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细致整理西周金文官制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和运行机制。本书对西周行政体制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1）分析西周王国的国家结构，探讨西周王国的外服体系和周人的政治地理意识；（2）分析西周王畿地区的行政区域，探讨宗周和成周的政治功能，从乡遂组织和都鄙组织的角度分析西周时期居民的地域组织方式；（3）根据册命金文，研究西周王朝政府的职官体系，探讨西周王朝政府的职官建制；（4）从官僚制的角度出发，考察西周王朝政府的官僚化演进及其原因；（5）从人物的角度出发，考察西周政府官员官宦生涯的养成教育、官宦历程等。

周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周朝建立的许多文化制度，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资料丰富的西周金文资料，是研究西周官制的关键。以金文资料为基础的西周的官制度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周政治形态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何景成，历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古文字，任教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在古文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西周王朝历史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和深入的研究。

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目录

绪论

第一章西周王国的国家结构
第一节西周王国的外服体系
第二节四国和四方——周人的政治地理

第二章体国经野：西周王畿的行政区域
第一节西周王畿的政治中心
第二节居民的地域组织方式——乡遂组织
第三节王都外城邑的形成——地方行政的雏形
第四节余论

第三章分官设职：西周政府的职官体系

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目录

 

绪论

 

第一章西周王国的国家结构

第一节西周王国的外服体系

第二节四国和四方——周人的政治地理

 

第二章体国经野：西周王畿的行政区域

第一节西周王畿的政治中心

第二节居民的地域组织方式——乡遂组织

第三节王都外城邑的形成——地方行政的雏形

第四节余论

 

第三章分官设职：西周政府的职官体系

第一节西周政府的组织结构

第二节西周政府职官的设置

 

第四章西周王朝政府官僚化进程

第一节西周王朝政府部门的阶梯化建构

第二节西周王朝政府部门的僚友组织

第三节西周王朝政府行政中文书的运用

第四节西周政府官僚化原因的探讨

 

第五章西周贵族官员的官宦生涯

第一节官宦生涯的养成教育

第二节官宦历程

 

结语

 

附表

附表一西周时期周王的主要活动地点

附表二西周官员铜器出土地考察

附表三含右者的册命金文的年代

附表四右者官职一览表

附表五师类职官铜器铭文时代表

附表六西周册命金文史官整理表

附表七西周职官姓氏表

附表八官职与职掌

 

参考文献

 

后记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探索过去和探索未来一样的令人神往。中华文明在其早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性格，塑造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历程中，西周是一个重要阶段，许倬云在《西周史》的简介中说：

　　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月。。 

　　就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而言，西周亦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西周时期的政治体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治体制是指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政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9月，502页。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阶段上，相较于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代表的帝国体制而言，西周时期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历史阶段。以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在西周时期，其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诸侯制和贵族制。关于这一阶段的命名，苏秉琦在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发展阶段这一课题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的看法，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6月，145页。认为西周时期属于方国阶段。林沄在探讨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问题时，提出商周时期的国家形式是以诸侯制为代表的国家联合体。他认为：

　　国与国的联合体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至于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授予各级诸侯名号。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早就指出，《牧誓》和《大诰》中周把同盟诸侯的国君称为“友邦君”，证明在周公东征以前，虽然周国已经领导着一个相当大的国与国的联合体，却并未马上确定一种王和各级诸侯的名分。我们还可以补充指出，《召诰》中“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邦冢君”两者并举，说明周国当时所控制的国与国的联合体中，既包括了原先以商王为首的联合体中已确定了名分的侯、甸、男，也包括一部分不曾规定名号的国。由此可以推想，在国与国的联合体出现之时，只有实际上的盟主国和附从国之区别，并不一定有固定的等级性名号。……所以，实际上存在过许多并不具体规定等级性名号的国与国的联合体，其分合比较自由而频繁。只有一些比较长期地由强有力的国所领导的联合体，才能推行等级性名号制度，商国领导的联盟便是如此。周人继承了商人的诸侯名号制度，凭借着周初几次大征伐的威力，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很大的地区，并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95页。

　　林沄将商周的国家形式形容为国与国的联合体。从其描述可以看出，这种联合体中国与国的联盟形式可以分成两种类别。一类是联合体的成员国之间没有规定的等级性名号；另一类是联合体的成员国之间有推行等级性名号制度。前者的分合比较自由松散，后者的组合则较为稳定。后者代表着一种有机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实体。西周金文资料中，除了周王外，称王号的还有“夨王”、“吕王”、“丰王”等，多为西周的异姓之国。王国维在《散氏盘考释》一文中指出“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张政烺指出：“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文王受命称王，其子孙分封天下，绝无称王之事。”（参看张政烺《夨王簋盖跋》，《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6月。）由此可见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和有机组合的政治实体在当时同时存在。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方式，相对前者而言，后者代表着一种更高的发展阶段，更具代表性。商、周王朝便是这一政治实体的典型代表。为了强调这一政治实体，在本书中我们用“王国”这一概念来表示那种由强有力的国所领导的，在诸侯国之间推行等级性名号制度的国家联合体（因为在这个政治实体中，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以区别于没有具体规定等级性名号的、分合较为自由的国家联合体（相对于“王国”而言，这种联合体可以称为“盟国”），以及秦汉时期的帝国。如此，古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形态大致是古国、王国和帝国这一发展序列。王震中在评述前人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的各种观点后，提出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序列是“邦国——王国——帝国”，认为：“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王国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处于时服时叛状态，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在“王国”这一政治形态中，西周王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对土地和人口等资源的有效治理？王国中的统治阶层如何参与到王国的统治中？其统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并如何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这种演变呈现出怎样的一个趋势？在实现统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这些问题是本书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简史

　　近代中国学界对西周政治体系的研究，大致是从对《周礼》一书的怀疑和批判开始的。

　　约略在20世纪之前，人们对西周政治制度的认识，基本是以《周礼》为依据。在新材料的刺激、疑古思潮的盛行和学界求新求变的氛围的影响下，这一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28年3月，杨筠如发表《周代官名略考》一文，在文中说道：

 

　　言周代官制，率以《周礼》为本。然《周礼》一书，世人多攻其伪。余疑《周礼》出自春秋以后，乃杂采春秋各国官制为之；其中虽大致与周制犹相近，而谓全为周制，则殆不可信。故就古籍金石所见周代之官名，略为辑释，以存其真。杨筠如：《周代官名略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期，201页。

 

　　杨氏的可贵之处，主要体现为除了利用传统文献资料外，开辟了利用西周金文中的职官材料来研究西周官制的新途径。这是其导师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的史学研究方法在西周职官制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继杨氏之后，郭沫若更加全面、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西周金文中官制资料。其对西周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建立在对西周有铭铜器断代和分域的基础之上，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学。不过，其写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对《周礼》一书的批判：

 

　　《周官》一书，其自身本多矛盾，与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为皮傅，而教人以多闻阙疑，不则即以前代异制或传闻异辞为解。因之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纷然聚讼者千有余年，而是非终未能决。良以旧有典籍传世过久，严格言之，实无一可以作为究极之标准者，故论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余今于前人之所已聚讼者不再牵涉以资纷扰，仅就彝铭中所见之周代官制揭櫫于次而加以考覈，则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可以了然矣。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121-186页。

 

　　郭沫若不满于学界对《周礼》一书所记载典制的混沌认识，强调主要依据西周铭文资料研究西周职官制度，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自此之后，学界对于西周官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这一方向。如斯维至《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斯维至：《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1947年9月。，徐宗元《金文中所见官名考》徐宗元：《金文中所见官名考》，《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以及陈梦家《成、康及其后的史官》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中“成、康及其后的史官”等章节，《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对西周金文资料中的职官制度进行整理和归纳的集大成之作，是1986年出版的由张亚初和刘雨两位先生合撰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5月。。在该书的“前言”中，著者提出以往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1?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不够全面，2?对相关铭文没有进行断代的研究。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前人在这一课题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著者收集了有关职官铭文的铜器近五百件，整理了不同的职官材料近九百条，归纳出西周职官213种。同时，著者将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职官制度与《周礼》进行了对比研究。

　　以上的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西周金文资料中职官名称的整理和研究。此外，对西周金文中与职官制度相关的一些专题，学界亦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西周册命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和何树环《西周赐命铭文新研》等书中。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1986年7月；何树环：《西周赐命铭文新研》，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9月。

　　2?对西周册命金文中“右”者的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和杨宽《西周史》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等书中的相关章节中，研究者对“右”者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西周职官体系中的层级关系和统属关系，对于探讨西周时期职官制度的发展状况有着积极的意义。

　　3?对“卿事寮”和“太史寮”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卿事寮和太史寮是西周中央政权的两大官署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卿事寮、太史寮是卿事、太史的同官或僚属左言东：《西周官制概述》，《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指卿事官和太史官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学界对西周职官制度的认识。相关讨论还有：宫长为：《有关卿事寮的再讨论》，宋镇豪、郭引强主编《西周文明论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年1月，212-217页；张志康、谢介民：《“卿事寮”析论》，《学术月刊》1988年第2期；郝铁川：《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李西兴：《卿事（士）考——兼论西周政体的演变》，《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等。

　　4?对西周世官制度的探讨，成果主要体现在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相关章节中。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390-405页。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大陆学界对西周政治体系的研究，基本是集中于对西周职官制度的研究之上。这是政治体系研究中的一个取向，是传统官制研究这一学术传统在新资料上的一个延续。

　　另外一个研究取向，则主要体现在海外学者对西周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之上，注重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西周政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顾立雅、许倬云、夏含夷、李峰等。顾立雅对西周王朝政府的组织、财政、司法以及政府的管理技术等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西周初期的政府，不是一个真正的官僚体制，只能是个原始的、初型的官僚体制。然而，王室的官员确实具备许多官僚制的特征。并讨论了西周政府在逐渐复杂演化过程中的一些发展趋势和特点。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ume one:The Western Chou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许倬云一直比较关注西周的政府组织，其所著《西周史》一书，在探讨西周政府组织的时候，参考顾立雅的研究思路，分析西周政府组织的成分与演变。认为王室内廷的服务人员已演变成政府的官员。作册与史官系的变化，不仅说明了内廷（内史）官员渐渐掌权，尹的出现也说明史官系统逐渐扩大，以至内部产生层级的分化。三有司的出现，是朝政分工的重要指标。军队由师氏演变为有左右，而有各项特种兵种的单位，以至军队可在驻地“屯田”，也反映了军队的渐趋专业化。西周晚期出现了若干可能是地方行政人员的官称，也许正是分封制度转变为分级管理的端倪。许倬云将西周政府组织的特点归纳为世官制度、册命制度、僚属组织以及内朝和外朝的分离。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月。夏含夷对西周政府的官僚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则认为其最先是发生在军事部门职能的扩大。夏含夷：Western Zhou Hist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9, pp323-326?

　　最近对西周政府的政治体系作深入探究的是李峰的《西周的政体》一书 该书英文版于200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Li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8)中文版：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8月。。该书对过去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认为在西周研究众多领域中，对西周政府的研究在过去学界，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当中曾吸引过很多的关注。但是，这些研究的学术贡献却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消极因素是这些研究多依赖后代礼书如《周礼》，通常也被称为《周官》的记载。第二，过去对西周政府的研究似乎十分缺乏理论指导，这在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中反映得尤其明显。大多数研究是沿着对西周材料中所见官名的特定职司进行考证的方向展开。而这样的研究大部分可归属于历史至少可追溯至中古时期的所谓传统类书中的“官制”研究。第三，过去的研究经常是把西周政府从西周大的社会背景中孤立出来，很少注意到政府是如何置于整个西周国家政治制度当中，以及其行政结构是如何与权力分配相联系起来的问题（《西周的政体》，9-11页）。李峰强调，《西周的政体》一书并不是一项传统的“官制研究”，而是结合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对西周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解释性历史学研究（《西周的政体?中文版序》）。其研究目的是借助于现代政治学的相关概念对古代资料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能够对中国最早的官僚制度——同时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早的官僚制度之一——的西周政府及其基本特点，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与分析性的表述；同时也希望廓清西周的国家本质及其建立政治权威和实行统治的特定方式，并以此为例来说明帝国建立之前中国的早期王权国家（《西周的政体》，2页）。

　　李峰在写作过程中，贯彻了其在序言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即以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西周国家政治体制。运用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学说分析西周的政府结构和运行机制。这种分析和研究，使我们对西周政府官僚机制发展状况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全面。同时，也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同时期政治实体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分析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对于各政治体系之间的共性研究比较有效，却容易丧失对某一政治体系个性的认识，而个性特点往往更能反映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展方向。

　　许倬云在《西周的政体?序言》中提到：

 

　　周代政治体系的管理，不能完全像韦伯描述的以工具合理性发展为理性的官僚制度。西周的政府不能不同时具备家族性，而呈现的方式也不能不带礼仪性。西周的铜器就是这样一种功能的产物：无论是记录任命、赏赐，或者婚姻，都是要用长久存在的方式宣示周王室和臣民之间的这种联系。铜器铭文的结语，常常是子子孙孙永远宝用，不仅是祝福，也是象征血缘关系神圣的延续性。因此，谈论西周的管理，既可以从韦伯式的讨论下手，更可以从宗教学的角度下手，也许更能看出西周统治的角色。

 

　　可见，对西周政治体系的研究，在运用现代官僚制学说的同时，应注重西周政府和西周社会所具备的家族性、礼仪性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西周政府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向的影响。

　　对西周政治体系的研究，是一个复杂地、需要不断推进的课题，正如李峰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西周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很多具体方面还有赖将来新的金文资料来填充和进一步说明，而相关的理论解释也有待未来学者们不断地批判和反思。”不同的探讨角度，对现有金文材料的不同解读在研究资料的运用上，《西周的政体》一书基本只采用同时期的西周金文资料，这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由于近年来考古学的繁荣，推进了古文字学和青铜器断代学的迅速发展，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西周的政体》一书在吸收新近的、合理的古文字学和青铜器断代学的研究成果上存在不足。，以及侧重点不同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方法，都会推动我们对西周政治体系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这也是本书继续探讨这一课题的主要原因。

　　三、本书的基本框架

　　古代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古人对其同时代或者先前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往往会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周礼》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总结我国先秦职官制度的书，其创作时代，金景芳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金景芳：《周礼》，文史知识编辑部《经书浅谈》，2003年6月新1版，50-60页。。该书文繁事富，体大精深。全书用六官区分为六个部分。每一官下都冠以下面这句话：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辨正方位，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可以看作是早期政治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土地与人民的管理。西周对土地和人民所采用的管理方式，从政治结构来看，是实行外服和内服的二元体系的。《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夨令方彝铭文（《集成》9901）有类似的记载：

 

　　周公朝至于成周，诞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虽然没有提到内服和外服，但明显体现了这种二元的对称关系。林沄认为“内服”显然是指国内的臣僚，“外服”称“邦伯”，可见是指国外关系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94页。。所谓的国外关系，即诸侯国与西周王畿的关系。因此，本书对西周王朝政治体制的讨论，主要从外服和内服两个方面入手。在外服方面，主要讨论诸侯制，包括诸侯制的产生及其特点，西周王国诸侯制的建立，周王对诸侯的控制情况等。在内服方面，我们主要讨论西周王畿的行政地域、行政组织，这方面的讨论主要是考察西周王朝对畿内土地和人民的管理方式。费勒在《政府的历史》一书中说道，官僚机构的渗透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职业官僚统治领域的广度，第二是其统治所能到达的深度，朝着村落和城市社区的方向能延伸多远“‘Penetration’by the bureaucracy is a function of two elements? The first is therange of the tasks it undertakes? The second is how far down theline, how far towards the village and city communities, does thechain of paid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 reach? ”S? E? Finer，The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7,P63?。我们对西周王畿地区政府的管理方式的探讨，亦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西周职官的设置范围，地域的管理方式，以及不同领域官僚化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而作为王朝政府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官员，我们从养成教育和官宦生涯的角度，讨论西周王朝政府官员的官宦生涯。

　　西周王国的国家结构第一章

 

　　西周王国的国家结构政治学上国家结构的概念，是指：“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9月，138页。。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成熟的现代国家而言，对于西周这种古典时期的国家，在分析其结构时，当然不能生硬地套用这一概念。我们采用国家结构这一概念，主要是侧重于分析西周王国的构成，周人心目中国家概念及其具体范围，探讨西周的封国以及其他方国与西周王朝的关系。

　　对西周王国国家结构的探讨，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从传统政治观念中的“服制”入手，分析服属于西周王朝的政治实体的构成情况；另一方面具体地分析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关于国中、四国和四方的含义，以探讨周人心目中的国家范围。

　　第一节西周王国的外服体系

　　在周代的文献资料中，“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术语。“服”包括职事和贡赋两个方面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是指服从西周王朝统治的个人或政治实体对西周王国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本书的绪论中，我们提到，《尚书?酒诰》记载周人在表述商代的服制，亦即臣属人员的构成状况时，将之区分为外服和内服。外服主要是指诸侯国，内服主要是指王畿地区的臣僚。夨令方彝铭文表明，周人在描述自身的臣属结构时，也是采用这种内外区分的二元表述。这表明，在周人的政治观念中，虽然诸侯和臣僚都属于西周王国服制的框架中，但其政治属性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政治意识一直保留在时代较晚的《周礼》中，《周礼》将畿内称为“都鄙”，将畿外称为“邦国”，有意识的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林沄：《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94页。。关于服制的讨论是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入认识西周王国政治结构的关键问题。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讨论西周王国的外服制度，及其所反映的西周王国的诸侯体制。

　　西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铭文云（《集成》10174）：

 

　　王令甲政乂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旧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翦伐。其唯我诸侯、百姓，氒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阑宄贾，则亦井。

 

　　铭文中提到的须接受西周王国管理的商贾拥有者主要有两类，一是南淮夷，一是诸侯百姓，将南淮夷和诸侯百姓区分开来。这里的“百姓”，是指畿内的百官族姓。参看林沄：《“百姓”古义新解——兼论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270-278页。铭文明确说明，南淮夷要向西周王国进纳布帛、委积、奴隶等贡物。淮夷由众邦组成，如驹父盨盖铭文说明南淮夷由大小邦组成吴大焱、罗英杰：《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盨盖》，《文物》1976年第5期。，钟铭文（《集成》260）提到“南夷东夷二十有六邦”。这些铭文表明，服从西周王国的邦国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被称为诸侯，一部分是由大小诸邦组成的被周人统称为南淮夷之类的邦国。

　　西周王国对不同的邦国采用不同的称谓，也体现在共王时期士山盘铭文中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侯，徵荆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孳服。”侯、鄀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子丕显休，用作文考釐中宝尊盘盉，山其万年永用。

 

　　铭文中所记载的邦国较多，周王称“”为“侯”，称“”为“方”，与甲骨文中体现的商王对邦国的普通称谓一致。铭文中的“六孳”之“孳”，董珊将之读为“子”，认为“子”可能是爵等之子。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不过，西周金文中作为诸侯称谓或爵称的“子”基本均写作“子”如“贾子”（《集成》10252），唐子（《新收》1209）等。。铜器铭文中常见“孳”字，有的学者将之读为“蛮”。我们认为这种读法颇为可取，墙盘铭文（《集成》10175）谓“方蛮无不视”，“蛮”应是西周王国对异质文化之邦国的称号。这些方和蛮都要向西周王国缴纳服贡。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西周时代，向西周王国承担服贡的邦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西周王国称谓诸侯的邦国，一类是没有诸侯称号的被称为方、蛮的邦国。即《吕氏春秋?观世》所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的“封国”和“服国”。

　　一、诸侯国

　　（一）西周诸侯体系的建立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到周初建国的情况时说：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月，466-467页。

 

　　可见，西周初期，经过克殷践奄等战事，彻底征服殷商以及东方邦国之后，西周王朝对夏、商以来的邦国体系进行了系统地改造，而改造旧有邦国体系的重要手段是封建诸侯建立外服君长。

　　根据夨令方彝铭文，西周王国中被称为“诸侯”的外服君长有“侯、田、男”这几种人。据《尚书?酒诰》，商王国的外服君长有“侯、甸、男、卫、邦伯”（《尚书?召诰》则作“侯、甸、男、邦伯”）《召诰》中没有提到“卫”，裘锡圭先生认为可能是“卫”的地位较低而被略去，也可能本有“卫”而传写脱落。参看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页。。两相比较，商代和西周王国外服君长的名称是基本一致的，夨令方彝没有提到“邦伯”，但西周金文中经常有提到“邦君”五祀卫鼎（《集成》2832）、静簋（《集成》4237）、义盉盖（《集成》9453）等。金文中的“邦君”可能既包括畿内诸侯，也包括畿外小邦。，两者的含义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关于“侯、田（甸）、男”这几种诸侯名号的起源，裘锡圭根据甲骨卜辞和古书的训诂，认为这几种诸侯名称，都是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成的。侯的本职是为王斥候，甸的本职是为王治田，卫的本职是为王捍卫。“男”本作“任”，其本职是为王任事，职务范围大概不如其余三者明确。第一批具有诸侯性质的侯、甸、男、卫，是分别由相应的职官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朝应该是在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才开始用“侯、甸、男、卫”等称号来封建诸侯，并把这些称号授予某些臣属方国的君主的。在较早的时期，侯、甸、男、卫等诸侯对中央王朝所承担的“职”、“服”，跟他们的名称大概仍然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后来，这些称号好像就只有区分等级的作用了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页。。 

　　从上述诸侯名号的起源来看，这些诸侯本是由担任王事的职官演变而成。在其诞生之初，即对王朝承担着重要的职责。西周封建诸侯的背景和目的也说明了诸侯国在王国中所起的功能和作用。

　　西周大规模封建制的推行，主要是在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东征胜利之后。分封的原因和目的，春秋时期的富辰分析是“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24年。。清华简《系年》简17、18描述为：“周成王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旁）埶（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12月。这一点基本得到了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学者的认同，亦得到西周金文的证明。河北元氏县出土的臣谏簋铭文（《集成》4237）记载“惟戎大出于軧，井侯博戎”，说明了井（邢）国在抵御戎人进攻中的战略作用。西周晚期的戎生编钟（《新收》1613）记载，戎生祖先宪公，被封建的目的是“僪司蛮戎，用榦不廷方”。

　　周代文献和金文多有对西周封建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西周王国建立诸侯国的一些基本要素。

　　1?鲁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左传》定公4年）

　　2?卫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4年）

　　3?唐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4年）

　　4?燕

　　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羌、、虘于馭、髟。克次黄德宽将此字释为“次”，参看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27-30页。匽，入土眔又司，用作宝尊彝。（克盉/克罍，《新收》1367/1368）

　　5?宜侯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省东或图。王卜于宜□土南□。王令虞侯夨曰：[迁]侯于宜。易鬯一卣、商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氒川三百……，氒……百又……，氒宅邑三十又五。[氒]……百又四十。易在宜王人……又七里；易奠七白，氒盧……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宜侯夨簋释文参看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集成》4320）

　　6?申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硚硚，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经?大雅?崧高》）

　　表一西周封建诸侯的基本要素

　　诸侯国礼仪用品车马旂礼器兵器民人土地诰命鲁大路大旂夏后之

　　璜；彝器繁弱殷民六族

　　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

　　官司鲁《伯禽》卫大路少帛、綪

　　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殷虚《康诰》续表诸侯国礼仪用品车马旂礼器兵器民人土地诰命唐（晋）大路密须之鼓

　　沽洗阙巩怀姓九宗

　　职官五正夏虚《唐诰》燕有司；羌、

　　貍、虘、

　　馭、髟匽宜侯鬯一卣

　　商瓒一彤弓一、

　　彤矢百、

　　旅弓十、

　　旅矢千王人；奠

　　七伯、盧；

　　宜庶人宜申路车乘马介圭谢人、

　　私人谢

　　由上表可见，周王封建诸侯，建立邦国的基本要素包括：礼仪用品、民人和土地。礼仪用品在规格上的差别，可能体现了诸侯之间在王朝中身份地位的不同。关于邦国中的民人，李峰分析说，地方封国的人口富有多样性，而且存在典型的分层分级。它首先由一小群征服者，周人及其近属、依附于诸侯家族的社会权贵组成。他们之下，是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他们被与其有复杂社会关系的周人贵族带入新建的封国；他们中的一些可能是周人的长期同盟，而另一些也可能曾是周的敌人如殷民七族（按：应是“殷民六族”），据说他们被周王室赐予位于山东新建的鲁国。在社会阶梯的最底部是大量的当地居民，他们是地方封国新的统治对象。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240页。从上表可以看出，诸侯国受封的人员组成中，被称为“官司”或“有司”的职官人员基本是必要的，《左传》的记载虽然没有说明卫国的受封人员中有官员，但司土疑簋（《集成》4059）记载王命康侯鄙国于卫时，地的司土参与了这一行动。说明封国在建立的时候，同时也建立了一套用于管理所建封国的行政系统。

　　（二）西周金文资料中的诸侯国

　　1?侯

　　近几十年来，随着西周诸侯国青铜器资料的增多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对西周的诸侯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很多研究者指出，西周时期外服诸侯国国君的称名形式通常是“国号+侯”，内服臣属生前的称名形式通常是“氏名+排行”。外服诸侯和内服臣属两者在称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3-38页；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收入李零著《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114-116页；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收入吴镇烽著《考古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177-178页；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8月，47-52页。韩巍进一步提出，“公”多数情况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级贵族的称号，少数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诸侯也可被册命为“公”，以示特别的尊宠。与“侯”不同的是，“公”的称号不能世袭，说明它更多地承载着周王与臣下个人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公”在礼制上的地位要高于“侯”，如果一位诸侯先被册命为“侯”，然后又受命为“公”，就会采用最后也是最高的称号“公”。“侯”与“公”称号的使用在当时均有严格限制，只有接受周王册命为“侯”和“公”的贵族才能使用。“伯”在西周时期并非一种爵称，多数情况下“伯”意味着个人的排行——即家族嫡长子。由于宗子一般由嫡长子继任，故“伯”也成为宗子的代名词。凡是没有通过正式册命而获得“公”、“侯”等政治性称号的贵族家族长，无论其属于“内服”还是“外服”，都只能使用“氏名+伯”式称谓，因此可以说“伯”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不带政治意味的男性称谓。韩巍：《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以首阳斋藏器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来新见古代中国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首阳斋藏器及其他（Ancient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Discoveries）”会议论文集。

　　西周金文中有“侯”称谓的诸侯国资料，我们将之整理成下表：

　　表二西周金文资料中的诸侯国

　　诸侯国诸侯称号/资料地理分布卫康侯/《集成》464康伯/《集成》3720陈陈侯/《集成》3815应应监/《集成》883

　　应伯/《新收》72

　　应侯/《新收》65

　　应公/《集成》2150蔡蔡侯/《集成》2441裘锡圭认为位于今河南郾城一带，参看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6月，386-392页。侯/《集成》948河南邢邢侯/《集成》4237匽匽侯/《集成》689軧軧侯/《集成》5429河北齐齐侯/《集成》4639鲁鲁侯/《集成》648滕滕侯/《集成》2154纪纪伯/《集成》65

　　纪侯/《集成》14薛薛侯/2377铸铸侯/47山东晋晋侯/《新收》1445荀荀侯/《集成》10096杨杨侯/《集成》42年逨鼎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楷楷侯/《集成》4139

　　楷伯/《集成》4205山西续表诸侯国诸侯称号/资料地理分布鄂鄂侯/《集成》2833湖北宜宜侯/《集成》4320江苏糜糜侯/17侯/2816侯/2820侯/3589“”侯又见于西周共王时期的士山盘，应该是分布淮河流域。 量量侯/3908相相侯/4136侯/4561侯/6514未知

　　从西周金文中诸侯国的分布情况来看，这些诸侯国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因此，对于立国于西部地区的西周王国而言，在东部的洛邑建立东都，显得尤为重要。

　　2?邦伯（畿外）

　　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邦国的等级阶梯里，有一种君长被称为“伯”或“邦伯”的邦国。《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将“伯”列在公侯之后。《礼记?王制》中亦有类似说法。《酒诰》中提到“侯、甸、男、卫、邦伯”及“侯、甸、男、卫”，则称之为“邦伯”，列在最后面。《康诰》中说“侯、甸、男、邦、采、卫”，顺序与《酒诰》有所不同，其中的“邦”应该即是“邦伯”。可见，在西周邦国的君长称谓中，有一种称谓为“邦伯”。亦即西周金文中的“邦君”穆王时代的班簋（《集成》4341）记载：“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猾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铭文后文提到的“吴伯”、“吕伯”应该即是前文的“邦冢君”。。 

　　西周铭文说明，这种称为“伯”的君长，确实是一种不同于“侯”的诸侯。戎生编钟铭文记载：

 

　　惟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辝皇祖宪公趩趩，启厥明心，广巠其猷，爯穆天子霝，用建于兹外土，僪司蛮戎，用榦不廷方。至于辟皇考卲伯穆穆，懿不朁，召匹晋侯，用龏王令。今余弗叚法其覠光，对扬其大福，劼遣卤责，卑譖征緐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厥音雍雍鎗鎗銿銿杀杀，既龢且盄。余用卲追孝于皇祖皇考，用旂绰[绾]眉寿。戎生其万年无疆，黄耈又，畯保其子孙宝用。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9月，375-378页。

 

　　铭文记载戎生的皇祖宪公称受穆天子（即西周穆王）之福荫，建于外土，以司蛮戎，以榦不廷方。穆王封建宪公的目的是管理蛮戎，以榦不廷方。戎生的皇考称为“卲伯”，铭文则记载他“召匹晋侯，用龏王令”。

　　对于这个邦国的历史，裘锡圭在讨论这篇铭文的文章正文中认为，从钟铭看，宪公没有“侯”这一类正式封爵，所建立的显然不是诸侯国，而是规模近于采邑的小邦。外土，当指王畿之外的土地。昭伯既受恭王之命辅佐晋侯，其封国大概会成为晋的附庸。但从戎生在铭文下文中讲自己的时候，只字不提晋侯来看，大概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独立性。但在文章的“追记”中，裘先生将“龏”改读为“供”，认为“召匹晋侯”是说辅佐晋侯防范、对付戎狄，不一定含有为晋侯之臣的意思。“用供王命”就是以此来满足周王朝命其“司蛮戎，用榦不廷方”的要求的意思。裘锡圭：《戎生编钟铭文考释》，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1999年9月，365-374页。李学勤认为，铭文称宪公受封在“兹外土”，可见由宪公到戎生，居地并无变迁。戎生之父昭伯，“绍匹晋侯，用恭王命”，已经不属于王朝，而是晋臣了。这可能是宪公以来的封地被晋国兼并的结果。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

　　铭文中戎生称其始受封的祖先为“公”，称其父辈为“伯”，体现了称谓上的差异。韩巍通过对西周“公”、“侯”、“伯”等称谓的研究，认为“公”多数情况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级贵族的称号，少数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诸侯也可被册命为“公”，以示特别的尊宠。韩巍：《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以首阳斋藏器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来新见古代中国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首阳斋藏器及其他（Ancient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Discoveries）”会议论文集。。因此，宪公“建于兹外土”，应和“邵公建匽”的情况比较类似，是因宪公在王朝中有较高的荣耀而被封建邦国的。关于西周金文中“建”的含义，参看裘锡圭：《释“建”》，收入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353-356页。其子亦即戎生的父辈，只被称为“伯”，说明此邦国确实没有获得“侯”这一封爵。

　　与戎生编钟铭文的记载相类似的，由周王在王畿外建立的邦伯，还有唐伯。近年公布的西周早期的尧公簋铭文云： 

 

　　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昜伯侯于晋，惟王二十又八祀。 朱凤瀚：《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朱凤瀚分析说，《晋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叔虞虽被封于唐，虽是晋国公室始封的先祖，但未称晋侯，是时也当未有称“晋”的国家，故而春秋时期的晋公仍称唐叔虞为“唐公”。始称晋侯的是其子燮父。本铭文中受命“侯于晋”的唐伯，应即是指燮父，由此可知，燮父在侯于晋前称“唐伯”同上。。由此可知，叔虞及其子燮父在唐时尚未正式取得“侯”的地位，只能称谓“伯”。

　　类似的现象还有胙伯。据《左传》僖公24年，周初所封建的姬姓邦国中，胙为周公之胤。胙国位于今河南延津北。西周金文相应的国名作“柞”，目前所发现的与柞有关的铜器铭文中，如柞伯鼎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和柞伯簋（《新收》76），柞的君长均称为“伯”。此外，义盉盖（《集成》9453）铭文记载周王在鲁会合邦君、诸侯等人举行大射礼，这些邦君可能主要也是属于畿外的。

　　虽然戎生之父昭伯所拥有的邦国是否已经沦为晋国的附庸还存在争论，但君长称为“伯”的邦国，确实有一些已经沦为侯国的附庸。

　　近年在山西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发现的“倗伯”，一般认为是晋国的附庸“怀姓九宗”之一。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李学勤：《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倗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7版。2007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发现的“霸伯”，应该也是晋国的一个附庸小邦卫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国的霸气》，《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从本书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王朝跟这些邦国的联系亦比较密切。

　　3?卫

　　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邦国的等级阶梯里，还有一种称为“卫”的邦国。林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认为，《酒诰》中提到“侯、甸、男、卫、邦伯”及“侯、甸、男、卫”，则作为诸侯的国君，或许还有一类叫“卫”。但《康诰》中说“侯、甸、男、邦、采、卫”，把采和卫列在邦之后，则卫和邦也许还有一定的差别。《国语?周语》有“邦外侯服，侯卫宾服”之说，似乎可以理解为侯国的“卫”是王的“宾服”，则卫也许是诸侯之国的卫星国。《礼记?王制》中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的说法，所以可勉强算是邦，又不大够邦的资格，对王的服从关系是间接的。林沄：《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96页。

　　“卫”这一称谓出现在攸比鼎铭文（《集成》2818）。该铭文有人名“攸卫牧”，论者指出从铭文记载比得到攸卫牧的土地后改称为“攸比”这一现象可以推断，“攸”为地名，“攸卫”指攸地之卫。铭文体现攸卫牧直接受周王的管制，很难说明其是诸侯国的附庸。因此，“卫”是否是诸侯国的附庸之国，还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三）西周王国对侯国和邦国的管理

　　从上文的讨论可知，目前所见的西周金文资料中西周王朝的外服君长的称呼主要有三类：侯、伯（邦君）和卫。其中以侯和邦伯最为常见，其所代表的政治实体分别是侯国和邦国。“侯”和“邦伯”作为诸侯的一种称号，是由周王授予、封建的。周王在建立诸侯国之初，通过封建礼分封诸侯礼器、土地和人民，表示对诸侯统治权的建立和认可。这些新建立的诸侯国虽然在其侯国内拥有独立的治权，但是必须对西周王国承担一定的义务，西周王国亦通过一些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昭王时代的夨令方彝（《集成》9901）铭文记载周王命令周公“尹三事四方”，周公到成周后舍令四方，“眔诸侯：侯、田、男。”说明了西周王朝对四方诸侯的管理。具体分析西周王国对侯国和邦国的管理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周国家形式的内涵。

　　1?对继位新侯的授命

　　西周金文和文献资料表明，诸侯的继承需得到王命的认可。伯晨鼎（《集成》2816）记载：

 

　　惟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于，赐汝矩鬯一卣，玄衮衣幽黄、赤舄；驹车：画呻、学、虎、冟里幽、攸勒；旅五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矛、戈、冑。用夙夜事，勿废朕命。晨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濒公宫尊鼎，子孙其万年永宝用。

 

　　铭文说明，伯晨是继嗣其祖辈和父辈的诸侯地位而侯于的，而这种继承须在周王举行的册命礼仪中获得确认。

　　《诗经?大雅?韩奕》记载宣王时期宣王授命韩侯缵继其祖考为侯：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赐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钖，槨鞃浅幭，革金厄。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筍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赐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从以上所引的周王对新继位诸侯的授命可以看出，在授命礼仪中，周王除了亲命受命者为侯外，主要是赐予象征诸侯地位的礼仪用品。说明这种授命是对受命者礼法地位的认可，确认其在西周礼法系统中所享有的权利。

　　这种授命确定了授受双方的一种政治关系。西周王畿内对官僚的任命也采用授命制度（一般称为“册命”），以确立周王与臣僚之间的政治关系。如果关系人一方发生变化，不论是周王或者是臣僚，即要重新举行册命礼仪，以重新确定双方的关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对臣僚的册命，建立的是一种周王和臣僚双方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畿内臣僚册命不同的是，对诸侯的授命则是发生在当诸侯一方发生更替时，才需要周王举行授命礼加以认可。目前的资料尚未见到因王位发生更替而需要对已经册命的诸侯进行重新授命的情况。因此，诸侯的授命礼体现的应该是西周王国和诸侯之间的契约关系。即通过这种礼仪所确定的服属关系，是诸侯对西周王国服属关系的认可，而不是对具体某个周王的服属。

　　2?见事

　　匽侯旨鼎（《集成》2628）和麦方尊（《集成》6015）两篇铭文记载西周的诸侯要到宗周向周王述职，金文和文献称之为“见事（士）”。

　　（1）匽侯旨鼎：

 

　　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二十朋，用作姒宝尊彝。

 

　　杨树达指出铭文中的“见事”，即《尚书?康诰》“见士于周”之“见士”，“士”应读为“事”，“见事”犹言述职。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六《匽侯旨鼎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153-154页；杨树达：《书康诰见士于周解》，《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336页。杨树达并提出，见事之文又见于他器，鼎云：“己亥，见事于彭。”亦有省略其文单言见者，贤簋云：“惟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六《匽侯旨鼎跋》。至于鼎的“见事”，裘锡圭指出应改释为“视事”，认为从铭文看，当是奉车叔之命视事于彭地，故受其赏。参看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和视》，收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5月，1-6页。贤簋（《集成》4104）的说法和下引麦方尊“侯见于宗周”的文例一致，因此，公叔应该是卫侯的下属。由此可见，“见事”这种述职方式在西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行为。

　　麦方尊详细记载了诸侯到宗周述职时的活动：

　　（2）麦方尊《集成》6015：

 

　　王令辟井侯出坏，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无敃“敃”字考释参看陈剑：《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74-94页。。王芳京祀。雩若翌日，在璧雝，王乘于舟，为大豊。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旗舟，从死（事），咸。之日，王以侯内于寝，侯赐琱戈。雩王在，巳夕，侯赐者臣二百家，剂用王乘车马，金勒，（裳）、衣、巿、舄。惟归，天子休，告亡敃，用龏义宁侯，显孝于井侯。作册麦赐金于辟侯，麦扬，用作宝尊彝，用瓒侯逆复“复”字的释读暂从吴匡、蔡哲茂的说法，参看吴荣曾主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137-152页。明令。惟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铸，子子孙孙其永亡终，用覆德妥多友，享奔走令。

 

　　铭文记载井（邢）侯授命侯于井（邢）后，回宗周述职，述职礼仪进展顺利而无吝。邢侯随即参与了周王在芳京举行的祀典，并受到了周王的赏赐。由此反映，到宗周参与周王举行的典仪，应该是诸侯述职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献簋（《集成》4205）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无敃。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望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认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遘，假借为觏。”《诗?大雅?公刘》“乃觏于京”，毛亨《传》：“觏，见也。”于觏王即往见王，为朝觐之仪。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56页。可见“楷伯于觏王”的含义和麦方尊“侯见于宗周”的含义类似。楷为侯国，从楷伯的称谓来看，此时其尚未继位为侯，可能是以诸侯世子的身份去朝觐周王。

　　3?派遣官员管理驻于其境内的军队

　　周王有时会任命一些官员辅助诸侯管理某一具体事务：

　　（1）善鼎（《集成》2820）：

 

　　惟十又一月初吉辰在丁亥，王在宗周，王各大师宫。王曰：善，昔先王即令汝左疋侯，今余惟肇申先王令，令汝左疋侯监师戍，赐汝乃祖旂，用事。善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尊。惟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纯。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余用匃纯鲁于万年，其永宝用之。

 

　　善鼎的年代为西周中期，铭文中的“侯”指地之侯，商代晚期的尹光鼎（《集成》2709）器名从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178-181页。有“（次）”。善受命辅佐侯，官历两朝，具体负责辅佐侯监管在地戍守的军队。西周在地驻有军队还体现在簋铭文（《集成》4266）中：“王若曰：，命汝作冢司马。”说明西周对于地驻扎的戍守军队的管理，除了王朝本身委任官吏外，还设立诸侯进行监管，而且还派遣官员去辅助诸侯执行这一监管职责。

　　（2）引簋 

 

　　惟正月壬申，王各于龏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女更乃且摄司齐，余惟申命女，赐女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脊（迹）。”引拜稽首，对扬王休，同□追孚吕兵，用作幽公宝簋，子子孙孙宝用。

 

　　引簋出土于山东高清陈庄西周遗址的一墓葬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72-104页。。根据铭文和器形，其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期偏晚。铭文记载周王命令“引”赓继其祖辈管理“齐”，因而受赐彤弓、彤矢、马匹等武备。“齐”一词还出现在陕西安康出土的史密簋铭文中。李学勤在讨论史密簋铭文时提出，“齐师”一词也见于师寰簋（《集成》4313、4314）。“师”字本器作繁体“师”的左半，师寰簋则作其右半，可证两者都必须读作“师”。齐师是齐国的三军，乃乡里所出，与周王六军或称“六师”同例李学勤：《史密簋所记西周重要史实》，收入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170-178页。。朱凤瀚认为：“引直接受王命治理齐师，应是王朝卿士，而非齐侯臣属。齐师是西周王朝在齐地所设直辖军队的可能较小，还当理解为齐国军队较好。”《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考古》2011年第2期。收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354-366页。

　　从引簋的出土地点，以及史密簋和师寰簋均记载与齐联合作战的多是分布于今山东一带的莱、纪等国，同时战事亦均发生在山东一带等情况来看，此“齐”之“齐”确应即齐国之齐。“引”的任命乃是赓继祖职，说明西周王朝对齐国军队的控制并非是一种临时的授命。

　　引簋所体现的西周王朝对齐国军队的控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王朝政府对诸侯的控制力。

　　（3）豆闭簋（《集成》4276，传出西安）

 

　　惟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各于师戏大室，井伯入右豆闭，王呼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赐汝戠衣雝巿銮旗，用纂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

 

　　杨宽认为此铭文的邦君即诸侯，周王这样任命诸侯的司马兼弓矢之官，说明天子能够兼管诸侯的军事行动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394页。。此铭的邦君，应该和诸侯有区别的，是指没有被周王朝授予诸侯封号的邦国君长。但是从铭文判断不出是畿外邦君还是畿内邦君。豆闭受王命管理邦君的司马和弓矢（《周礼》有“司弓矢”职官），可能和善鼎铭文记载善受王命协助侯管理师戍的情形类似。

　　4?举行典仪

　　礼仪活动在西周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礼仪活动主要包括大射礼、大礼和殷见礼等。

　　（1）柞伯簋（《文物》1998年第9期56页图三，《新收》76）

 

　　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宫率王多士，师父率小臣，王遟赤金十反（版）。王曰：小子、小臣，敬又贤获，则取。柞伯十爯弓，无废矢。王则畀柞伯赤金十反（版），赐貍（？）。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

 

　　铭文记载周王在周（宗周）举行大射。关于大射，杨宽认为是天子或诸侯会集臣下在大学举行的。其目的着重在行礼，通过行礼的方式来进行“射”的练习和比赛。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716页。刘雨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射礼都有周王参加，是为“主”，与其相对的“宾”多是邦君、诸侯……参与陪射的多为周王的正长和有司。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礼》，《考古》1986年第12期，1118页。柞伯应该是以邦君的身份为“宾”。

　　（2）义盉盖（《集成》9453）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鲁，即邦君、诸侯、正、有司大射。义蔑暦，眔于王逑即。赐贝十朋，对扬王休，用作宝尊盉，子子孙孙其永宝。

 

　　陈剑分析铭文内容说，周王会合比次邦君、诸侯、正、有司诸人大射，“正、有司”作为王朝官员，是周王的属下，很可能与周王一起组成“主”一方即“主党”；邦君、诸侯则组成“宾党”。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这是周王在鲁地举行大射礼，会合诸侯以及邦君的例子。

　　（3）叔夨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主要研究文章有：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李学勤：《谈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饶宗颐、黄盛璋、朱凤瀚、刘雨、吴振武、张懋镕、王占奎、田建文、孙庆伟：《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5期；黄盛璋：《晋侯墓地M114与叔夨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论证》，载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黄锡全：《晋侯墓地诸位晋侯的排列及叔虞方鼎补证》，同上；李学勤：《叔虞方鼎试证》，同上；沈长云：《新出叔夭方鼎中夭字的释读问题》，同上；冯时：《叔夨考》，同上；刘雨：《叔虞方鼎铭的闰月与祭礼》，同上；曹玮：《叔夨方鼎铭文中的祭祀礼》，同上。 

 

　　惟十又四月，王大在成周。咸，王呼殷厥士，叔夨以裳、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

 

　　关于铭文的内容，李学勤指出“殷”指殷见，指聚合朝见；“士”如《尚书?多士》的“士”，孔颖达《正义》云“士者，在官之总号”，包括王朝卿大夫在内，不能理解为只限士这一级。李学勤：《谈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铭文中的“叔夨”，李伯谦提出读为“叔虞”即指唐叔虞。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这一看法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王在成周举行大礼，以殷见包括唐叔夨在内的官员。

　　（4）保卣（《集成》5415）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延兄六品，蔑曆于保，赐宾贝，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王大祀祓于周，在二月既望。

 

　　关于铭文中的“殷”，《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提出了两种解释，一说是认为“殷”指“武庚禄父”，另一说认为“殷为殷同之礼，为四方诸侯会王于都城”，而认为前说更有道理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22页。。我们认为把“殷”解释为“殷同”之礼更恰当，是说保参与了周王殷同东国五侯的典礼。这种殷同礼还见于申卣（《集成》5400）“惟明保殷成周年”、传卣（《集成》4206）“王囗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囗”等铭文中。

　　从以上对诸器的分析可知，周王通过举行大型的礼仪活动，如大射礼、大礼、殷同礼等，来会同诸侯，加强诸侯和西周王朝的联系。举行这些活动的地点有的在宗周、有的在成周，有的则在诸侯国之地举行，如义盉盖所体现的，王在鲁举行大射礼，其所会同的邦君和诸侯，应该是鲁国附近的分布于东方的诸侯和邦君。

　　5?影响诸侯的废立

　　根据《史记》的记载，西周时期周王对诸侯的废立有较大的影响。《史记》记载的案例有：

　　（1）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史记?齐太公世家》）

　　（2）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史记?鲁周公世家》）

　　（3）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史记?鲁周公世家》）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周晚期西周王朝实力衰退而不如先前，周王对诸侯国仍具有较大的影响。西周共王时期的士山盘铭文的记载可能反映了周王对诸侯立国的影响。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侯。

 

　　李学勤认为“于入侯”之“入”的用法与《左传》常见的“纳某诸侯”之“纳”的用法相同。董珊赞同这一意见，并解释说在《春秋》经传中，有“纳某侯（于某地）”和“某侯入（于某地）”两种句式。《春秋》经传中这类“入”或“纳”都是指诸侯在本国或他国势力的支持下入境执政。因此，士山盘周王让士山“于入侯”的字面意思就是周王命令士山送侯归国。董先生并进一步推测送归侯的原因，认为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由以上《春秋》经传“纳某侯”的事例可以揣度，或许是前此侯曾由于某种原因而失政出国，周王朝作为侯的保护者扶植他重新入境为政；第二，由下文士山此行又去徵其他四个方国的“服”来看，侯也可能曾朝见于周，朝见之后周王命令士山护送侯归国，这是一种礼遇。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则铭文体现了西周王朝对拥立侯的影响。

　　6?周王出巡列国

　　上引义盉盖铭文记载了周王在鲁地会见邦君、诸侯，这种以出巡的方式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的方式，还体现在以下铭文中。

　　爯簋（《新收》1606）

 

　　惟王十又一月初吉丁亥，王才姑，王弗朢应公室，滅宠“宠”字释读参看陈剑：《释“琮”及相关诸字》，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4月，273-316页。爯身，赐贝三十朋，马四匹，爯对扬王丕显休宠，用作文考釐公尊彝，其万年用夙夜明享，其永宝。

 

　　李家浩认为爯簋的年代是在穆王时期，器主“爯”和应侯爯盨中的“应侯爯”是同一人。铭文的“故”是卫邑。李家浩：《应国爯簋》，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9月，73-78页。铭文说明王在卫邑“姑”会见后来成为应侯的爯。这种王在畿外会见诸侯的方式，与诸侯见事于宗周不同，大致可看做是周王以巡视的方式管理诸侯国。

　　7?派遣使者到邦国

　　除了上文所讨论的周王亲自巡视诸侯国外，西周金文还记载了周王派遣王朝官员到地方安抚或视察侯国或邦国。

　　（1）驹父盨盖 吴大焱、罗英杰：《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盨盖》，《文物》1976年第5期。 

 

　　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邦父命驹父南诸侯。

 

　　驹父盨盖的年代为宣王时期，铭文中的“”，李学勤认为读为“鸠”，训“安集”、“安”。铭文中所说南仲命驹父去安集南方诸侯，很可能是征伐淮夷战争刚结束后的措施。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盨——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收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142-143页。受命去安抚南诸侯的驹父应该是西周王朝的官吏。

　　（2）倗伯簋 山西考古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惟二十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倗伯爯历，右告令金车旅。爯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朕考宝尊，爯其万年永宝用享。

 

　　铭文中的“益公”，是西周王朝中的重要官员，见于询簋（《集成》4321）、走马休盘（《集成》10170）、师道簋李朝远：《师道簋铭文考释》，上海博物馆编：《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华》，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6月，16页。、王臣簋（《集成》4268）、申簋盖（《集成》4267）等铭文中，常在王朝的册命礼中担任右者。倗，一般认为是晋国的一个附庸邦国。铭文说明西周王朝的重臣益公对倗伯的蔑历。“蔑历”一词，多见于周王对所属臣僚进行勉励和嘉赏的场合。这篇铭文体现了西周王朝对所属邦国的管理。

　　（3）霸伯簋《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7日第6、7版“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冀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1年3月25日，http://topic?ccrnews?com?cn/ArticleDetail?aspx?id=171。 

 

　　惟十又一月，井叔来麦，乃蔑霸伯历，史（使）伐，用寿（帱）二百，丹二量，虎皮。霸白（伯）拜稽首，对扬井叔休，用乍（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子）孙=（孙孙）其永宝用。铭文释文参考黄锦前、张新俊：《霸伯簋铭文小议》，简帛网，2011年5月3日。但该释文在“井”字后括注“邢”，则不确，铭文中的“井”应为西周金文中常见的畿内邦伯“井”，而不是邢侯之“邢”。

 

　　霸伯簋铭文所体现的情况和上引倗伯簋相似。“霸”，黄锦前、张新俊认为可能是“潞”，当可信。可能也是晋国的怀姓九宗之一。其地位和倗类似，亦属于邦国。铭文中的井叔，亦见于师察簋（4253）、趩尊（6516）、免簋（4240）、免尊（6006）等铭文中，担任王朝册命礼中的右者。井叔对霸伯的蔑历和赏赐，也说明了西周王朝对所属邦国的管理。

　　8?征令诸侯参与战事

　　参与周王朝的战事，是诸侯基本的义务，铜器铭文经常可见诸侯参与王朝战事的记载。

　　（1）柞伯鼎 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惟四月既死霸，虢仲令柞伯曰：才乃祖周公繇又共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今汝期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徵虢仲遣氏曰：既围昏。虢仲至，辛酉，尃伐。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其弗敢朕皇祖，用作朕皇祖幽叔宝尊鼎，其用追享孝，用旂眉寿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根据朱凤瀚的研究，柞伯鼎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当以厉、宣时期为妥。鼎铭中的“虢仲”，与虢仲盨（《集成》4435）中的“虢仲”当是一人，亦即《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厉王时期的“虢仲”。在王朝中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地位。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铭文体现了王朝官员虢仲号令柞伯、蔡侯等诸侯对昏的战役。虢仲所代表的王朝权威应该是很高的，因为铭文记载虢仲可命令柞伯率领蔡侯，以其权威建立诸侯之间的等级差异。

　　（2）《史密簋》（《新收》636）

 

　　惟十有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坠，广伐东国。齐师族土述（遂）人乃执图、宽、亚。师俗率齐师述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釐伯、僰殿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3）师寰簋（4313，4314）

 

　　王若曰：师寰，哉！淮夷繇我（帛）畮臣，今敢博厥众叚反厥工事，弗我东国。今余肇令汝率齐师、、釐、僰，殿左右虎臣正淮夷，即厥邦单曰冄曰褮曰铃曰达。

 

　　史密簋和师寰簋所记载的都是对进犯西周东国之淮夷的战争，因此，王朝所率领军队的成分亦类似，其中参与作战的邦国主要有纪、釐、僰等。

　　此外，宣王时期的晋侯苏编钟（《新收》870）记载晋侯苏在宣王的督战下攻伐夙夷。从上引这些铭文可以看出，参与王朝组织的对淮夷等不属于西周王国系统的邦国的战事，是西周封建邦国对王朝的主要义务。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西周王朝采用多种方式对其所封建的侯国或邦国进行管理，各侯国、邦国与王朝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政治地位上虽然与内服臣属有着较大的区别，但和他们一样同属于西周的王国系统之中。杨宽在讨论天子控制和使用诸侯的制度时，认为当时天子所以能够控制和使用诸侯，首先由于诸侯的卿出于周王的派遣、选拔和任命。并引梁其钟“天子事梁其身邦君大正”，认为是天子使梁其出任邦君的大正。“大正”是主管刑法之官。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94页。若如杨宽所言，“邦君大正”是指邦君之大正的话，铭文是应该指明具体的邦君的，如豆闭簋。这里“邦君大正”的含义不能确指，可能是指管理畿内邦君的大正。从目前的西周金文来看，尚未见到由周王任命诸侯卿士大臣的记载。因此，象《礼记?王制》所言“大国之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否存在，仍有待资料的进一步证明。当时天子之所以能控制和使用诸侯，当是由于诸侯多由与王室有亲戚的家族担任，并接受天子的册封，而天子用宗法、礼仪等约束诸侯，并保持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以强化对诸侯的控制。

　　二、西周王朝的服属国

　　在以王朝和诸侯国组成核心体系的西周王国，还存在着一些服属于西周王朝，但没有接受过周王授予的诸侯等级名号的邦国。这些邦国由于没有接受西周王朝的册封，不属于西周王国体系之中，与王朝的关系亦比较微妙，叛服不定，与西周王朝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正如诸侯国有附庸国，我们把这些邦国称为西周王朝的服属国。

　　在西周王朝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拥有和保持服属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史墙盘将“方蛮无不视”看作是恭王的一个重要功绩。对于背叛不来王庭的邦国，则要进行安抚或讨伐，前者如毛公鼎“率褱不廷方”；后者如五祀钟“貖不廷方”，逑盘“方狄不享”。参看李家浩：《说“貖不廷方”》，收入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11-17页。因此，对于这些不同于封国的服属国的研究，是了解西周国家组织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周金文和相关文献中有一些关于西周时期西周王朝讨伐反叛方国的记载，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西周王朝服属国的情况，大致是分布于西方、北方的戎狄，分布于东方的包括徐在内的夷族以及分布在南方的繁荆、荆、楚荆等邦国，主要是一些被称为戎、夷、荆的邦国。在这些资料中，关于西周王朝和夷族之间关系的记载要相对丰富，而且相关资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夷族的构成及其内部关系的可能。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单独讨论有关夷族的问题，而将夷族外的服属国放在一起。

　　（一）淮夷

　　淮夷是分布于淮水南北近海之地的部族胡渭曰：“淮南北近海之地，皆为淮夷。”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正文133－134页。，宣王时代的师寰簋铭文谓“淮夷繇我（帛）畮臣”，同时代的驹父盨盖铭文亦有周王命令朝臣向南淮夷征取服贡的记载。说明淮夷属于西周王朝的服属国系统中。西周之世，对南夷的战争时有发生。《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808页。 

 

　　从这一记载来看，西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主要在西周穆王、厉王、宣王以及幽王之世。穆王时期西周王朝对以徐偃王为首的诸夷的战争，又记载于《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中。内容相差不大，《后汉书》的记载应是取自《史记》。西周金文有关西周王朝与淮夷战争的记载，为数不少，前辈学者也做过讨论。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这些金文的年代，基本也是分属于穆王、厉王、宣王时期。我们先按时代引用相关铭文（所引铜器的年代，采用学界通行的看法，除个别铜器外，不再说明），再作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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