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谭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新论》，自宋以后亡佚，现在只存佚文三万字左右。他批判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及占卜、祭祀、祷祝等世俗迷信。他的“形神烛火”之喻、无鬼论及否定长生之说等光辉的思想也保存下来。本传对桓谭的生平、著作做了较详细的考辨。对他的哲学、政治、美学思想作了系统的剖析。桓谭思想直接影响汉代的唯物主义巨子王充，王充推崇桓谭，予以很高的评价，本传对桓谭王充的关系也作了论证。
王充是中国汉代（公元一世纪）的重要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是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王充批评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说和其它各种迷信，用事实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当时社会关注的各种哲学问题，表现了近代科学精神，有明显的超前性，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桓谭著作，现在能考见的有《新论》十七卷，《乐元起》两卷，《太初历法》三卷，《桓谭集》五卷。还有《琴操》两卷，《两唐志》也认为是桓谭之作。今分别考辨如下：
1．《新论》十七卷，残。
《新论》是具有代表性的桓谭的主要著作。据《后汉书·桓谭传》李贤注所列凡十六篇，有：（1）《本造》言著书之意，造作之旨，类似全书序言。（2）《王霸》论皇、帝、王、霸之别，阐明儒家尊王贱霸之旨。（3）《求辅》言君主当求贤才辅佐，阐明为治贵在得贤能人才的重要性。（4）《言体》说明为政贵识大体，大体即为政之本。（5）《见微》言见微而知著，由小以见大。《见微》一作《见徵》，微、徵形近，作“微”为是。（6）《谴非》谴责君主的失误及王莽为政之非。（7）《启寤》启发人们，令其醒悟。（8）《祛蔽》对思想上、认识上的偏蔽一一加以辨析。（9）《正经》辨证儒家经典，祛除经学上的邪说。（10）《识通》对历史人物一分为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见通人之蔽。（11）《离事》本篇大概是记录或辨析一些古今事件。（12）《道赋》论说有关赋的制作及故事，即“赋话”也。（13）《辨惑》辨析世俗上的一些迷惑，说明无仙无鬼。（14）《述策》记述历史上的重要策略，今存汉初陈平献策解汉高帝平城之围一节。（15）《闵友》记叙怀念故友、故人之作。（16）《琴道》本篇为桓谭未完之作，但有开头的一章，记述有关琴的历史、制作、故事等。《新论》十六篇，其中《本造》《闵友》《琴道》各为一篇，其余十三篇，因卷帙庞大，光武帝刘秀令分为上下，则为二十六篇，加《本造》《闵友》《琴道》三篇，故《后汉书·桓谭传》说：《新论》“二十九篇”。《东观汉记·桓谭传》云：“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唯《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严可均辑《桓子新论序》云：“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为十六卷。疑复有录一卷，故十七卷。”
桓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新论》云：“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王充《论衡·定贤》篇云：“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又《案书》篇曰：“《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亦以《新论》比于《春秋》。王充对桓子《新论》极为推崇。《论衡·超奇》篇谓桓君山“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佚文》篇云：“挟君山之书，富于猗顿之财。”《定贤》篇云：“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案书》篇云：“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对作》篇云：“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王充认为《新论》的水平高于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著作，直可上比孔子之《春秋》，可以称为汉代第一。
《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两唐志》并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梁玉绳《瞥记》卷五谓：“桓谭《新论》二十九篇，凡十七卷，其书盖亡于宋世，故《宋史·志》《文献通考》皆无之。明陈第《世善堂书目》有《新论》二卷，当是后人所缀拾也。仁和孙之碌搜采群书，辑成二卷。”孙之碌辑本今不可见。现有孙冯翼辑《桓子新论》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中。严可均辑《新论》三卷载《全后汉文》卷十三至卷十五。严辑序云：“其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所载十五事，当是《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四篇。《意林》所载三十六事，当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闵友》三篇，各书所载，又三百许事，合并重复，联属断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类相从，定为三卷。诸引但《琴道》有篇名，余无篇名。今望文分系，仍加各篇旧名，取便检阅。”严辑优于孙氏辑本，但仍有佚文尚待补充。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严氏《全后汉文》辑本加以标点，又补辑十余条，但搜罗尚未完备。
2．《乐元起》两卷，佚。
《旧唐书·经籍志》乐类著录“《乐元起》二卷，桓谭撰。”《新唐志》同。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云：“案《白虎通德论》引有《乐元语》，盖河间献王所撰，此书名《乐元起》者或起发《乐元语》之枇谬，故以为名。”肇鹏案《汉书·食货志下》云：“《乐语》，有五均。”颜注引邓展曰：“《乐元语》，河问献王所传。”《白虎通义·礼乐》篇两引《乐元语》，即河问献王《乐元语》之佚文。桓谭精于音乐，《乐元起》佚文无存，其详不可知。顾名思义，盖推考乐之元起。曾朴以为乃针对《乐元语》而作，“起发《乐元语》之枇谬”说无据。
3．《太初历法》三卷，佚。
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四历象类有“桓谭《太初历法》三卷”。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九二载有“《太初历法》三卷沛国桓谭”。顾氏盖本于此。肇鹏案桓谭《太初历法》，历代史志均无著录，《江南通志》亦不言出处，疑为误记。
4．《桓谭集》五卷，佚。
《后汉书本传》言谭“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梁有后汉《桓谭集》五卷，亡”。新旧《唐志》并著录《桓谭集》二卷。宋以后亡佚。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二辑《仙赋》并序一篇，《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二篇，《便宜》二，《启事》一，《答扬雄书》一，皆只言片语，凡七篇，不及本传所云二十六篇的三分之一。《文心雕龙·才略》篇云：“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是刘勰推崇其《新论》而次其辞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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