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仡佬族卷_中国作家协会　编_9787506375092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序

赵剑平

序

赵剑平

仡佬族总人口近60万，分布在我国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区。此外，东南亚的越南也有近2000人。但大多居住在贵州省遵义市芙蓉江、洪渡河流域。芙蓉江、洪渡河发源于大娄山，均为乌江一级支流。以小见大，古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华夏民族有黄河、长江两河文明；而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仡佬族其实也有芙蓉江、洪渡河一个小圈子的两河文明。事实上，大娄山岩灰洞出土的“桐梓人”化石，使20万年前至30万年前的人类文明得到了佐证，一环人类发展与进步历史的断链有了衔接，及至大娄山东北部数千年的丹砂开采与提炼，上达皇权，下及民生，都是演绎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从国家20世纪80年代设置的两个唯一的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来看，仡佬族的这个“两河文明”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主要在洪渡河流域，而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主要在芙蓉江流域，两个自治县仡佬族人口数量，占了仡佬族总人口数量近80%。从洪渡河畔大坪镇发现的大量汉砖来看，可以认定历史上洪渡河是通航的。当然，洪渡河通航，这跟特色经济丹砂的开发和贩运有直接的关系。而芙蓉江虽然不通航，却让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北上中原，“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以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西南夷传》）。而文化上也有了大的发展。1941年，国民政府析正安县东北部一地，特取尹珍字“道真”命名置县，以纪念这位文化先贤，成了今天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当然，尹珍影响，远不止芙蓉江流域，“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遵义府志》）。且今贵阳、重庆诸城市，仍设“尹公祠”以纪念。雨露滋润，福泽绵延。宋元时期，芙蓉江畔冉琎、冉璞，应邀在重庆合川构筑的钓鱼城，阻止蒙古铁碲南下达36年之久，并让蒙哥汗殒命城下，使远征俄罗斯及西亚各国的部分蒙古军团为了争夺王位被迫退兵回师，从而改写了历史。到了清代，遵义归入贵州版图，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清三儒”的领头羊郑珍，字子尹，以尹珍姓名做名字，以耕读为本，再兴办学之风，使洛安江边沙滩一个小小的村落气候大成，人才辈出，著述丰沛，“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钱仲联《论近代诗人四十家》）。“沙滩文化”成了那个衰退的王朝一道亮丽的景观。而大娄山北接巴蜀，东与武陵山交错相连，丹砂为媒，来来往往的客商打尖宿夜，形成一个又一个场镇的同时，也将他们乡土的影子——会馆落地生根。仅距离务川汞矿50来公里的濯水镇，就有四川、湖南、江西气势恢宏的几家会馆。巴蜀文化、巫楚文化多种文化在洪渡河畔碰撞、交融，加之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多民族杂居，山高水险、沟壑纵横的地理因素，地方文化在漫长的演进中已经形成一种独特而又包容、神秘而又开放的品质。

相对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而言，仡佬族可追溯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久为尊、为长，因而被称为贵州的“古老户”。仡佬族人家办丧事，抬丧、送丧的路上是不丢买路钱的，支撑这种习俗的规则是：作为这片土地当然的主人，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诸如鬼神缴纳任何费用的。仡佬族虽然没有文字记载迁徙，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著”。“仡佬仡佬，开荒辟草”，清楚表明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拓荒者。而口口相传的仡佬族古歌也有逃生避祸的内容。甚至仡佬族聚居地办丧事，端公做的引魂幡上也写着几十个实实在在的地名，串起来就是一条迁徙路线。历史上，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民族是很少的。胜者显，败者隐，仡佬族也不例外。不过，仡佬族作为古夜郎的主体民族在古夜郎消失后，其聚居地归属贵州，却是雍正年间的事情。平播结束，改土归流，遵义从四川划入贵州，这种名分的改变，其实也算一次迁徙。夜郎归汉，失国而又作新的适应与融合，继而又割裂，虽然生活没有动荡，生存没有威胁，但文化上、精神上却毫无疑问受到一次又一次冲击。所谓“古老户”，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即现在贵州版图居住历史最久远的民族。而文化上，仡佬族从巴蜀和巫楚的板块中分化出来，入黔不过两百多年光景。这种历史与地理、政治与经济的特殊性，及其相互交错和渗透所形成的积淀，构成了芙蓉江、洪渡河两河流域仡佬族精神与文化原初的土壤。

正是这种复杂多元而又独立大气的文化品质，注定这一片山地文学资源的丰盈与富足，并催生乡土文脉，赋予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以灵气与才情，能够历朝历代作家作品涌流不断。继“沙滩文化”“清三儒”之后，现代作家蹇先艾、寿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受到鲁迅、胡适一南一北两位大师举荐。而这两位黔北作家之所以受青睐，皆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乡土文学。这种乡土的表达，使得黔北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一时期，除了蹇先艾、寿生两位代表作家，还有段雪笙、陈沂、卢葆华、肖之亮、秦川等一批黔北文化孕育出来的作家走出乡土、走向时代的洪流。到了当代，小说家石果、诗人廖公弦继承乡土表达的传统，使黔北乡土文学站到了时代高度，产生了广泛影响。十年内乱，劫后余生，新时期黔北作家仍然以乡土文学为正统，结合历史的反思，相继有小说家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赵剑平、戴绍康及诗人李发模走向全国。乡土文学几乎成了黔北作家的一种命运，一种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可以说，黔北乡土文学所以能够成为气候，正是黔北地域文化独特魅力的投射与展示。尽管对不同的作家而言，际遇有所不同，理解有所不同，表达有所不同，但黔北地域文化的影子总或深或浅笼罩着这些乡土作家的魂魄，浸染在他们乡土表达的每一部作品中。

毫无疑问，大娄山东南一隅成就芙蓉江、洪渡河“两河文明”的仡佬族文化是黔北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能够成为一种范式，一种力量，显然是因为它的民间性、社会性。作为“开荒辟草”的仡佬族及其文化，对黔北地域文化的形成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还确定了地方文化很多重要的基质。只是因为这个过程太久远，也太平常，让人没有觉察。比如20世纪30年代寿生的创作，在黔北乡土的遮蔽下，没有人会留意他的族别，他的仡佬族文化的背景与符号。而寿生本名申尚贤，因务川自治县的申氏是仡佬族一大姓，他应该算这片土地较早的仡佬族作家，只是没有清醒的表白而已。新文化、新文学，他们似乎更多注重了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创作主体自觉的内省。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地方上只有“蛮子”“蛮夷”“南蛮”，没有仡佬族，当然也只有地域文化，没有仡佬族文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开明、社会进步，国家开展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仡佬族人口大增，并相继建立务川、道真两个自治县，而真正“56个民族56朵花”，仡佬族文化才在黔北地域文化中有了自己的标记及社会层面的认同。

仡佬族文学创作的春天终于到来。当然，所有的成功都属于有准备的人。禁锢刚刚打开，整个时代从噩梦中醒来，很多能力还在修复中。虽然文学成了社会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但在艺术上总的还是很粗糙，偏僻遥远的仡佬族文学人才则更是难得。最早带着仡佬族身份创作的作家分别是务川、道真两个自治县的戴绍康、骆长木。戴绍康的《在故乡的密林里》与《滚厂》，表现时代映射下仡佬族山民的生存状态，从熬制柏香油到提炼丹砂，自然环境的残酷，人的意志力的考验，寄寓作家一种隐忧、一种同情。但戴绍康最重要的作品还应该数后来发表在《山花》上的中篇小说《塬上风》。这篇小说因其特殊的文化风味而充满魅力，发表后很快由《小说月报》转载。骆长木的《故事，在哪里结尾？》则反映山区小镇女性婚恋观的变化，虽是粗线条的，却透视了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赵剑平早在1978年就开始发表小说，但他的仡佬族身份的认定，却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将其发表在《收获》《小说家》《红岩》《清明》《小说界》等大型文学期刊的六部中篇小说结集《远树孤烟》出版后。而此时，已经到了80年代后期。民族意识终归是一种文化意识。赵剑平的创作从题材到语言原本就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有了仡佬族身份，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化背景又多了一种延伸感。从写人与人、人与社会，到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赵剑平从仡佬族身份的转换中受到启发，也算自信与自觉，其创作思路有了大的拓展。但新时期的仡佬族文学创作，有差不多20年光景女性创作缺位，颇耐人寻味。

进入新世纪，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在《当代》发表，以此为标志，仡佬族女性文学创作有了良好开端。《桥溪庄》主要通过一个家庭的溃散，反映了现代生活对乡土秩序的分化瓦解，畸形城市化对农业、农村的撕裂，尤其是对人的精神的撕裂。作品虽然有些阴晦，却也是转型中国当下农村的一种真实写照。继王华之后，肖勤的小说《暖》在《十月》发表后，《小说选刊》转载，又一位才华横溢的仡佬族女作家脱颖而出。《暖》写“三农”问题中最揪心的“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位母亲，肖勤通过人物生动感人形象的塑造，不仅传达了一种忧思，更在一幅尴尬的文化背景图上表现了人情、人性的温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王华、肖勤两位仡佬族女作家，她们的少女时代在相对封闭的仡佬族聚居地度过，而建立家庭开始婚姻生活，则是在另一个相对开放的汉民族文化背景区域。也是在“第二故乡”，她们开始爱好文学并取得创作上的成功。这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学植根生活，但没有文化的培育与浇灌，文学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文化的认知是由差别与差异确定的。差别与差异离不开“变化”。当年蹇先艾、寿生从黔北到北京，何士光从贵阳到黔北，李发模从旧时代到新时代，概莫能外，都是一种“变化”。某种意义而言，黔北作家群，当然也包括仡佬族作家，他们的成功，归根结底，都得益于黔北地域文化。

也许，世界的繁荣本来就是阴阳相生相长的结果，仡佬族女性作家的成功，也正可以说明仡佬族文学进入了和谐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王华、肖勤两位代表性的作家，还在她们的影响下，呈梯队地跟上来一大批新人：冯其沛、申国华、吴明泉、游筑京、黄华娟、余苓、骆礼俊、孟念等。而散文创作方面，安洨华、严新、薛维、落虹、杨超、宋小松也出手不凡。诗歌创作除了20世纪90年代就活跃在诗歌界的司马玉琴，新世纪还出现了伍小华、王富举、王少龙等年轻诗人。尤其是伍小华，视力几近于盲，写出来的诗透着一种力量，虽柔软而安静，却坚韧而恒久。其诗作常见诸《人民文学》《诗刊》等大刊名刊。从他身上，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一位仡佬族诗人本真的精神品格。

仡佬族文学是生长在仡佬族文化土壤及黔北地域文化土壤里的一棵树。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文化交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很多文明的景观已经颓败，很多文化的风光已经黯淡。而中华民族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员，正是因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文化也充满自信与自觉，影响世界，引领时代。面对未来，我们的文化从来不乏扬弃与创新，总有不同凡响的高唱。面对挑战，我们的文化总有包容与吸纳的力量，能够垒砌新的高地。而这之间，正是文学的强调与专注，使文化灵动而生机盎然；正是文学的冲击与震撼，使文化神奇而魅力四射。国家幸，民族幸，文化幸；而反之亦然：文化幸，民族幸，国家幸。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而没有文学，血脉是很难流动起来的。

可以说，作为一名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国家担当、为民族担当的时代已经到来。仡佬族文学改革开放35年以来，出作品、出作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中国文学大背景上，我们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好，比如我们用公共文化元素创作的同时，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调动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创作？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样式与品质，而仡佬族文学也应该有自己的风姿。世界大同，文化融合，却不等于文化灭失，甚至颠覆。我们的文学在大趋势中应该有一种坚守，在关注人的命运的同时，也应该为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建档立传，为未来越来越多的灵魂的浪子留一条回家的路。面对浮华与混乱，我们的文学其实也应该致力于民族精神、乡土符号的培育与打造，为民族与乡土的福祉追梦寻梦推波助澜。

是为序。

2014年5月9日·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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