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地理_潘玉君等著_9787030423610

第一篇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和民族发展本书的中华民族指的是现代中国境内所生活的56个已识别的民族及未识别的民族群体.现代中华民族的结构特征(人种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对应的地域结构等),是历史上中国境内来往迁徙的众多民族群体相互交流?分化融合等历史过程的结果.尽管现代人在中国是本土起源还是迁徙起源①尚存在争论,但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这一点已是国内外的共识.与此同时,讨论现代中华民族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前后开始是没有问题的.陈连开(1996)曾指出: “从170万年以前(也可能是三四百万年以前②)到距今10000年以前的中国旧石器时代,当然不可能有民族的区别”.除此之外,在国家形成之前,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 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讨论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和民族发展问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共同努力.在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问题上,尽管中华现代人的起源尚存争议,但对讨论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问题则是不成问题的,两个概念间的区别前已明晰.本篇第一章中华民族的人种特征,基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系统地总结了现代中华民族各族的人种归属问题,结论显示:中华民族人种结构表现为以蒙古人种为主体(分南方类型和北方类型),并有少部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但后者已因民族交往和融合而大大淡化；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在中华民族中总体上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递减.显然,现代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是长时期以来民族迁徙所导致的基因交流的结果.本篇第二章中华民族起源与自在发展,回顾了中华民族起源的问题,包括本土起源(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迁徙当然也导致了民族的基因交流) 和迁徙起源两大类(下同).结论显示: 公元前3000~前2000年(或公元前4000~前2000年) 起至公元13世纪前后,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主体是本土的民族, 与高加索人种有初步的血缘交流,即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先民的迁入；公元13世纪前后, 由于有较多的西亚?中亚高加索人种民族迁入, 中华民族与高加索人种的血缘成分交流得到加强；13世纪以来,表现为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的淡化和蒙古人种血缘成分的加重；京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朝鲜族等族虽是迁徙起源民族, 但原本即是蒙古人种就空间结构而言,新石器时代的民族格局呈现满天星斗式的分布, 但显然集中于平原地带,尤其是河网交错的中纬度平原地区；随着汉族前身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 中原地带民族迅速整合,由此也带来了古代民族群体的迁徙；中原以外的类似过程同样导致了古代民族群体的迁徙, 迁徙过程中的民族分化?整合等民族互动过程还可能形成了新的民族,特殊地带形成了民族走廊.本篇第三章中华民族的自觉发展,论述了伴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正统”地位的寻求,现在所说的主体民族(汉族) 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正统” 寻求过程,实际上均导致了民族互动；当西方民族以国族形态与中华民族碰撞时,中华民族由自在发展阶段转入自觉发展阶段.第一章中华民族的人种特征人种或种族是指在体质特征以及血型?遗传性疾病等方面具有某些共同遗传性状的人群(孙关龙,1990).在生物学上,世界现生的人类都属于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Hominidae)人属(Homo) 的智人种(Homosapiens)(李法军,2007；张爱芳,2007).不同的人种实际上就是智人种的各地方性亚种,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着一定的关系(王恩涌等,2008).根据体质特征的差异,全世界人种分为三大人种:即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或再分出澳大利亚人种(棕色人种)的四大人种.在这些主要人种之间还有若干过渡型(«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2009).无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以及既有本土又有外来的成分,但最终都以蒙古人种为主体,并有少部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人种基础.他们在与中国区域内的具有鲜明多样性和变化性的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适应?原始共生和选择以及改造共生的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出各个民族.第一节双源的人种结构讨论中华民族的人种问题,在应用体质人类学方法上,早期的两本民族史著作早已开创性地讨论过,一本为李济(2005)«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本为吕振羽(2009) «中国民族简史».李著是他留学哈佛的博士论文.该著对中华民族①起源的考察打破了传统中国史学家中央王朝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打破传统的史料论,结合了全新的体质人类学方法.吕著的特点是提出了中华民族来源的人种问题,尽管其结论与今多有出入.本节所论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问题,当然采用的是现代意义的人种分类体系,其含义也是现代意义的.而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华现代人的来源问题.现代人②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外来说” (OutGofGAfricaTheory,或称“非洲起源说”?“单一起源说”?“入侵说”?“迁徙说”?“替代说”)和“土著说” (TheoryofMultiregionalEvolution,或称“多地区起源说”?“夏娃理论”).近20 年来两种学说争论不断(WilsonandCann,1992；ThorneandWolpoff,1992；吴汝康,1994；HawksandWolGpoff,2003；盛桂莲等,2004；高星等,2010).就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而论,无论“外来说”还是“本土说”,均无法避免现代人起源和演进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等的影响(席焕久等,2011).中国现代人在适应具有鲜明分异性和变迁性特点的东亚自然地理环境的漫长“自然历史”过程中,通过进化?突变和选择等多重路径形成具有诸多共同特征的蒙古人种主体,在逐渐创造辉煌灿烂新石器文明的同时,文化意义不断追加,形成中华民族复杂的自然文化民族结构.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主要在诸多新石器文明的核心区域,与他们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初级形态的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原始人地共生中,在与相邻区域的区际多元交流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代表民族最重要特点的文化———语言.以语言为主要成分的文化基因和以自然基因为基础的双重遗传,包括系统遗传和个体遗传,以及变异和融合,是中华民族种类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华民族,除了这一发展脉络外,由现代中国版图的域外迁入的人群,是中华民族的另一重要来源.因此,中华民族的人种基础,既具有内源性———继承了中华现代人,又具有外源性———域外人种融入的特点.至于中国现代人是“外来”还是“本土”,虽然学科差异可能使得两种学说双方讨论时交集不多(高星等,2010),但对于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均不会有分歧.“外来说”假设非洲直立人在非洲进化成为现代人后,在1??0MaBP前走出非洲,进入东亚后完全取代了当地的直立人并繁衍下来(Cannetal,1987；翁自力等,1989；Ballingeretal,1992；Vigilantetal,1997；Piazza,1998；LiandBing,2000；DingandStephen,2000),尤其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不断成熟,产生了更多可以用来追溯人群起源迁徙过程及时间的遗传标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Y 染色体非重组区段(NRY)给予“外来说”重要支持(柯越海等,2000,2001；Underhilletal,2000；蔡晓云,2009).“外来说”的研究均说明非洲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在18~60kaBP,且中国现代人祖先最早从南部进入东亚,之后又发生南北向的迁徙(Chuetal,1998；Suetal,1999；Keetal,2001；Palanichamyetal,2004；TheHUGOPanGAsianSNPConsortium,2009；Kongetal,2011).而蒙古人种的形成,或因人种分化观点的差异有源自猿人或早期智人的差异,但直到新石器时代,才最后形成(欧潮泉,1999).故依据现代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详见本章第二节),“外来说”是能给出解释的.“本土说”,对现代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给出解释自然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来看,民族学家倾向于就本土考古研究寻找依据,大多民族学家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本土的(时间上限约2??0MaBP),其中的关键是揭示100~40kaBP中国境内人类化石并未出现断层①.就本土考古学证据来看,从直立人到现代人均有大量发现,所以民族学著作常常以此说明中国境内人类演化的连续性,文化人类学家的文献基本持此观点,如下文献可资参考:白寿彝,1989；陈连开,1996；陈连开等,1999；伍雄武,2000；田晓岫,2001；王钟翰,2006；翁独健,2007；尤中,2007.就遗传学所论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在时间上并不具备所谓的连续性,且前后化石之间形态存在显著差异的问题,吴新智(1990)从中国人类化石的年代顺序?共同形态特征?渐进变化?形态的异样性?镶嵌性?与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和古文化证据等方面,论证了中国人类进化以连续性为主,还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渐增的基因交流.1998年他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认为中国境内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学上的镶嵌,且赞同吴汝康等(WuandCheboksarov,1959)所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在资阳?丁村?长阳?柳江?马坝相继发现不同时代人类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缺失环节的论点.同文又举近6万年以内旧石器时代遗址以说明连续性.吴新智此说还特别说明:“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吴新智,2006).同时,针对遗传学者所说,100~50kaBP第四纪冰川导致的人类化石断层,吴新智认为此期我国丰富的动植物化石证据却表明当时华南有大量猩猩?犀牛?大象等特别喜暖的动物,华北也有许多牛?马?老虎等温带动物,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原住民必定绝迹(吴新智,1990,1998)①.此说后来得到高星等(2010)的赞同,并又提出现代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最新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也认为,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与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之间存在种族系统学上的联系,尤其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材料上,已经出现某些可以感知的程度不同的人类种族分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而对于晚期智人及其以后的发展,南北有别已是共识,对于中华民族人种结构的解释当然不会有较大分歧.也由此,蒙古人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而由于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在世界三大人种中,高加索人种较早就与中华民族有着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不过,除西北地区部分民族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明显外,很多民族的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已随着民族融合而大大减弱,更多地已表现为蒙古人种特征.故而,中华民族具有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双源人种结构,而蒙古人种是中华民族人种结构的主体和核心.第二节民族的人种类型中华民族的体质特征及其差别,是人种基础和他们长期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及民族分化?融合等作用的结果.大量的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民族人种结构表现为以蒙古人种为主体,并有少部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但后者已因民族交往和融合而大大淡化.同时,高加索人种血缘成分在中华民族中总体上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递减.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给出的总体特征来看,中华民族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密切的交往和不断的分化?融合中形成.在此方面,诸多体质人类学家已有过系统总结(肖春杰,1995；杜若甫,2004；杜若甫,肖春杰,1997；金力,储嘉佑,2006；李树春,2010),揭示出现代中华民族的体质形态特征及其种族人类学成分,除西北地区个别少数民族中混杂有高加索人种成分之外,绝大多数属于同系性质的蒙古人种.而在蒙古人__种的南北差异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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