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从内容上看，书稿分为历史人物论、历史事件论、和谐社会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理论基础五个部分。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论述立足于客观事实与权威史料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事件的论述，既将其置于宏观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也有对人物生平细节的重视，既有对历史行动的描述，也有对其深层思想理路的梳理；对和谐社会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社会的密切关注；史学方法论是作者总结的治史心得，史学理论基础论则是作者通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近现代史的的个案解读，以期获得一种解史视角。全书五个部分有机地组成了一个逻辑系统，对读者解读近现代史有着新的启迪和方法的借鉴。

　　王文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目前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攻方向。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研究》）1项；已参与完成省部级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与编写出版著作多部；先后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十数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近代史研究》等重要期刊转载、收录或索引。

序 言
第一章 民国事件人物论
一、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述评
二、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 党史人物事件论
一、略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二、瞿秋白与五四运动
三、瞿秋白主编党报党刊的现实启示
四、蔡和森在中共历史上的三个贡献
五、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
六、“文革”、改革与革命——兼评“告别革命”
第三章 现代和谐社会论
一、家族主义与党的建设
二、六条政治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命运
三、健全教育法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序 言
第一章 民国事件人物论
一、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述评
二、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 党史人物事件论
一、略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二、瞿秋白与五四运动
三、瞿秋白主编党报党刊的现实启示
四、蔡和森在中共历史上的三个贡献
五、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
六、“文革”、改革与革命——兼评“告别革命”

第三章 现代和谐社会论
一、家族主义与党的建设
二、六条政治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命运
三、健全教育法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基于教师权利及其救济制度的思考

第四章 历史研究方法论
一、中共党史解读的新视角——读石仲泉《我观党史》二集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方法——读石仲泉的三本著作
三、名著的瑕疵

第五章 史学理论基础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内涵的经济解释
二、新中国成立前早期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考察
后记

第一章 党史相关事件人物论

一、 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述评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格诸方面。政治上, 他力促国家统一但走了一些弯路,由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 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经济上, 他注重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 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对农村经济也给予特别关注, 并系统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 教育上, 他出资办小学、中学和大学, 提出了?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 人格上, 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荣利,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全面性、系统性,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践性; 不仅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落实在爱国救国的具体行动上; 不仅要求别人, 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所谓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是指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的关心和自觉维护的思想与行为。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尽管极为短暂，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并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发掘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 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
如所周知，张学良既反内战又打内战，既“剿共”又联共，既拥蒋又疑蒋，直至“将天捅个漏子”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力主进行了和平解决。对此矛盾现象，学界认为是他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也是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使然。但这多是从客观方面来讲的，那么主观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从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发展变化入手，进一步探究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思想动因。
1、息争统一，参与混战
   张学良是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青年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他怀着“为中华民族造福”的理想，极力主张“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他认为，“惟和平乃能促成统一，亦惟统一乃能保障和平，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统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统一而不能和平者，连带关系”。他将和平与统一的关系，看作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站到发展国力的高度，论述了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因此，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他通过观察体验认为：内战起因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认军队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稍不如意，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徒党和之，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仆彼继，往复效尤”；内战后果是“民生憔悴国势阽危”；性质是“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并得出“内战实为罪恶之母”的结论。他还将内战与亡国联系起来警告人们：“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环视我侧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并深信“中国若能5年或10年之内不发生内战，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进步，总较战局下之情况为好”。这说明，他对内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他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青年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但未能如愿。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却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支配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日本的“二十一条”使他痛下决心出来做事，要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样，努力以救中国。在他看来，他有家庭背景，有好的父亲，走一步等于人家走两步，“为何不利用这个条件作点什么?”尽管对“作点什么”还模糊不清，但却是他改变初衷接受父亲栽培的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因素。其次，在于他对战争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张学良19岁就参加战争，经历了剿匪之役、直奉战争和豫南大战并屡建功勋，年方26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同列。如果说张学良起初由于逆反心理，不愿当什么将军作什么军阀的话，那么，这时他已在“作点什么”的驱动下，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阀将领。但也应看到，他尽管也为争夺中央政权扩充地盘而战，但毕竟不同于他的父亲，不同于一般军阀。他不以争权夺地为目的，而以息争统一为宗旨，以战争求和平，以和平促统一。然而，他每次作战观于官兵伤之惨状，人们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尤其是河南视察所见，更使他触目惊心。曾慨叹，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为什么?徒招人民之怨恨得不偿失。正是这些不断积累的感受和体验才使他的内战观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肤浅发展为深刻。也正是这种深刻，才使他的“作点什么”由模糊变清晰，由参加战争到反对战争再到制止战争，由被动转向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