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回忆录》包括《我与徐悲鸿》和《我与张道藩》，1964年10月由台湾《皇冠》杂志首次刊行，1966年11月由皇冠杂志社正式出版。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记述了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赴欧留学、结识张道藩，直至同徐悲鸿离婚、同张道藩炽热的恋情并分手的整个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在旧社会产生的女子蒋碧微为了自己的追求，是如何冲破重重旧观念、就道德的束缚的。在书中蒋碧微极为为人强势，感情激烈，做了那个时代极难做的事，被认为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锋。
本书文笔优美，情感丰富而曲折，一经出版，在台湾成为畅销书，拥有大量读者，也为我们研究徐悲鸿，研究女性的心灵自由与解放提供了独特的文本，很值得一读。

著名作家琼瑶推荐民国第一女强人蒋碧微、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在传统与自由、爱情与家庭之间挣扎民国才女蒋碧微与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之间的爱情传奇一部女性追求心灵自由的史诗风靡海峡两岸的泣血杰作

蒋碧微（1899—1978），女，江苏宜兴人，原名棠珍，字书楣。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婚。17岁时，传闻查紫含企图考试作弊，伤心悔恨。同常来家中的徐悲鸿一见倾心，1917年一起私奔日本。1919年徐悲鸿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两人一起赴法国。1921年同富家公子张道藩相识，张道藩表达爱意，为蒋碧微拒绝。
由于官费时断时续，蒋碧微与徐悲鸿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徐悲鸿的疏于照顾，蒋碧微对徐悲鸿有了心理隔阂。徐悲鸿、蒋碧微在欧洲生活难以为继，1927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徐悲鸿声誉鹊起，但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生活观念的歧异、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两人感情逐渐破裂，蒋碧微开始了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热恋，成为了张道藩的情人。此后徐悲鸿不为蒋碧微所见谅，长期在外飘荡，并与廖靖文结识。1945年徐、蒋离婚，徐以100幅画作和50幅古画（金钱若干）作为补偿，儿子徐伯阳与女儿徐静斐为蒋碧微抚养。1946年1月，徐悲鸿、廖靖文结婚。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拒绝随国民党政权南迁。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
解放前夕，徐伯阳、徐静斐先后离开蒋碧微，投入了革命的阵营。194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同赴台湾，1952年张道藩任“立法院院长”。到台湾后，张道藩将妻子与女儿安置于澳洲，与蒋碧微同居一室，但蒋碧微不能与张道藩同出于公众场所。此后两人感情逐渐平淡，难以挽回。1959年，张道藩接回妻女，蒋碧微与张道藩分离。
1964年蒋碧微发表回忆录。1968年张道藩死于台湾。1978年蒋碧薇去世。
蒋碧微（1899—1978），女，江苏宜兴人，原名棠珍，字书楣。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婚。17岁时，传闻查紫含企图考试作弊，伤心悔恨。同常来家中的徐悲鸿一见倾心，1917年一起私奔日本。1919年徐悲鸿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两人一起赴法国。1921年同富家公子张道藩相识，张道藩表达爱意，为蒋碧微拒绝。
由于官费时断时续，蒋碧微与徐悲鸿长期生活困顿，加之徐悲鸿的疏于照顾，蒋碧微对徐悲鸿有了心理隔阂。徐悲鸿、蒋碧微在欧洲生活难以为继，1927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徐悲鸿声誉鹊起，但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生活观念的歧异、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两人感情逐渐破裂，蒋碧微开始了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热恋，成为了张道藩的情人。此后徐悲鸿不为蒋碧微所见谅，长期在外飘荡，并与廖靖文结识。1945年徐、蒋离婚，徐以100幅画作和50幅古画（金钱若干）作为补偿，儿子徐伯阳与女儿徐静斐为蒋碧微抚养。1946年1月，徐悲鸿、廖靖文结婚。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拒绝随国民党政权南迁。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
解放前夕，徐伯阳、徐静斐先后离开蒋碧微，投入了革命的阵营。194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同赴台湾，1952年张道藩任“立法院院长”。到台湾后，张道藩将妻子与女儿安置于澳洲，与蒋碧微同居一室，但蒋碧微不能与张道藩同出于公众场所。此后两人感情逐渐平淡，难以挽回。1959年，张道藩接回妻女，蒋碧微与张道藩分离。
1964年蒋碧微发表回忆录。1968年张道藩死于台湾。1978年蒋碧薇去世。

我与徐悲鸿
代序................................................................................................ 001
母亲最后的岁月（徐伯阳）............................................................... 003
我与徐悲鸿..................................................................................... 001
1（001）2（045）3（069）4（110）5（141）6（156）7（180）8（197）9（212）
附录................................................................................................ 229

我与张道藩
楔子................................................................................................ 001
我与张道藩..................................................................................... 001
1（001）2（002）3（006）4（007）5（009）6（011）7（012）8（015）9（019）10（022） 我与徐悲鸿
代序................................................................................................ 001
母亲最后的岁月（徐伯阳）............................................................... 003
我与徐悲鸿..................................................................................... 001
1（001）2（045）3（069）4（110）5（141）6（156）7（180）8（197）9（212）
附录................................................................................................ 229

我与张道藩
楔子................................................................................................ 001
我与张道藩..................................................................................... 001
1（001）2（002）3（006）4（007）5（009）6（011）7（012）8（015）9（019）10（022）
11（025）12（028）13（031）14（035）15（037）16（040）17（045）18（049）19（053）20（066）21（070）22（072）23（077）24（079）25（084）26（091）27（094）28（098）29（101）30（105）31（109）32（112）33（118）34（124）35（130）36（132）37（136）38（140）39（146）40（150）41（153）42（156）43（165）44（168）45（174）46（176）47（183）48（187）49（192）50（194）51（196）52（198）53（200）54（202）55（204）56（205）57（207）58（209）59（212）60（214）61（216）62（218）63（221）64（223）65（226）66（229）67（231）68（234）69（237）70（240）71（242）72（243）73（246）74（254）75（256）76（259）77（260）78（261）79（263）80（267）81（272）82（277）83（280）84（282）85（285）86（287）87（289）88（294）89（300）90（302）91（307）92（309）93（320）94（326）95（333）96（334）97（337）98（343）
后记................................................................................................ 348

代  序

    人生是悲痛的，但是悲痛给予我很多启示，使我受到了教训，得着了经验，认清了途径，增强了勇气，而没有被它所摧毁。
    二十五年来所想写的，如今总算是写成了，好坏不论，但它确是最真实的记述，由于力求真实，如果有牵连到别人的地方，还请原谅，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


 母亲最后的岁月
 徐伯阳

    母亲1958年底离开张道藩后，一直到她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有整整20年是孤独地一个人过日子。老佣同弟曾陪伴她一段时间。在母亲去世前半年，我曾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是我们母子间自1947年8月在南京相处了一个月后，第一次联系。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是：我已结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9岁，小儿子10岁。我看了她写的回忆录，回想起许多儿时的情景。我很想带了我的全家陪伴在她的身边，陪她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她能再写一封信来，说明我们在香港见面，我就可以带着全家人到香港和她聚会。
    写完后，我先寄到一位一年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友人、马来西亚华侨骆新民先生家中，再由他的一位亲戚家的兄弟(当时正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念书)从马来西亚亲自带到台北，找到母亲家，交给母亲。母亲见到我的信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伯阳：
   收到你的信和你们全家的照片，看了以后，我有无限的感慨和伤痛。三十多年的离别，你的容貌，似乎已不是我所记忆的儿子了。你为什么这样瘦?你身体不好吗?数年前沈宜甲先生回国，率领你和你的妻儿们到你父亲墓上去吊祭，他曾把所摄的彩色照片寄给刘大悲先生，刘先生拿来送给我。看过以后，我就觉得你瘦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至于你的妻儿，那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只觉得你的小儿子很像你十几岁的模样，可爱极了。我怕的是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和我从未见过的媳妇和孙儿一叙呢？因为我已经八十高龄，身体多病，还能活多久是不能预料的。我只希望你夫妇和两孙能申请到香港一行，我也会到香港去和你们欢聚。这是我有生之年唯一的希望了。
    同弟现在有一个儿子，名叫史南仲，已经28岁了，他的父亲史坤生，我想你一定也记得，他不幸在1942年（注：应是1953年)去世了。史南仲已经结婚，而且也有了两个女儿。同弟已经再婚，她的丈夫就是王瑞忠，我想你也会记得老王这个人的（注：老王一直是张道藩的司机)。同弟、老王他们看了你的相片，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希望见到你。
    你的来信说你读了我的回忆录，令我非常惊奇，你从哪里得来的?我很好奇想知道(注：一次吴作人出国访问时，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送了一本《蒋碧微回忆录》给吴作人，但在入境过海关时被海关没收了，后来这本书到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那时方丹正在编写一些画家的生平经历，就将这本书借了出来，并借给继母廖静文馆长看，因她正在写《徐悲鸿一生》，她看完后就借给我看了)。不再写了，祝你们全家快乐健康！
                                                  母字1978年10月17日
同弟、老王嘱笔问候你们。

    可以看出母亲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她去世的时间，仅仅两个月。据台湾的一位表兄刘勋说，母亲从看到我的信后，就整天焦虑、担忧、烦躁、着急，一直到她去世。现在看起来，是我这封信要了她的命。
    1979年3月，接到盛成在美国的女儿的来信，告诉我母亲已于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接着收到马来西亚骆新民弟弟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内容。又接到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沈宜甲(是我的干爹)的来信，除告诉我与前两封信相同的内容外，并附了一张台湾《联合报》的剪报，内容是“蒋碧微生前藏画，放在家中被窃”。我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报告母亲病逝的消息，本想和她再见面并陪伴她度过晚年的愿望彻底破灭了。我脑子里突然“轰”地一下一片空白，我应该怎么办?等到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干爹寄来的台湾《联合报》关于母亲藏画被窃的剪报。我立即写了一份申请赴台湾继承母亲遗产的报告，并附了那份剪报。交上去后，才知道我的这份申请，当时我所在的单位还要请示统战部，该部的张副部长很爽快地就批了。因该年年初我国和美国建了交，对台湾提出了“三通政策”，我正好赶在这个火头上，所以不但批准了，而且只等了两月就拿到了“港澳通行证”，这是极特殊的情况，当时一般正常的都要等两年。
    我拿到通行证后，立即申请办理离职手续，单位又要请示民政部，由该部部长批了。我得到了一笔退职金——1700多港币。接着向诸位老画家一一告别，有吴作人、李可染、黄永玉、黄胄、范曾、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他们每人都送了一张画作为留念。我的大儿子小阳和我一起申请的，妻子和小儿子仍留在北京，因此这次就我们两人先去香港。
    在我和这些老画家们一一告别时，其间曾经给我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这就是我去李苦禅老师家向他告别时，他听说我要去香港了，即刻显得特别高兴，并随手拿起一张已完成的画，题上了我的名字，给我留念。随后他便从他站的画桌旁，快步走到我的右侧身边，用他的嘴，附在我的右耳上，念出了我在抗战前上小学时就会背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完后，他又跑回到他的画桌边，看着我，我即刻对他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我们两人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怀念这话。这时重新听到它时，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对苦禅老身上保留的我们民族传统知识分子刚正的风骨产生了极大的钦佩。这一段经历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中，终生难忘了。这也是我离开北京时的一件最有价值的纪念。
    5月26日，我和小阳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换火车到深圳，住了一夜。次日清早起来到罗湖排队，等了七个多小时才过了关。到了罗湖火车站站台上，肚子饿得受不了，可是在站台上找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卖鸡腿的。我和小阳一人吃了一只鸡腿，上了火车。香港的好朋友骆新民约了七八位朋友早已在事先约好的旺角站等我们了，所以当火车到了旺角站，我和小阳立即把所带的行李搬下车。一出站就见到骆新民和老同学陈荣侨，还有五六位没见过的朋友在等着我。原来他和陈荣侨租的房子就在火车站附近，走不多远就到家了。我们就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到了香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刚到香港的第三天，台湾《联合报》的美术女记者陈长华小姐就从台北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到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次日该报就刊登了这篇采访报导，接着就不断有台湾、香港两地的记者访问我。当时我一心只想赶紧进台湾，所以对这些采访并不感兴趣。
    当时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名叫卜少夫，是香港《新闻天地》周刊的社长，也是我父母亲的老朋友。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帮我办进台湾去，不过他提出要我写一篇文章，供审批机构考虑时的依据。这时已是80年代初，我于是回去动笔准备写这篇文章。但写什么内容呢?考虑了一下，就将我过去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写好了交给卜少夫。他接过这篇稿子后，就在二月初的一期《新闻天地》全文刊载了，约一万字。后来美国《世界日报》总编辑来香港办事，他和卜老是好朋友。两人见面后，卜老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那位总编辑。他将它带回纽约，在《世界日报》上全文转载。
    我要赴台一事同时也惊动了台湾一批曾和母亲相熟的国民党元老。当时我的入台申请，由于赵少昂老伯的全力相助(他的一位女学生的丈夫是处理这类事件的主管)，终于获得通过，但还剩下最后一关，即必须找一个担保人。这是最关键的一关。找谁呢，我想起母亲的一位好朋友：端木恺老伯，他在台湾党政界的地位是不用怀疑的。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做我的担保人。果然不出我所料，端木伯伯立即亲自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对他说：“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他。”
    于是我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台湾，而且享受到一项最最特殊的待遇。这就是台湾有一条规定：凡是从大陆出来的移民，要申请入台，必须在第三地住满五年。这一条规定是从未有人能破例的，即使想提前一天都不准，而我当拿到入台证时，距我抵港的时间才两年零几个月。不过台湾机构要我答应三个条件：1不许公开露面，2不许接受媒体采访，3住满三个月必须离境。我当即全部答应了。
    1982年2月初的一天，我从香港机场乘坐赴台的飞机去台北，那天正好是顺风，途中只飞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就到了中正机场。同弟的小儿子史南仲早已站在飞机舱门口迎接我，并带我走了特殊通道。未经任何检查就出了关，看到了同弟和其他一些亲友早就在那里等候了。我和大家久别重逢，心中的感触真是一言难尽，当时也只能一一问候握手。走出机场，坐了南仲的车，直奔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母亲的家。
    在家休息了两天，即去母亲的墓地上拜祭，事先买好了香烛、鲜花、纸钱等用品，坐了汽车直奔位于阳明山第一公墓内的母亲的墓。阳明山第一公墓面积很大，占了很大一片山坡，母亲的墓在最高一排中，墓碑上写着“蒋碧微女士之墓”。到了墓前，大家(同弟、刘勋表哥等）放上鲜花，点上香烛，烧了纸钱。每人跪下磕了三个头，照了相。呆了一会，就回来了。
    看了母亲的墓碑，上面没有儿、女、孙儿、孙女的名字，说明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是那么孤独地走了。刘勋表兄告诉我，她生前客厅里一直挂着父亲在我八个月时画我的那张素描像，她的床头柜上一直放着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半身照片，说明她一直在思念着我。假如我当年和母亲去了台湾，母亲也不会度过20年之久的孤独生活了。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只能认命吧。

                                                              2005年10月7日

书摘

一天早晨，母亲为我梳辫子，徐先生坐在一边看，嘴里在和母亲聊天。母亲随便地告诉他说：查家明年说要来迎娶了。我听了不觉一震。后来梳好了头，母亲下楼做饭，徐先生也告辞离去，剩下我一个人在楼上，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就伏在桌上饮泣。这时忽听楼梯急响，徐先生又匆匆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到弄堂口，才想起忘掉了一条手帕，回转来拿，正好撞见我在那儿哭着。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不要难过。”然后折身下楼。

    那年，父亲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事林天木先生，他的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薛锦琴，他们都是广东人，民国以前，薛夫人曾在上海张园发表革命演说，慷慨激昂，轰动一时。这时他们住在民厚北里，就在家里办了一间小学，收了十几个学生，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有一天林先生和父亲谈起，想找一个助手。父亲看我在家闲着没事，学校的距离又近，因此就推荐了我。自此我开始到学校工作。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他突如其来地问我一句：“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了他这么一问，心头立刻就映出了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在构成强烈的吸引，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叫喊声：
   “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难道你想等着查家来迎娶?”
    其时，房间里是极端的静默，朱先生正凝神地瞪视着我，他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胸。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严重的问题，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然而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
    也许是朱先生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意，他开始低声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在最近时期要到法国留学，他很想带我一同到法国去。
    我当然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
    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徐先生带我去究竟是什么用意，由于我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我在那么紧张急迫的气氛里，禁不住朱先生一再连声地催逼，竟脱口而出地说出了我的答复：
    “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可是他一再地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将会有很大的祸事。最后他又说：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默许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名戒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很得意地笑着回答：
    “这是我未来的太太的名字。”
    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呢?他神秘地笑笑，不再答复。
    不久，徐先生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说他就要动身到法国去，姬觉弥先生送了两千元的旅费，我们家里都给他饯过行。
    他扬言某月某日启程，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买必需的日用品，还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式样，全都按照他所喜爱的挑选，而我后来看了也很满意。因为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配搭和式样的合宜。
    一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他的秘密，除了康家，就只有朱了洲先生和我知道。
    他和我必需通消息的时候，信就寄到林家的学校去，想不到林家的学校，在这时帮了我很大的忙，成为秘密通信的地方。也曾有过两次，他叫我到辛家花园去看他，我便向学校告了假，悄悄地前往。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由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出走的事已经决定了，时间非常紧迫。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便订了日本船博爱丸的舱位，博爱丸定于五月十四日清晨驶往长崎。
    十三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了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钱账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他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一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之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便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
    四十八年前第一次从事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
    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住的“下宿”，租了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我们的右邻住着一位日本小姐，她大概是在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楼上三间，住的全是中国学生。其中一位杨先生，是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儿子。他大概有意于我们隔壁的芳邻，因此我们常听到他在向那位小姐说：“あなたは美しいですね”，意思是：“你很漂亮。”
    我们所住的那间房实在嫌小，唯一方便的是左邻盥洗室。一日三餐，由房东太太亲自送来，通常是两菜一汤，白米饭一小桶，放在一只小方漆盘中，盘下有四只矮脚，落在地面就是一张小几，吃饭时席地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对于这种吃法很不习惯，尤其菜肴虽然是中国做法，口味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于是我们常去中国饭馆吃饭。当时唯一感到高兴的事，便是秋凉时分在东京也可以吃到淡水蟹，滋味还很不错。据说这种蟹是早年中国水手移殖过去的。
    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扰的就是洗澡。日本盛行男女同浴，大家都赤身露体地共浴一池之内，他们习惯了当然不以为奇，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