业精神，就得体现本企业的特点，有本企业的特色。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千篇一律。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千万不可用一个办法到处乱套。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情，可以参照或吸收其他企业的经验，而不能照搬照套其他企业的经验。所以我想，实事求是就不能只拘一格，不能一个模式，不能“一刀切”；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情，这就要不拘一格。
　　第四个问题是不怕困难，继续奋斗。企业改革方兴未艾。过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作为企业改革在万里长征的道路上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艰难险阻更多。从《企业法》的贯彻上，大家应该有这个体会。《企业法》是1979年彭真同志恢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后开始搞的，1988年才通过。这个《企业法》规定于1988年8月1日实施。人大法制委员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纪念会，都要提出贯彻《企业法》，但总是贯彻不下去。从《企业法》贯彻的过程，大家都会了解，我们今后改革的道路不会很平坦。大家不要认为，国务院发了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体改委的同志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出台是经过一番奋斗的，要贯彻执行这个《条例》，还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各种各样的阻力，还需要我们继续奋斗。不要把企业改革看成一帆风顺。今后的道路更长，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怕困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在几年内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不断地增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艰苦努力，继续进行一番奋斗。
　　企业干部要职业化
　　这是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乡镇企业报》撰写的文章。
　　（1992年8月12日）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脱颖而出，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工作很努力，也很有成绩，有的已是中外闻名的企业家。但是，现在不少有成就的厂长（经理）被抽调到各级党政部门从事党政机关工作，这虽说是工作的需要，但如果形成一种升迁制度，频繁地抽调，会削弱生产一线的领导力量，对稳定这支队伍不利，对企业深化改革不利，到头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企业经营者多为某个行业的干才，尤其一些优秀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管理专家。培养专家很不容易，何况企业需要专家，他们的职业理应受到尊重。那种重官轻商的老观点应该摒弃，不能以为企业的优秀人才、有成就的人才，就一定得抽调到党政部门当“官”，否则就是不重视人才，就是大材小用。实际上，选贤任能的“贤”和“能”不是专指党政部门而言的，企业更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为了稳定和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我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应实行干部职业化，国家应制定出制度，以保证企业干部队伍的稳定性。所以，我主张干部制度也要政企分开，国家对政企两个系列的干部应该有两套标准。企业搞聘任制，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能用行政机关的干部级别来套企业干部的级别。企业干部的退休年龄要区别于行政干部，更不要“一刀切”。行政机关与企业行使的职能各不相同，用一种标准来套两个系列的干部的制度，不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实行企业干部尤其是企业领导干部的职业化，除了要制定出适合于企业自身特点的干部职务制度外，还应该鼓励企业领导干部以办好企业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以此来培养和造就大批真正的中国自己的企业家。目前一些地方对优秀的乡镇企业家实行转为国家干部的政策，或兼行政部门领导职务的做法，本意是好的，是想提高乡镇企业的社会地位，但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应该实行企业干部职业化制度，这样有利于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还要花更大的力气，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乡镇企业整体素质提上去，这就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长期地在乡镇企业工作，为企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我们的行政机关虽然也需要优秀的管理人才，但与企业相比，后者对人才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不仅应该让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才留在企业，还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将更多的人才输送到企业去，以利于加快企业发展步伐。
　　总之，中国需要大批优秀的企业专家，国营企业是这样，乡镇企业也如此。
　　落实《条例》要知难而进
　　这是袁宝华同志在中企协第30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92年8月27日）
　　第一，《条例》来之不易，贯彻更难，对执行过程中的困难，要知难而进。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突破，是一场革命。要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就要把曾经被“剥夺”的权利再要回来，在现在有利的形势下，企业的厂长（经理）要充分运用《条例》赋予企业的权利，在执行《条例》的过程中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把本来应当属于自己的权利当仁不让地要回来。
　　第二，《条例》的主要精神是贯彻《企业法》，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今年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实质是放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放活主要是政策放活，要把放活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企业。《条例》在执行过程中虽有一定难度，但给了政策就一定要落实，所谓落实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同时要认真总结非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搞活的经验，也要用好政策搞好第三产业。
　　第三，转换政府职能首要的是加强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间接调控就是政策调控，包括产业调控，通过税率、汇率、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进行调控，充分发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宏观调控加强了，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就会削弱，就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形成。
　　总的讲，贯彻《条例》就是要把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一个是要真正放活企业，一个是要真正强化宏观调控。
　　附：
　　中企协第30次厂长（经理）座谈会纪要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颁布近一个月了，对《条例》，厂长（经理）的反应如何？8月27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主持召开了第30次厂长（经理）座谈会，来自北京制药厂、北京开关厂、北京机床电器厂、北京氧气厂等四家的厂长（经理），谈了他们在贯彻执行《条例》过程中的问题与看法。
　　与会的厂长（经理）认为，《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重大突破，是企业厂长（经理）渴望已久的事情；《条例》赋予企业的14项经营自主权是《企业法》的延伸和细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在政府转变职能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同时，与会的厂长（经理）还就《条例》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和看法，其中不免担心和疑虑：
　　——《条例》得到企业的拥护，但地方重视程度还不够，企业转换机制、政府转变职能没有做到并转联动，一些部门等待观望。有的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没有注意《条例》的法律效力，对《条例》只停留在“看过一遍”、“学过一次”，一些综合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在组织和推动企业实施《条例》上动作迟缓，有的还在等市委指示和十四大。
　　——《条例》在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和人事管理权上定得好，但执行起来难度较大。一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消费基金的控制过死。国家在消费基金的总体水平上增长较快，但国营大中型企业消费基金的增长与社会消费基金增长的总体水平相比增长并不快，北京制药厂职工工资收入只占销售额的4％。二是《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利税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可实际上实现利税和净产值受价格杠杆的左右，直接影响企业工资总额和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三是现行政策对企业工资总额的核定没有与物价上涨挂钩，北京市物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2％，国营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增长。上述三个原因造成国营企业职工收入下降，工人、管理技术人员纷纷“跳槽”到高收入单位或干个体，企业留不住人，已严重影响企业走向市场。在劳动用工权上，执行起来有四难：企业要实行优化组合，而对有一定工龄的老职工难以优化；青年职工、技术人员难以流动；优化下来的人难以安置；艰苦工种、岗位又难以招工。
　　——《条例》规定企业具有投资决定权，并享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但有的企业并不一定用得到。这里有一个政策本身的含金量的问题，即企业眼前利益和增加后劲的关系，企业用留利增加投入、开发新品和增提固定资产折旧尽管增加了后劲，可是对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来说，往往冲减了利润，影响了承包基数的完成，完不成承包基数，企业职工的眼前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归还企业的外贸自主权。随着我国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恢复，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大中型企业应当到外面去竞争，政府应当把外贸权交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现在企业的外贸权要费很大劲才批一个，像首钢这样企业的外贸自主权都得要国务院批，何况其他企业。关在“笼子里”的企业是难以走向国际市场的，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要求企业必须改变主观的封闭意识，另一方面政府要相信企业，在外贸自主权上要有大突破。
　　——《条例》中关于厂长负责制的执行与《企业法》相比，强调得不够。《条例》虽然提到了“三句话”，即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实际当中如何实施并不明确，《条例》讲得不具体，企业就可能回到“全民负责”、“无人负责”的状态！厂长负责制是《企业法》的核心，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政府职能能不能真正转变？厂长（经理）心存疑虑。一是担心地方政府和劳、财、税、银行等综合部门及企业主管部门在制定地方《条例》实行细则时截留企业权利。二是忧虑公司的“官员”化，一些厂长指出，有的政府机关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自己办公司，这些公司不仅变相行使政府职能，有的还把企业的骨干抽调到“公司”，这些改头换面的“公司”动不动就开研讨会，等于变相干预企业。三是北京市有的局（办）、总公司改为集团公司后，“总公司”成了一级法人，把《条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截留在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行政性集团公司，而把所属企业的法人地位剥夺了，降为“委托法人”或“二级法人”，集团不再是法人的联合。这种一身兼“婆婆”、“老板”二职的集团公司如何执行《条例》、转变职能，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一些企业主管部门还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干预企业行使经营权，有的企业内部实行聘任干部制，但主管部门却以“整顿企业聘用干部”为名，还要求企业上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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