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运动队》是著名作家林那北最新散文集。林那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读者回到“文革”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重温成为那个激情喷张时代典型代表的宣传队和运动队的故事。文中配有大量作者珍存的图片，令文字的时代感清晰地跃然纸上。穿梭在字里行间，作者不仅书写着一段自己的难忘回忆，也在书写着一代人的回忆。或者，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铭记，铭记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密码。
《宣传队，运动队》乍一看是林那北一本非常私人的随笔集，里面不仅将自己的成长经历真实呈现给读者，还将自己的家人朋友故事一一展现，用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透露出生长在“文革”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复杂多样的情感元素，和属于那个年代生人的温度与气息。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一天，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光不闪现，却是锐利的，锐利得刺眼。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是非不清，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一层塑料布，汗都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光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吁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宣传队明丽。时光往前推移，三四十年前，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实非常斑驳杂乱，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类，还用红笔重重画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生活被一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知青”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丝毫没被损伤，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都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微微漾了漾，很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太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寒冷，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一、到镇上
如果不是到相关部门查看父亲的部份档案，我不可能知道他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估计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即使记得，我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有些清瘦，偏于清秀。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揣想起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自得与踌躇满志？
他留下来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中学时代，着童子军服，浓眉大眼，五官俊朗。关键是头发，头发四六开，那工整得极不自然的一根根发丝明显是以火钳子精心夹过的。另一张“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他的分头略有改变，成三七开了，穿灰色哔叽呢料中山装，围双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而我有时也会以认真庄严的表情，隆重表扬父亲很“马叉虫”——这三字合起来也是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图案，是我去浙江出差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过，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呢大衣、戴黑礼帽，手上再加根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根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根文明棍哩！”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但他年轻时，在意外貌还是封资修思想，所以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把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老大粗们有区别的重要标签。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又母鸡带小鸡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千年古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婉转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汩汩有声；据说历代曾出过五十七位进士，也算文风鼎盛。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到处惹事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没这个爱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没空瞥过来。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仅两辆永久牌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的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入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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