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救赎：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_张敏　著_9787516139486

　　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1899一1973）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本人及其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或称施特劳斯学派）以回归西方古典思想的认识旨趣和学术路径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领域独树一帜。但是，当今的西方世界是一个由“科学”和“历史”观念所统治的现代智识世界，施特劳斯偏偏逆“历史潮流”而动，独辟蹊径地选择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式古典政治哲学，这无疑给其身后的学人留下了发人深思的“施特劳斯问题”。因此，《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救赎－－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所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施特劳斯为什么要称其理论为“政治哲学”？或者说，什么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什么又是其所谓的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这几者是什么关系？它们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内涵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超越性地批判和救治“现代性的危机”的？其独特性何在？其地位和意义又何在？同时，施特劳斯托古典先哲来重建的政治哲学真的能够“立”得住吗？其根基是否经得起推敲和验证？它有无任何现实的或经验的支撑？它会同其他理想主义方案一样面临“祛魅”的危险吗？抑或是会在现实政治层面上走向其反面？这些都是本文试图研究并回答的问题。
　　张敏专著的《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救赎－－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第一章首先分析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关怀。
　　施特劳斯的思想特征虽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其“古典研究”绝不是为古典而古典的学究式研究，而恰恰是由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出发的，这个现实政治关怀就是施特劳斯所一直强调的最重大的时代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因此，本文第一章主要试图揭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的批判：首先，由施特劳斯与当代西方两大主导智识力量——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出发，阐明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这一基本判断；然后，经由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哲学演进过程中“三次浪潮”的独特理论建构，揭示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最深刻、最与众不同之处——“现代性的危机”乃是由现代政治哲人最彻底的“知性的真诚”所引发的虚无主义危机；最后，通过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症结的诊断，分析施特劳斯重开“古今之争”、重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必要性与意义。
　　本书第二章主要试图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作一个理论回溯，阐明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所选择的独特路径及目的。
　　施特劳斯之所以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主要是因为他对基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想及其结果的不满与批判。施特劳斯看待“启蒙”问题的核心观点是理性、哲学、知识、科学或真理不应该通过公开的启蒙而实现社会化。由此，本章首先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现代启蒙的奠基人物——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批判，揭示现代启蒙所肇始的“政治哲学化”和“哲学政治化”的弊端；然后再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区别于现代启蒙思想的传统正宗思想的重新思考，阐明施特劳斯理论回溯的独特路径，揭示他绕过基督教进路而以中世纪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先哲（主要是阿尔法拉比与迈蒙尼德）为媒介所重新解释的柏拉图式古典启蒙传统；在此基础之上，本章还进一步分析了施特劳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预设，揭示了施特劳斯最重要的理论发现——“隐微教导”与“显白教导”之间区分的重要性与意义。
　　第一、第二章分别介绍了现实背景和理论路径的基础，本书第三章则试图在详述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具体内容之前对其哲学前提作一基本把握。主要包括施特劳斯以古典“整全”观念为基础的目的论的宇宙论和其独门解释的“政治现象学”式认识论，以及施特劳斯在这种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上所重建的哲学基准意义上的古典“自然正当”观念。
　　在前三章的理论准备之下，本书第四章开始正式阐释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这也是全文的核心内容。本章主要试图说明施特劳斯所力图重建的政治哲学或者说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更明确地说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或称“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主要不是针对政治的哲学讨论，而是针对哲学的政治或公开流常的讨论，或是哲学的政治入门，它主要关注哲学的政治问题，或者说，它主要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本章在这种以“哲学社会学”研究为导引的特殊“政治哲学”形态之下，论析了施特劳斯所独门解释的“苏格拉底问题”，主要包括“两个苏格拉底”的区分及其意义，哲学与政治的本然冲突以及哲人在这种冲突中的生存方式，重塑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及其对“政治哲学化”和“哲学政治化”的治疗作用，以及恢复以宏大政体观为落脚点的古典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第五章一方面主要试图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思想功绩做一个正面评价。主要通过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之声誉、地位与意义的恢复和重建，阐明“为什么要政治哲学？”的重要性，阐明政治哲学作为哲学“自知、自辩、自卫、自育”的四重内在更新机理的重要性，阐明在政治哲学的“显白”层面上重建人类政治基本秩序、重塑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与公共之“善”、重构人类“正当”生活与恒常意义世界的重要性。这对当今的学术理论和现实世界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本章亦试图将“超越施特劳斯视野”（借用施特劳斯所谓“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的批判反身用于施特劳斯本人之上，揭示其思想中存在的缺陷、悖论和不足，从而更全面、客观、持中地看待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理论地位。
　　在结束语部分，本文提请读者注意，施特劳斯通过对政治哲学及其普遍原则的重建，敦促我们正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政治共同体生活的传承与延续本身就意味着人类世界具有某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同一性价值，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件，是区别人与兽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超验的、“天赋”的，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亦是理性所无法检验，也不应撼动的隐含前提。借用波兰尼的说法，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本身就是一种“默会的知识”或“缄默的知识”、“内隐的知识”，它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所有人的“前见”，具有在先性和根源性，无法真正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因此，施特劳斯恢复并重建“政治哲学”与“自然正当”在人类自然秩序中的基准性作用，其理论与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本书亦试图指明施特劳斯的理论本身也是现代性焦虑的产物和反映，尽管它处处逆潮流而动，却仍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因此，在深刻批判历史主义的同时，施特劳斯对普适性原则的重塑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尤其是，对某种恒久不变之原则的重建，与神秘的启示、信仰之间有无分别？它怎样经验化？在现实中的可践履性又如何？这都是几千年来各大文化系统中争论已久的问题。如果认真思考施特劳斯的价值的话，也只能说他是在现代性危机的语境下，重提了一个古老而持久的哲学论争。
　　和“哲学政治化”的治疗作用，以及恢复以宏大政体观为落脚点的古典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第五章一方面主要试图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思想功绩做一个正面评价。主要通过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之声誉、地位与意义的恢复和重建，阐明“为什么要政治哲学？”的重要性，阐明政治哲学作为哲学“自知、自辩、自卫、自育”的四重内在更新机理的重要性，阐明在政治哲学的“显白”层面上重建人类政治基本秩序、重塑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与公共之“善”、重构人类“正当”生活与恒常意义世界的重要性。这对当今的学术理论和现实世界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本章亦试图将“超越施特劳斯视野”（借用施特劳斯所谓“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的批判反身用于施特劳斯本人之上，揭示其思想中存在的缺陷、悖论和不足，从而更全面、客观、持中地看待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理论地位。
　　在结束语部分，本文提请读者注意，施特劳斯通过对政治哲学及其普遍原则的重建，敦促我们正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政治共同体生活的传承与延续本身就意味着人类世界具有某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同一性价值，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件，是区别人与兽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超验的、“天赋”的，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亦是理性所无法检验，也不应撼动的隐含前提。借用波兰尼的说法，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本身就是一种“默会的知识”或“缄默的知识”、“内隐的知识”，它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所有人的“前见”，具有在先性和根源性，无法真正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因此，施特劳斯恢复并重建“政治哲学”与“自然正当”在人类自然秩序中的基准性作用，其理论与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本书亦试图指明施特劳斯的理论本身也是现代性焦虑的产物和反映，尽管它处处逆潮流而动，却仍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因此，在深刻批判历史主义的同时，施特劳斯对普适性原则的重塑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尤其是，对某种恒久不变之原则的重建，与神秘的启示、信仰之间有无分别？它怎样经验化？在现实中的可践覆性又如何？这都是几千年来各大文化系统中争论已久的问题。如果认真思考施特劳斯的价值的话，也只能说他是在现代性危机的语境下，重提了一个古老而持久的哲学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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