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_陈昌凤_9787302188728

几年前，陈昌凤说起她想写一本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材，而且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写。我表示赞同。新闻史的教材、著作在我国已经出了很多，从一卷本到多卷本都有。我向她谈了我学新闻史的体会。传统写法的新闻史，与历史学家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差不多，按革命阶段分期，是以报刊资料叙说历史而已。至于新闻业本身的发展阶段划分，不但不能体现于章的标题，见于节的标题也不多。体现新闻规律的某一方面的内容，本来放在一起谈更符合逻辑，但是由于会突破政治分期只好按下不表。所以，一本新闻史看完了，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背景材料，以及这些时期的说不完、记不清的各种报刊的言论及其斗争。头绪繁杂，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很多，尤其是对这个时期的新闻业本身发展的特点及其在新闻业发展史中反映的新闻规律，不甚了了。有这种体会的，我想不只我一个。这并不是贬低传统写法的新闻史的价值，而是说在读过这类新闻史之后或同时，还有没有一种能满足后一种需求的新闻史呢？
有需求就去满足，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陈昌凤对媒介社会学素有钻研，我赞同她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来写一本中国新闻传播史。抓住不同时期新闻业表现的主要特点，用翔实史料去体现传媒在某一领域的社会功能，以及自身在实现这一功能过程中的发展变化。

新闻传播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传播史专著问世，到建国前，这方面的专著已不下5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通史、断代史、编年史、专业史、地方史、专题史、媒介史、新闻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开花，研究思路和视角不断拓展，新闻传播史方向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新人辈出，不断有厚重的佳作问世，教材也不断更新，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的新闻学，基本上是纳入人文科学范畴的，注重的是其人类的文化特质。之后新闻学经过拓展，逐渐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传播学延伸到比较广阔的领域，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学中汇流。关于新闻传播学科渊源的问题，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中有过阐述。传统的新闻学是以人文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取向的，重视描述性，也有一些解释和分析。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新闻学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复杂，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自然科学里的统计和计算方法也都引用到新闻传播学里，在此背景下，新闻史和传播史的研究，从领域、视角到方法，都变得更加多元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数十部新闻史专著，主要以传统的描述性研究方法为主。1949年至1978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史，对于共产党报刊以外的一般报刊的历史研究明显不足，偶尔提到那些报刊，也是把它们作为共产党报刊的对立面，当成靶子进行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由于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整个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1978年以后，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才有了空前的进展，从单一的中共党报史研究，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报史的研究，以及地区新闻史、军事报刊史、企业报刊史、报业经营管理史、广告事业发展史、广播电视史、通讯社史、新闻学术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编辑史、新闻评论史以及新闻界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视野拓宽，成绩显著。近一二十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的专著开始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也逐渐被大量引进，这些，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正在起着一定的影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在新形势下诞生的一部新的新闻传播史的著作。这部书从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展开，从体例、内容到研究手段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全书基本上是在三个层次下展开的：第一个层次，主要从传媒与社会的宏观的框架里谋篇布局；第二个层次，着重从传媒的社会功能，考察中国历代传媒的变迁，确定各章的主题和论述的线索；第三个层次，则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深入地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全书按照这样的层次，进行剖析。如抽丝，如剥茧，层层深入，颇具逻辑性。
这部书的每个章、节、目的标题，基本上就是观点的提炼。一些章节如果单独成篇，也会是颇有见地、论证周密的论文。全书抓住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的特征和规律，不同时代各有其主题，比如：古代部分侧重在新闻事业对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维护；近、现代部分着重阐明新闻事业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包括在中国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中传媒扮演的角色；当代部分侧重在泛政治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传媒生产力的释放。在全书中，还能感觉到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即中国自古至今的各种政治力量对传媒的控制和利用，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合力作用下，各个时期的新闻传媒各有表现，新闻思想和理念得以形成，传媒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全书以这种论题方式来结构布局，同时又兼顾到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做到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而有条不紊，显示了作者对新闻史料的融通和驾驭能力。
这部著作不仅注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而且重视新闻的专业性。过去有些新闻史的研究往往以政治、思想、文化或其他问题作为主要元素，而忽略了作为专业史的特性。如有些历史上的报刊，虽然意义重大，但可能只出过几期，存在的时间很短，影响其实很有限，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才被放大到不恰当的地位。这部著作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实事求是去阐释和面对。比如对于现代的新闻业，本书用三章的篇幅，概括提炼了文化视角、经济视角、政治视角为主要取向的传媒及其功能、理念，对于五四时期报刊（文化视角）的论述，着重在文化启蒙、文学革命、民主科学、文化思潮等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作主流文化思潮之一（而不是全部），对其他文化思潮也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对于民营商业性报刊（经济视角）的论述，除了阐述其宗旨方针、业务特色外，还强调了其经营模式和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重视商业报刊的企业化经营，对生产力大发展的当代传媒有借鉴价值。对于政党报刊（政治视角）的论述，着重论述了国共两党的传媒及其新闻思想，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新闻业的阐述相对来说也比较充分。书中还专门论述了中国新闻专业化的形成。
这部著作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对现代史上曾经一度在中国有过一定影响但不为人关注的日伪报刊，书中作了较深入而且专门的研究；对发行量巨大，短时期内曾经风行一时的“文革”小报，也有所论述；研究中能够吸收国内外最新的成果；对当代正在发生中的历史，梳理得相当全面、丰富、新鲜，时限直达2006年底；对于历史上的知识点，书中或扼要介绍，或以注解补充，要言不烦；书中征引和参阅颇广，涉及历史、新闻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在资料的梳理方面也下了工夫，自制了不少图表，便于读者征引和省览，一些琐细的知识点整理得井然有序、一目了然。虽然本书作为系列教材之一公开出版，其实其研究性和学术性还是很强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就是这部书的视野非常开阔。正如书的“绪论”中所说的，本书的作者考察借鉴了美国等西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并密切联系中国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研究思路比较开阔。近、现代的一些问题，在书中被置于国际视野下，在与美、英、法、日等国比较后，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发展水平和态势。作者曾多次出入国门，访问过欧、美、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她勤于学习和借鉴，能够把所学所感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我和本书作者相知相识近20年，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有过长时期的交流和切磋，对她的好学敏思、博闻强识、注意积累、勇于探索的精神，有着很深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中，她从我攻读新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所作博士论文《香港报业纵横》（论文的原题是《当代香港报业史研究》）公开出版后，曾获北京市和北京大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奖。此后，她又主持或参与了多项新闻传播史方面的课题和项目的研究，迭有新著问世。近年来，她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对新闻传播教育充满了理想和热情，曾深入研究过国内外新闻传播教育的潮流、课程设置、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业界的人才需求等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力量。她正当盛年，富于春秋。不论在新闻教育还是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特别是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都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她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相关领域内的学者和学子们的期待，也是我的期待。是为序。
方汉奇
2007年元月于北京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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