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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著名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重磅之作，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以老百姓的视角看中国。每个人都需要懂一点儿经济学，别听专家讲道理，听“一介小民”说点儿闲话，经济学也可以很好玩。) 
定 价：3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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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不计其数的决策与判断，我们都希望能有一种终生受用决策依据和思维方法，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人人都希望懂得一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崛起，在这之间，经济学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能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梁小民教授以通俗、简介的语言，通过分析一个个经济事件，让我们一本书轻松读懂世界经济局势，让我们在面临某些问题时能够更加睿智、理性地做出最合适的决策。
梁小民：中国少数几位能游刃有余地将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的经济学家！ 梁小民的经济散文一直深得大众的喜爱，这与他简朴的叙事风格和深入简出的内容阐释分不开。他的经济学散文已经成为喜欢作者文字和思想的读者期盼。 一直以来，梁小民都希望经济学可以变成一种好玩的东西，经济学知识能够成为闲话。他把这些思想也带进了写书当中，和他的经济学专业融在了一起，让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普及和推广。
梁小民，中国著名大众经济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现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谈市场》《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等。
经济向钱看
GDP 不是万能的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别把模型当个宝 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 大危机的货币因素 利率是影响经济的纽带 利率成了牛鼻子 汇率让你喝到免费啤酒 蒙代尔作秀的资本 格林斯潘的皮包 另类的货币政策 央行需要独立 费尔普斯获奖了 内需不足，企业有责
经济向钱看
走在政策变动之前
央行宣布加息之后，各路理财专家活跃起来了。有的为你分析存款是否应该转存；有的建议你购买债券选短券、弃长券；有的让你选择固定利率房贷，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理财方式，但又都是“马后炮”。人人都想把长期债券抛出去，争相购买短券，长券价格下降，短券价格上升，你有什么收益呢？银行发放房贷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加息了你想改为固定利率，人家干吗？ 这世界是一个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家庭理财正是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风险，人人都知道怎么做，你的理财会有多大收益？学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理财，才能回避风险，或者利用风险。这就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根据这种预测来选择不同的理财方式。当你知道未来即将加息时，在央行未宣布加息之前抛出长券、收购短券，理财才会成功。同样，在加息之前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可供选择，你才可以根据自己对未来利率的预测进行选择。不关注未来的变动，仅仅在变动出现之后忙于应对，永远是家庭理财的“初级阶段”。 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引起风险的事件极多，从世界经济走势、国际冲突，到汇率变动、自然灾害发生，无一不影响家庭理财决策。当然，如果一定要对这大大小小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做正确的预测才可以进行家庭理财，那就没有人敢理财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进行家庭理财最重要的还是预测短期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比如，在近期内央行会不会调整利率或汇率，会调整多少，等等。然后，再根据这种预测做家庭理财决策。只要预测大体正确，理财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人人预测都正确，都做同样的理财决策，这就与人人都不预测，或者人人都预测错误，没什么差别了。只有别人没有进行预测，或者别人都预测错了，你才能成功。用个比喻说，人人都预测今天要下雨，出门带了伞，你的伞就卖不出去。只有大家都不知道今天有雨，唯独你知道，你才能卖伞赚钱。 如何在别人不进行预测，或者做错误预测的情况下，做你的正确预测呢？这不仅需要你有点悟性，而且需要你有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知识，并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变动。 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决策者为所欲为，或者灵机一动拍脑袋决定的。它有一定的规律，宏观经济学讲的正是这种规律。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稳定。也就是让经济既不过热，出现通胀或存在通胀压力；又不过冷，出现衰退与通货紧缩。如果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出现或冷或热的波浪式发展就是正常的。政府的宏观调节就是在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胀苗头时采用加息这类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过冷或出现衰退的苗头时采用降息这类扩张性政策。各国政府都根据这个原则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根据这个规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央行加息了。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实现了高增长。经过调整，2005年GDP增长达到10.2%，2006年上半年又达到10.8%。这种增长率正常还是偏热呢？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中国适度的增长率在7%～9%。低于7%，存在衰退，高于9%就出现了过热。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属于经济过热。而且，这种高增长是由固定投资增加和出口增长带动的。尤其是固定资产增长过快已引起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了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固定投资增加过多，使经济在稳定状态下运行，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经济过热的情况，媒体常有报道，经济学家也有分析。如果你关心宏观经济走势，就不难得出加息势在必行的结论。根据这种预测，在央行尚未宣布加息之前调整家庭理财的方式，理财不就成功了吗？ 在经济中，利率的变动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影响存款与贷款，还要影响股市和汇率。一般而言，利率与股市价格反方向变动。加息会引起股市下跌，降息会刺激股市上升。所以，当你把股市炒作当作家庭理财的一种重要方式时，一定要通过预测利率的变动来决定在股市上抛还是进。利率也影响汇率，通常是利率上升，汇率也上升，利率下降，汇率也下降。如果你持有外汇，或想通过外汇买卖来实现家庭理财，也必须考虑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尚不完善、股市运行并不规范、汇率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利率对股市和汇率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利率、股市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理财会越来越重要。 根据宏观经济状况来判断宏观政策的走势，或者说预测央行会加息还是降息是家庭理财决策的基础。只要能正确判断宏观经济状况，预测就不难。难是难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上。我们老百姓并不是专家，而且专家也会由于信息不充分或其他原因而作错误判断，我们该如何判断宏观经济状况呢？ 首先要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例如，GDP增长率、CPI（消费物价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等等。这些数字很容易获得。要注意的是专家对这些数字的解释。例如，这两年CPI并不高，但专家指出由于CPI中所选的商品种类与各种商品所占的权重，CPI实际上低估了通货膨胀率。 其次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如央行领导，有关经济问题发表的讲话。他们作为官员公开讲的代表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他们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因此，他们的讲话中往往含蓄地表达了政府的政策意向。 最后还要关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讨论。他们的言论也许不一定全面、客观，他们相互之间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那些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有某种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样去进行家庭理财也许会累一些。但如果不这样做，走在政策的前面，人云亦云地去理财又有什么好果子呢？ 皮洛斯的胜利 2005年金秋十月，当以色列经济学家奥曼和美国经济学家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南京城里，国美和苏宁正打得难解难分、硝烟弥漫。奥曼和谢林获奖是因为他们运用博弈论为走出冲突设计出了求解之道，南京的价格战是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一边是双赢，一边是两败俱伤。同样的冲突，结局却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化解。在价格竞争中，这种情况也不少。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厂家有400家之多。福特先挑起价格战，没有和解，没有让步，一路打下去才有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三家巨头，才有了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业。由于生产技术特点，汽车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做强。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寡头行业，那些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企业应该被消灭、被兼并。但没有一家企业自愿退出，这就只有走对抗竞争之路。而且，福特之所以敢挑起这种对抗是因为它有实力。福特发明了自动装配线，又对工人实行效率工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其他中小企业。生产效率的优势使它稳操胜券。 当生存竞争的规律要求优胜劣汰，而且优者有明显优势时，解决冲突的方法当然是把打击坚持到底。这个过程对被淘汰者有一点残酷，但自然规律无可奈何。 但历史与现实并不全是这样，有时和解比对抗更有利。当年英国资产阶级和王室达成和解，成为英国产业革命的制度保证，才有了以后的大英帝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消灭了王室，但这种成功又给法国社会带来多少进步呢？有时，力量稍强的一方胜利了，也是“皮洛斯的胜利”。 皮洛斯是古罗马的一位国王，他在一次双方实力相当的战斗中胜利，但也损失大半精锐部队。皮洛斯望着横尸遍野的战场，感叹地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完蛋了。”“皮洛斯的胜利”就成为代价巨大的成功的代名词。 不过“皮洛斯的胜利”总算还是胜利，如果双方实力相当，连“皮洛斯的胜利”都没有，结果岂不是双方都很惨？我看国美与苏宁就是这样。国美与苏宁分列全国家电零售业的第二、第三位，可以说实力相当。就企业的管理效率而言也是在伯仲之间。而且，南京又是苏宁的总部所在地，苏宁当然要对抗到最后一兵一卒。国美何苦挑起这场价格战呢？双方死拼硬打，售出的电器价格甚至打到五折。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一流的物流、资金流调配体系，只能靠压低供给商的进货价，收取进店及其他费用，或拖延还款。这种两伊战争式的打法，最后只有两败俱伤，连皮洛斯国王还不如。 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正是这种谁也灭不了谁、谁也无法获胜的状况。小的如国美与苏宁这样的价格战，大的如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争、如今仍看不出希望的巴以冲突。国美与苏宁最后不会有赢家，美苏军备竞争浪费了资源，巴以冲突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在流血。奥曼和谢林正是在努力寻找化解这种冲突的出路。 博弈的目的不是与什么都斗就其乐无穷，而是为了共赢。化解冲突，走出对抗当然是要通过谈判来实现。谈判的起点是达成共识。这就是双方知己知彼。比如，在价格战中双方都会知道，我降价，对方也会进一步降价。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降下去，最后低于成本时，不就是双方共亡了吗？如果能达成这种共识，双方就有了通过谈判而和解的愿望。由愿望变为现实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是价格战、国际冲突，还是其他博弈，都不是斗气，不是匹夫之勇，作为理性行为者应该在无益的对抗中达成这种共识。 在双方的谈判中当然要有妥协。实现共赢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代价比对抗到底要低得多。双方付出多少代价取决于各方的实力。不过谢林的研究证明，并不是力量强的一方逼迫力量弱的一方做更大让步。恰恰相反，是弱的一方往往比强的一方有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要主动做更大让步。因为谈判失败，强的一方损失会更大。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政府顶住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主动退出加沙地区，正是一种让步。一些亿万富翁在与弱势群体的冲突中不愿意做让步，执意对抗到底，最后玉石俱焚，谁的损失更大？ 当然，奥曼和谢林的博弈论还有更为严格的推理和更丰富的内容，否则何以能获诺贝尔奖？但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看起来很美”，是有现实意义的。明白化解冲突实现共赢的道理，再去学学奥曼和谢林告诉我们如何谈判，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你在打价格战和冲突中突会理智得多。国美和苏宁的老板们也许无暇关心奥曼和谢林，但这两位学家者的贡献的确与他们相关。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一位吉林农民的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无力医治，急中生智，向他听说的富豪施正荣等六人写信求助，让他们献爱心。这本来是现实中并不少见的事。有困难向本不相识的富人求助，富人接到这样的求助也不鲜见，捐不捐钱是个人的事。 但一旦媒体介入这件事情，性质就完全变了。在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弥漫着仇富情结的情况下，被求助的富人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基于这种压力，这些富人做了积极的回应。这在本质上与富人遭到绑票，不得不拿出钱一样。无非这次形成威胁的不是刀枪的暴力，而是舆论的暴力，不是肉体生命的拷打，而是道德声誉的拷打。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道德绑票”，是对舆论暴力的滥用。一个和谐社会不能容忍这种道德暴力的存在。媒体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拷打”富人，逼他们进行捐助，是对富人人权的侵犯。这种做法只能助长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仇富情绪，而无助于社会进步和共同富裕，也无助于鼓励富人用财富回报社会。用暴力绑票与用道德绑票在实质上都是一种对富人的威胁行为。此风绝不可长。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没有人敢公开赞扬水浒英雄或佐罗们的暴力绑票行为了。但从网民的反应看，对这种道德绑票的支持者还颇多。这里的原因除了仇富心态与对穷人的同情外，更多的还是对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误解，似乎富人赚了钱不拿出来捐给社会和穷人就是“为富不仁”，应该全民共讨之。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早在几十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企业家就是在守法和保持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正如医生的社会责任是救死扶伤，教师的社会责任是教书育人一样，企业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的标准是利润。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做好自己的事就同时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就是做好自己的事。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去谈社会责任，一心要去救国救民，其结果往往是害国害民。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不好好种地，却要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结果除了救他们自己外，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当企业家遵守法律，保持道德底线去为利润而做好企业时，他们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他们为了利润最大化就要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他们把利润用于投资，企业越做越大，就业人数增加了，交给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富起来了。他们个人的财富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属于他们私有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社会财富并不仅仅是由政府支配直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富。社会财富是分别属于个人、社会组织（集体）和政府的财富之和。富人无论是把他们的财富用于个人消费或投资，都造福于社会。把富人的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企业的实力也还不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在于把企业做大做强，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的强大，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企业家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就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承认有少数企业家是靠压低工人工资、苛待工人、官商勾结，或用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但这并不属于社会责任问题。这些人不是没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违法或缺德。而且，这少数人也不能代表整个企业家集体。借少数富人的不良行为宣扬为富不仁，为暴力或道德绑票辩解是极其危险的。绑票是用某种手段去威胁他人，无论用暴力或舆论，即使对少数的确为富不仁者，也是犯罪行为。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责任就是捐助，这是一种误解。企业家作为富人有捐助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仅仅是一种道德层次的更高要求，并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一个人有钱而不愿捐助，你可以骂他“一毛不拔”，但他并没罪，你也没有权力用暴力或舆论逼迫他捐助。他一毛不拔是道德层次上的缺失，你对他绑票威胁是法律上的犯罪。 当然，我们从道德的层次希望富人有爱心，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富人有一个道德不断提高的问题。只有他们在致富之后道德得到升华才会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捐赠意识，才会有大量捐助。想用舆论去逼迫他们捐赠，其结果适得其反。今天媒体帮助吉林农民逼迫富人捐助，也许会有效，如果以后这成为让富人捐赠的常规武器，这天下岂不要乱了吗？即使富人有了捐赠意识，由媒体帮个别人逼迫富人也不是人间正道。捐助要有一套制度，成为规范化的组织行为，而不是这种困难者求助，媒体运用舆论武器，富人捐钱的模式。 和谐社会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能通过绑票式的均贫富来实现。和谐要靠经济发展，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只在于做好企业。 克鲁格曼的预言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南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没有牢固基础的“纸老虎”，迟早要崩溃。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投入（劳动与资本）增加带动的，缺乏技术进步。此论一出，引起许多人士，尤其是东南亚人士的激烈反对。不幸的是他说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这个地区的严重经济衰退。至今经济学家对这个事件仍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为所有的人所接受：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就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就是增长问题。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其中心意思是只有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迅速的增长。二是投入，主要指劳动与资本的增加。早期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投入增加引起的。因此，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强调投入增加，尤其是资本增加的重要性。三是技术进步。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的中心。 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特点是生产率的提高。亚当.斯密把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分工和资本积累。分工和资本积累引起的人均资本增加提高了生产率，这其中包含了技术进步。但明确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决定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增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等人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的大小。根据这一估算，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占一半以上，即经济增长率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确定为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以及规模经济等。 这种分析引起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重要缺点，这就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在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余量”。这就是说，根据生产函数，计算出劳动增加和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余下的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例如，经济增长率为3%，如果劳动增加引起0.5%的增长率，资本增加引起1%的增长率，余下的1.5%就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增长率。这种分析实际上割裂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内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把劳动、资本和技术都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从而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根据传统的理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即随着资本的增加，产量在增加，但增加的比率越来越小。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呢？新增长理论解释了这一点。简单来说，资本增加不是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质的改变。这种质的改变体现了技术进步。例如，一个工厂的资本从10万增加到100万，并不是从一台牛头刨床增加到10台，而是用了一台先进的数控机床。如果仅仅是牛头刨床数量的增加，当然会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但用了先进的数控机床，边际生产力不仅不递减，反而递增。这就解释了资本增加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资本增加是技术进步的条件，技术进步表现在资本质的变化上。同样，劳动的增加也不是人数或工时的增加，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同样体现了技术进步。 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不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劳动、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并指导各国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 克鲁格曼之所以认为东南经济增长是“纸老虎”，就是因为这种增长来自劳动与资本的大量增加。仅仅依靠投入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增长必然放慢，甚至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应有的中心作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主要技术仍然是引进的，缺乏原创造性。像这样的增长，即便没有各种复杂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迟早要出问题。今天再读克鲁格曼的文章，不禁感到他的分析的确入木三分。 如果说东南亚经济衰退是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反例，那么，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连续近十年的稳定增长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尽管经济学家对个人电脑、互联网对增长的作用还难以作确定的定量分析，但这些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中心已无人怀疑了。21世纪将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占领技术制高点才有经济增长点。我们该怎么办就一目了然了。 初读克鲁格曼的文章时总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似乎他总和咱亚洲人过不去。可是抛开感情色彩，冷静想一想他那冷酷的分析，你得到的启示一定不少。这也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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