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那高地的太阳_陆天明著_9787307092884

《桑那高地的太阳》是一个苍茫的故事。一个朝气蓬勃的、不谙任何巨人利害关系的热血青年，来到艰苦的西北边疆，对那片土地竭尽所能奉献赤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信赖所热爱的人们打倒在地，踩进泥泞中。他崇高的精神信仰渐渐地幻化成荆棘编成的桂冠，刺穿了他的头颅。这个激昂的领袖般的人物站起来，摔倒，再站起来，再摔倒，一次比一次摔得更惨……《桑那高地的太阳》的作者是陆天明。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 “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 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志犹存。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 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是为序。

赵队长，你到底怎么着了…… 站部门口围挤住好大一群人。儿马蛋子在人群后头猛仰起颈脖。坐住后蹄，急煞住，谢平便嗵的一声跟个木墩似的从马背上砸到雪地上。他没爬起来，他也爬不起来。他根本没想到要爬起来，赶紧用手在地上支起上身，便迫不及待地从人们给他闪开的一道窄窄的空当里去寻赵队长。八个月来，是你带我们青年班在劳动，一直是你这个一九四七年的老兵、前总场党委委员、前鸦八块分场副场长、羊马河最早一个机耕队的创建人、全桑那高地头一个拖拉机驾驶员兼机车组组长、技术最好的老家伙、黄河边拦羊出身的“臭小子”……在带我们劳动。你是为了我们才调来试验站的，你在试验站不兼任何职务，你只是我们青年班的“教师爷”、我这个青年班班长的班长。我们只知道你曾经为了点什么被免去了所有的职务。你并不愿意来当这个“青年班班长的班长”，来住站部后身小高包上那个黢黑的地窝子。我早觉出场部有些人不喜欢你。今天下午我问过张股长，如果赵队长不放我来场部，怎么办？张股长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抬起头，先不回答，却从眼角里放出一种很奇怪的神色盯住我，似乎想竭力观察出某种他早有所猜忌的什么来。过后才淡淡一笑，并叫我大惑不解地长喘口气答道：“我看不必跟赵长泰说什么了吧，我们已经跟站领导打过招呼了。 ”真怪了，要调我离开试验站青年班，怎么能不跟你说一声？我当时心里就紧着打鼓、犯愣，现在他们又要抓你走。为什么对你竟然也要用到…… 用到“抓”这个字眼？赵队长在站部门口两条疙疙楞楞的阶沿石上站着，身后还站着两个政法股的助理员。其中一位，背着支步枪。赵长泰看到谢平从马背上被颠下来了，但没去搀他。等青年班女生组组长裴静静和班里年岁最大的马连成等人忙去扶起谢平后，才对政法股两位助理员中那位不背长枪的说了声： “我去跟谢平打声招呼，啊？”也没等那位颇有些尴尬的助理员表示点啥，便照直走了过去。人们完全被这意外的事件震慑住了，惶惶地怀着某种惊恐，同时又潜意识地庆幸自己没犯到政法股手里。有人在小声叹息，惟有一坨子人声息全无地沉默着，他们便是青年班几十个娃子。 “你答应那个张万鹏去场部了？”赵队长问谢平。虽然有站部办公室透出的那点昏黄的马灯光，还有雪地的一些反光，谢平还是看不清赵队长脸上细微的表情。也许是阴影太重的缘故，他觉得他双颊下陷得厉害，黑胡茬恁长，使不见他才两天一个夜晚的谢平觉着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瘦去好些。还没给戴铐子，但也没戴手套，两只大手就那么光着，垂耷在腿的两旁，一只手里还抓着他那顶黑布面尖顶的狗皮帽。薄薄的大嘴虚开，露出很长而又很不整齐的牙齿。牙根根脚里都让烟油渍黑了。问完话，嘴唇依然翕张着，微微尖嘬起上嘴唇，那样专注地盯着谢平，等回话。谢平只是沉默，开不了口。他心里乱极了，他只想知道，眼面前正在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但这会儿又能问谁？赵长泰也没再追问。为了避免这一时沉寂给所有在场人带来的紧张、难堪和不安，他斜过眼去看看在人堆前头嘤嘤哭泣着的老婆渭贞和八岁的大女儿。十岁的大儿子建国脸色煞白，懂事地搀扶住他妈。这么冷的夜晚，抢出门来送他，建国他却只穿着件夹袄和一条破单裤，拖着一双并不配对的旧棉鞋，瞪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恁些跟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困惑。赵长泰早就跟渭贞商量过，再咋地吧，也得给儿子买双囫囵鞋了。虽说十岁还不能正经算个人，但也毕竟十岁了，在子女校大小还是个少先队的干部，老让孩子趿着爹／或妈的旧棉鞋过冬，也实在叫孩子在同学老师跟前挂不住脸。孩子自己也说过：“妈，下一回食堂里分大肉，我那一份就别领了。看到明年能凑够双跑鞋钱不。给我买双白的……穿双毡袜也能过冬。官的！不信，你试试！”啊！白跑鞋。儿子，我对不住你…… 赵长泰再回头看看青年班的丫头小子们，歉疚地笑笑，并用他干裂的嵌着许多油泥的大手抹了一把自己的瘦脸，叹口气。青年班的那一帮子却把头都低了下去，仿佛立马要被押走的是他们而不是他。这使他的背好像突然罗锅了，随着一阵痛绝的战栗，他脸颊微微抽动起来，整个身子不易被人察觉地晃动了一下，一阵哽咽从胸膈底里涌来。为了压住它，他拧转头，恰巧遇见谢平正凝对住他的视线。谢平见赵队长回过头来了，忙向他伸过只手去，赵队长却没对应地伸手。政法股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脚冻得也实在难受。因为坐吉普车来的，都没穿毡筒。有一位的翻毛皮鞋里甚至都没穿毡袜，只好在一旁直跺脚。碍着赵长泰这么个老熟人的面子，他们又不便紧着催，就故意跺得背上的长枪在大腿根上磕碰，响出许多串哐啷哐啷，去提醒老赵。这些，赵长泰心里自然有数。他再没说话，只是去重重地拍了拍谢平的肩头，又看了他一眼，而后一低头，从人群闪出的那条夹道里朝吉普车走去。上了车，他们才给他上了铐子。谢平忙摘下自己那副黄军布里的连袖长皮手套，撂给计镇华，叫他赶快跑去交给赵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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