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_沈渭滨_9787567516014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是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为全国各高校近代史研究必读书之一。
导读部分，沈渭滨介绍了蒋廷黻其人，并论述了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然后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了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正文部分，蒋廷黻从世界大势，以全球眼光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他分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提出了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2]。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蒋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6]。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7]。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8]。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9]。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0]。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12]。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3]，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14]。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15]，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16]。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17]。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18]。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20]。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21]。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23]，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24]。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25]。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26]。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27]，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28]。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29]。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30]，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32]。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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