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是英国著名作家彼得?艾克罗伊德以王尔德自己口吻写的王尔德自传。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关雷丁监狱两年，本书写了王尔德自雷丁监狱出来之后在巴黎的生活，并回顾他的一生成败。《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本书追溯了文学史上最吸引人的一位人物起伏跌宕的一生，书中王尔德式的机智、聪明和悲剧俯拾皆是。这本书在刻画这位不寻常的人物同时，成功刻画了他的生活、时代和个性。”

谁能不喜欢王尔德呢？《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被英国人誉为鬼斧神工之作。鬼才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以王尔德自己的口吻，讲述王尔德最后三个月的故事，融会贯通，纵横捭阖，令人拍案叫绝。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出生于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童话家和诗人，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之一。他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好的英国舞台剧，如《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等。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则是一部探讨美与心灵之间关系的重要作品。他创作的童话虽然数量不多，却使他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童话家之列。他的诗充满了隐喻，形象丰富，音律优美，堪称最美的英语作品之一。王尔德的作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让更多的人为之叹服，为之沉醉。
　　王尔德的私生活同样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他以放荡不羁、奇装异服闻名，而他的性取向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蔑视伦理道德、艺术至上的主张不可避免地激怒了正统的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出生于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童话家和诗人，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之一。他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好的英国舞台剧，如《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等。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则是一部探讨美与心灵之间关系的重要作品。他创作的童话虽然数量不多，却使他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童话家之列。他的诗充满了隐喻，形象丰富，音律优美，堪称最美的英语作品之一。王尔德的作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让更多的人为之叹服，为之沉醉。
　　王尔德的私生活同样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他以放荡不羁、奇装异服闻名，而他的性取向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蔑视伦理道德、艺术至上的主张不可避免地激怒了正统的上流社会，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与同性密友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对簿公堂，尽管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感动了许多人，但他还是没能逃脱被审判的命运，锒铛入狱。两年监狱生活之后，他避人耳目，悄悄来到巴黎，在贫病交加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辞世时年仅46岁。《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正是用王尔德一生最后三个月的日记的方式，再现了他人生最后的不为人知的阶段。
　　本书拟为王尔德自1900年8月9日到1900年11月30日之间的日记，以王尔德自己的口吻，描绘了王尔德最后的生活，回顾他的跌宕起伏、毁誉参半的一生。在这三个月的“伪日记”中，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以罕见的精巧方式，串起了王尔德的一生——少年时代、全盛时期、巨大成就和道德的深渊，仿佛他成为奥斯卡?王尔德，与之一起挥洒天才，享受荣耀，涉足险恶和遭世人唾弃，然后在贫病中冷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又时而跳出那个时代，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才子。
　　无疑，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每一个喜欢王尔德的人，恐怕都想知道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到底在干什么，在想什么?都希望能够亲身体验他唯美的危险的生活，用某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机智、对他的才华的敬仰。然而这个题材不仅需要传记作家的严谨，还需要有王尔德式的渊博和机智。仿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灵魂，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回音。
　　英国评论界赞美道:“王尔德若是在天有灵，肯定希望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在追随王尔德的道路上，彼得?阿克罗伊德确实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也许也更加成功。
　　“这些英国人要是没话可说，就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要是没什么可想，就会装出若有所思的神态。”(对英国“正人君子”的嘲讽)
　　“他有‘直抒胸臆’的习惯，却浑然不知根本无胸臆可抒。”(对昆斯伯里侯爵的评价)
　　“圣方济各那样的艺术作风对我毫无吸引力:他们的童贞是太监的童贞，他们的孤独是完全被人看穿的孤独。”(对所谓“正统文学”的嘲弄)
　　在书中，这种王尔德式的妙语随处可见，令人惊讶。但作者并不是停留在模仿层面，而是将自己的评价融入其中，如他借王尔德之口总评王尔德的艺术成就:
　　“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我对此毫不怀疑，正如我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在欧洲和美国，我都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在英国，我的作品总是巨大的商业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羞耻。……我掌握了各种文学体裁。我把喜剧带回英国舞台，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开创了象征戏剧，我为现代读者创造了散文诗。我把批评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我还写出了惟一一部现代意义的英语小说。还有，尽管我把自己的戏剧作为一种本质上属于私人化表达的形式，但我的理想是把戏剧变成生活和艺术交汇的地方，我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这一理想。”
　　在国内以前出版的关于王尔德的书中，王尔德的私生活遭到了某种刻意的回避，他的审判被说成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天才的嫉妒和攻击。而彼得?阿克罗伊德还他以真实面目，把一个走钢丝的王尔德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王尔德更加真实、丰满，也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要想了解一个天才，最好的办法恐怕是跟他到世上走一遭。但愿这本书能带给我们愉快的阅读，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激情洋溢的人生。

　　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生于1949年，是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为《旁观者》担任多年文学编辑，现为《泰晤士报》首席书评家、皇家文学学会成员。2003年，他因对英国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爵位头衔。他活跃在当代英国文坛，其历史小说和传记小说的独特性和系统性引人瞩目。

代译序
正文

　　1900年8月9日，巴黎阿尔萨斯旅馆
　　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圣朱利安—勒—鲍夫埃小教堂。那里的本堂神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总是觉得我好像深陷在痛苦当中。有一次，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着，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旁，向我耳语道：“先生，蒙我主的救恩，您的祷告必蒙垂听。”我说—我没有办法把嗓门压低—我的祷告一直以来都很灵验：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来哀告的原由。打那以后，他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我。
　　圣朱利安有一点不大为众人所知：他其实在自己早年就厌倦了传道生活。他治好伤痛，医好疾病，却横遭辱骂，因为他虽然妙手回春，可人家从此就没有理由再去行乞了。他给人驱魔赶鬼，但这些魔鬼被赶走后，立刻又附上那些围观神迹者的身子。他作出预言，可人们却谴责他在富人之间散布悲观幻灭的情绪。多少次，他硬是被阻挡在大都市的城门之外；多少次，他巴巴地等着神给他一点神迹，但总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布道事业。“我曾经治过病，作出过预言，”他说，“可是现在我是个乞丐。”这时怪事却发生了：曾经嘲笑过他神迹的人转而对他的贫困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对他寄予同情，在同情当中，他们又把他当成了圣人。他的神迹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这种圣徒很对我的口味。
　　早上我离开了小教堂后，三个英国人从我身旁走过。对这种邂逅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只是摆出了惯常的姿态。我走得很慢，尽量不朝他们的方向看。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成了罪的活化身，既然如此，我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任由他们不急不忙地打量我。他们走出一段距离，和我本可相安无事，但其中却有个人回过头来，冲着我喊起来：“瞧！那不是王尔德夫人吗？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样儿！”我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前赶，脸上却已火烧火燎。他们转过丹东路的路口，我就加快了步子，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至此，我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破坏。在我执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手还在不住地抖。我简直成了哑剧中报忧不报喜的恶神卡珊德拉，人人喊打，饱尝滑稽演员的杖责和小丑的拳打脚踢。
　　在我受审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幅史前怪兽的画像。这就是英国人对我的看法。对了，他们还想把我这头怪兽给驯服了。他们把它关押了起来。奇怪的是，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伦敦郡的市政会怎么就没有把我给聘过去，然后把我从炮筒里发射出去，或者安排我在蒂伏里玩杂技？怪兽般的模样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贝拉斯克斯在画那些侏儒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但丑陋和悲惨的模样则微不足道。
　　最简单的教训我们是最后才学到的。我就像塞墨勒，一心要看到神，结果却被烧死，我没有渴求名声，结果却为名声所毁。我在想，在我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里，我本可把自己彰显在世人面前，而世人却把自己彰显在我面前。不过，虽然控告我的人折磨过我，把我像一条下贱的狗一样流放到荒野，他们都没有摧毁我的精神—他们办不到。自从我乘坐拉上了帘子的马车离开雷丁监狱的大门之后，我已经得到解脱了，在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多个方面得到了解脱。我没有了过去。过去的成功已经无关紧要。我的作品已经被人淡忘：用我作例子来教育罗梅克家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些剪报了。我就像个无助地躺在薇薇安脚下的巫师，哀叹“此生何在，此生何益？名既废弃，誉亦无存”。想到这，我心中涌出一种奇特的愉悦。如果真像朋友所说的那样，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极的人，那是因为我已经悟出了生命美妙的无情。我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罢了：我生活的意义全存在于别人的脑子里，并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
　　因此，英国人把我当成囚犯，而朋友则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难圣徒。我都不在乎：通过这种亦正亦邪的结合，我成了艺术家的完美典范。我代表了很多种人：既是极尽荣华的人中翘楚所罗门，又是饱尝辛酸的苦命人约伯。我体验过了快乐的虚幻，也品味过悲哀的真实。我的生活已经圆满了—有过如日中天，也有过一败涂地，我不再发展，但我拥有了与之相应的自由。我就像华伦夫人，只是职业有所不同而已。
　　以前，更糟糕的诨名我都有过：人们从诅咒的渊薮中刨出恶言秽语，纷纷向我掷来。我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他们为了戏剧效果，称我为塞巴斯廷?美墨斯和C.3.3。也罢，反正我的真名实姓已经死了，背上这两个绰号，也不失恰当。记得在孩提时，我对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每次写奥斯卡?芬格尔?欧弗莱赫蒂?威尔斯?王尔德，我的心里都洋溢着莫大的喜悦。这个名字里寄托了爱尔兰的所有传说，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力量和现实。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教喻能力的确证。不过现在我对它有些厌倦了，有时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有一天，我拿起一份《信使》报在读，读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语时，中间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我把报纸猛地放下，就好像它着了火一样。我不敢再看它。我感觉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虚空，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把自己迷失。我现在栖息的咖啡馆对面，是雅各路的拐角，那里偶尔会有个疯子在站着。那疯子对着来来往往的车子大喊大叫。这些车子从他的身边驶过，把泥浆溅到他身上。在那疯言疯语的背后，积聚了多少伤痛和凄苦！对这一切，谁能有我这样的切肤感触？不过我已经领会了一个很简单的教训：我是一个不能出声的遭诅咒之人。
　　我前半生也是疯疯癫癫过来的，这点我现在总算悟出来了。过去我想方设法要把生活变成艺术作品。好像我是在殉难圣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不幸的是，没有任何神迹出现。而在当时，我是没法看透这一点的，因为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迷信自己的出色。每一天，我都在甜言蜜语中度过，花天酒地，尽情享乐，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无足轻重。我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把过去和未来串了起来：它们都是我自己塑造的。如今，经历过世事轮回，时运逆转，我必须换个眼光来看待过去。我曾经扮演过各种角色。我向很多人撒过谎—这还不算，我还犯下了自欺这个不能饶恕的罪孽。现在，我必须打破这个陪伴了我一生的恶习。
　　莫里斯今天会来，把外边的街谈巷议告诉我。等他来了，我会把我的新决定告诉他。我会平心静气地跟他说。如果这可爱的小伙子进来发现我坐在书桌边，定会大惊失色。我曾让他相信我的兴趣和他一样。要是他发现我开始写日记，他肯定会立刻写信给罗比?罗斯，谴责我犯下认真等诸种反常的恶行。当然，他不懂文学。他曾经问过我“威尔斯先生”是谁，我说他可能是一个实验室助手，他听后如释重负地走了。
　　莫里斯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和他认识的过程既凑巧又荒诞。有一天，我正巧在剧院后面的一个书店里，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英国文学书架上寻找什么。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这书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写的《意图集》。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他会不会从架子上把它拿出来。可惜他翻开了另外一本乔治?穆尔写的风格明快易懂的书。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走了过去。“哎，”我问道，“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吗？”莫里斯倒也没有羞惭：“我住在那咖啡馆附近，这位小说大师说他是在那里学会法语的。”“这种地方还在开门营业，羞煞人也。我明天就要向当局汇报，说说这情况。”
　　他笑了。我顿时觉得我们俩注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我说，不错，英国人好像到了时候就死，丝毫都不差。我的直率让他大吃一惊。当然，他不会知道我是谁：他的父亲没有向他提起过我的名字，甚至在临死前也没提过。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向来都能原谅笑眯眯的人，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教莫里斯。我把他引荐给我的朋友。我偶尔还让他请我吃晚饭。
　　在这些夏日的下午，我们在我狭窄的床上一齐躺着抽烟。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享誉全球的大艺术家，但我觉得他不会信这些说法。有时候我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描述《莎乐美》中的可怖场景，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贴切的警句。这时候他就会好奇地斜着眼看我，仿佛我在说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你现在为什么不写了？”他问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莫里斯，再者，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春季的时候，莫尔?阿迪和我们在一起。他带了一本我的诗集给我。这书可是漂洋过海来的。不过，我真的不想要，就厌恶地挥了挥手。“不过奥斯卡，这里面有的诗写得很不赖啊。”莫尔说话的口气总像是律师，可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腔调。
　　“是的，莫尔，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看了看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当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开始写我的自白录。德?昆西写过，纽曼写过，有人说连圣奥古斯丁也写过。我甚至觉得萧伯纳是在不停地写，这是他和戏剧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我不想写成魏尔兰那样的忏悔录—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内容统统排斥。不过他倒也是个天真无邪之人—真正的天真无邪，他不会对别人产生任何伤害。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幸卷入了复杂的生活。我是个复杂的人，却混迹于质朴的表象之下。有些艺术家负责提出问题，有些艺术家负责提供答案。我属于提供答案的那一种，而且会在来世继续等待人们的提问。谁是奥斯卡?王尔德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听听《汤豪泽》的序曲。外边传来了莫里斯的声音：听那重重的大踏步的声音，必定有很重要的新闻。
　　1900年8月10日
　　纪德曾经说他记日记：我想日记能记得了什么，就算有什么内容，也不过是无病呻吟的个人感情而已。但我却想写出一些有教育性的东西来。我连封面都设计好了：
　　奥斯卡?王尔德的现代妇女指南版
　　传奇小说
　　“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本书。”—萧伯纳先生
　　“我旅行的时候，总是查阅这本书。”—坎贝尔夫人
　　这本书只印一册，用日本上等牛皮纸印刷，然后放入自然史博物馆展出。
　　。
　　1900年8月11日
　　犹太人尝遍了囚虏之苦，爱尔兰人则饱受流离之灾。对我们来说，故土的传奇是《道林?格雷的画像》从背井离乡的时候开始的。只有在异族当中，我们才真正是爱尔兰人。我曾经和叶芝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可算是在辉煌中失败，在失败中辉煌。后来我发现，我们在失败中积聚了巨大的力量。爱尔兰民族是在苦难中讨生活的；和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世道的无奈；和但丁一样，我们知道面包的苦涩。但就在苦难当中，站起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演说家的民族！
　　当然，对我来说流浪是一生一世的传奇。如果我脸上没有麻风病一样惹人厌恶的印记—现在就有—心里却一直有该隐的烙印。不过特立独行是一回事，了解到自己的孤独是另一回事。
　　我在爬阴森森的旅馆楼梯时，不禁以诗人之心想着“流浪”这个阶梯的陡峭。世人曾经对我仰望，如今又把我放弃，不再关心我还将浪迹何方。大学问家温克尔曼1也曾经放弃阴森的本土文化之屋，追求希腊精神。歌德谈到他的时候说：“一个人是以什么姿态脱离世人的，就会以什么姿态移动于阴影之中。”哎，这么说，我应该是一辈子做游荡者，看着天使—姑且就算有天使吧—急速在身边经过。
　　如果终日待在这房子里，沉沦于旧日生活的遗迹当中，我会疯掉的。遗憾和悔恨在面前浮现，模样甚为可怖：我感觉像个戴罪之人，从旅馆匆忙逃出，到了大街上。虽然有时候同伴会知道我的去向，但我自己感觉前路茫茫，不知所终，这反倒让人心旷神怡。这真是奇怪，脱离了生活的羁绊，方才体味出它的趣味来。在往日，个性像根金链子一样把我拴在大地上，世界看上去并不真切，世象光怪陆离，我突兀地显出来，如同古朴典雅的画瓶上森林之神的浮雕。现在的个性是鲜艳明亮，日日更新，尘世喧嚣之下，它虽无意义，却妙不可言—只要没有人去管它，没有人把它的神秘戳穿。不过这也已经让我厌倦了：我没有了定力，不能长久地做一件事。过去，作为剧作家，我以看戏取乐的态度看别人的生活。到了现在，别人的生活蜂拥而来，围住了我，推挤着我。好像他们自己的个性在向我张扬，对我形成侵犯，搅得我疲惫不堪：我知道只有在人群当中，我们才显出真的自我，不过，我现在简直被惠特曼化了。这具皮囊之下，却是多种人物。我既像米兰达一样心存好奇，又像她的老父普罗斯佩罗一样柔弱—一旦生活达到了期望，就把自己的艺术放弃了。
　　我认为我之所以陷入被动的思想，和贫穷大有关系。我过去认为对钱的最大浪费是把它省下来；我那时哪里知道，若是口袋里没有了这花花绿绿的票子，一个人就真的不名一文。前几天，我还无奈地向莫里斯借了几个法郎他只有德雷福斯的消息，所以我不愿意请他吃午饭—这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屋子。我要钱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要，但朋友们说没什么给我，要我学着去工作。贫困能给你很多苦涩的教训，但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他人的人心。我还记得和博西之间的一场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事发生在上个月，就在和平咖啡馆外。
　　“阿尔弗雷德，”我用很友好的口吻跟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叫我阿尔弗雷德，我就知道你要钱了。”
　　“阿尔弗雷德，亲爱的博西，他们要把我从旅馆赶出去了。”
　　“怎么啦，是那小子叫得太响，还是你叫得太响？”
　　“你这么说就不够义气了。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想谈钱的事—”
　　“只是和你有关你才不谈的，奥斯卡。”
　　“别这样了，博西，不要用这些冒犯的话来毁坏了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这是你说的，它一开始就是紫色的。”
　　我忘了他曾想当诗人。
　　“坦白说吧，博西，我要钱，我非常需要钱。我把衣服放在马索里尔旅馆了。店老板说我要是不把欠账结了，他就要把衣服给卖掉。”
　　“奥斯卡，你上个月才用过这个借口。”
　　“哦，是吗？我忘了，真抱歉。这说明我也是穷到了极点，都昏了头了。不过，我的状况确实没有变化，博西。我就指望着你好心帮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法郎，扔到我面前的地上，离开了咖啡馆，边走边大声说：“你知道吗，奥斯卡，你现在的举止和妓女一样。”
　　我立刻把法郎从地上拾起，又要了一杯酒。你会觉得这样很不光彩吗？这样，你能看出我潦倒到什么地步了吧？改变不了世界，世界就会来修理你。我越是穷，巴黎就好像越刻薄。我现在就能看出，不用多久，我就不得不躲到一个小角落去，否则就会让这个城市吞噬了。柏勒罗丰因自己的坐骑毕格斯而遭宙斯妒忌，从马上跌下，无奈之中，对着地上荆棘沉思。同样，我好像也只有对着自己的墙纸思考了。
　　如果说贫穷让人思考，那么思考则让人懒惰。慵懒似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不过其条件是懒，并且快乐着。倘若只有慵懒，而无快乐，那么，套用班扬的一句妙语：“衔着蜘蛛的知更鸟，纵有苦处谁人晓？”我只有缠绵于对自己艺术作品的回忆，仿佛它是萦绕在头上的阴影。我表面上还在人世徘徊，实际上已遭日神阿波罗的扼杀，灵魂飘到天国的长春花花园了。美丽的罗马词语umbratilis（“幽灵幻影”）可能最贴近我的状况，不过我想罗马人也不会把这词用在我身上。我顶多也只能在普劳托斯那些比较恐怖的喜剧里扮演某个角色。我可能是个老麻风，涂了脸面，染了头发，一出场就惹人大笑，虽然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笑的就是自己。
　　世人总是对自己的悲剧而笑：这是他们承受悲剧的唯一方式。我现在要去散个步了。
　　但我后来决定乘坐公交车。我对13路车情有独钟，尽管13好像不大吉利。这趟车行驶在克里奇和皇家舞厅之间，我坐在车
　　1柏勒罗丰，骑飞马毕格斯杀死吐火女怪开美拉的英雄。
　　2普劳托斯(前254—前184)，古罗马喜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一罐金子》、《驴子的喜剧》、《吹牛军人》等。
　　顶向外边看—一个现代城市就应该从空中看。有时候我甚至还听听车上人的说话。法国人在谈话上大作文章，把它变成了一门艺术，不过他们的语言没有阴暗的一面，故而失却了鲜活的特征。而英语中描写阴晦的颜色的词语就多得惊人，这是法语所没有的。波德莱尔给法语增添了一些绝望的情绪，不过仅以悦耳见长。
　　又扯远了，这都是些我不再关注的事情了。我现在就像库克手下的旅行者，在无奈之中探索世界。我枯坐在咖啡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周遭的人。在过去，这些人我一刻也不会去理会。现在，他们一个小小的手势都会让我着迷，看着人们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我都能勾画出他们整个历史。我第一次观察到迷失者和孤独者，他们如同亏欠了世人，小心谨慎地挪动着步子，穿梭在人群当中，匆匆如客旅。我哭了，我得承认，我哭了。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一段对诗人作了如下描述：“他们似乎一无是处，不过一旦他们知道如何描写人，他们就可以驾御人。”的确，我们可以把平凡人的谈话和举止当成素材，创造出新型的戏剧。但我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人来人往，脑子里面涌现出一个奇迹，那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化成了诡异奇妙、多姿多彩的艺术。不过创造新时期的新戏剧或新文学并不是我的职责：我可以哀思往事，但无从启示未来。
　　我说过我的慵懒，不过说实在的，也不是我动辄慵懒，实际上是我容易发呆而已。只有爱伦?坡能明确地了解意志的怠惰是怎么回事。它是一支毒箭，谁若是中了，神经会麻木，行动会消亡。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意志：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在顿悟中痛苦地认识了自己，意识到心灵和心中的情感其实和自己的天才毫无干系。我也一样，我牺牲了一切，只为了看着越来越近的名声。当然，人们总是得到自己真正需要（不是想要）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我的失察之处。或许生命终究会向我们展现自己的奥秘，正如爱伦?坡所知道的那样，但我尽量回避这个局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所以我们只是跌跌撞撞，不知东南西北地往前冲，有时候碰巧会走向潜藏在我们自己内心的目标。
　　我最终还是声名狼藉，乃至被人遗忘，而先前的成功和名声只是这段旅程中的小小驿站—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如今，我处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就像是在但丁笔下的炼狱。我不禁起了兴趣，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
　　1900年8月13日
　　破晓前我就醒了，头剧烈地疼，好像大去之期就在今朝。开始我很惶恐，过了一阵子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喜悦。本来我可以说出多美妙的话啊！但慢慢回过神来，却陷入了无奈的沉默。我能听见外边拉蔬菜的车子正行驶在鹅卵石街道上，朝着勒?哈勒斯方向行进，就好像维庸在缪勒地牢里听到的行刑人的车声一样，外边的车轮声裹挟着死亡的气息。可惜，痛苦在维庸身上催生了激扬的生命，而我却无动于衷。我无话可说：如果今天早上真是我的最后一早上，我只能宣布在某时某刻，我在巴黎听到了蔬菜车驶过的声音。仅此而已。不足以发表长篇大论。
　　所有的想象力都离我而去了。在我春风得意的日子，快乐引领我前进，快乐将世界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在狱中，我给博西写着长信，也能恢复快乐。但现在，快乐荡然无存，套用一个可怕的习语，快乐遭到“灭顶之灾”了。我也无意去奋力争取，重拾快乐。出狱后，我写了《雷丁监狱之歌》，向世人说明苦难只是磨砺了我的艺术家品性。我当时准备在写完这首诗后，重新从《圣经》中寻找被现代欧洲人淡忘的伟大戏剧主题：我想把耶洗别和耶户的历史写成像我的《莎乐美》那样充满暗示的作品。但这想法来得快，夭折得也快。我的意志渐渐衰退，乃至全然消失。我不能完成计划创作的作品，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但我的遗憾是多么的无益—我的生命是断乎不能圆满完备如初了，仅此而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是不会出现在司各特的“伟大作家”系列里了。
　　不过对我这样的艺术家而言，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死亡本身对于我这样熟悉它、了解它的人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但失去艺术家的力量—那该是多难以承受的惩罚。我遭到了如同坦塔罗斯一样的厄运，能看到果实却不能品尝，能看到美妙的景象，却无奈地一次次放弃。
　　当然，我的朋友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文学就像没写完的信，什么时候想捡起来重写都行。罗比?罗斯写信过来，口气就仿佛美国“经纪人”马尔伯瑞小姐一样，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真是美国经纪人。他要我写一部新戏，但我告诉他在英国境外我干不了活。我现在只给高年级的学童写东西。他们把剧照寄了过来，询问对排演我的戏剧有什么建议。我用红色信纸给他回信。我就是小天使们簇拥在脚边的西勒诺斯。或许我可以重开一条事业之路，游历于英国的各学校，给年轻人讲建筑对人的习俗的影响—我在狱中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教室里的魅力应该比马修?阿诺德强。他真够荒唐的。我就好多了。我只是荒诞而已。孩子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这么喜欢我的作品。不过现在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变化了，我现在和他们平起平坐。社会给艺术家下了定论，而下一代人则又会给这社会下定论。在这下一代中，我的作品兴许还可留存。
　　确实，现代社会于我毫无益处。我走到英国游客聚会的游乐场所，总有人叫我离开，我红着脸，不明就里地离开，他们却伸长脖子看我。如果我去饭店，也会去主顾不认识我的饭店，并躲在厨房附近孤零零的桌子边，吃廉价的客饭。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孤独的滋味。英国人一直讨厌我、憎恨我的出现，不过现在竟然胆小到要把这心态当众表露出来。如果我去剧院，就算和法国人一起去，也不得不坐最便宜的座位。要是去时尚场所，也得有富翁朋友陪着——英国人是见钱眼开的。
　　我现在对他们的这些做派见怪不怪了。萧伯纳给英国人下过很好的定义。他在一部戏（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不过应该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特地赶到郊外去看的那一部）里用过这定义：“英国人只要打着天理的旗号，什么都敢做。”这话说得很完美，不过作者忘了加一句：这天理的名字就是“自私”。
　　有一次，我在埃及咖啡馆，抽着烟—我愚蠢地认为这一定是埃及烟。一个英国人从我身边路过，向我吐唾沫。我如遭枪击。我目瞪口呆，失去了说话和思考能力—但是，感情还在。一个人落到了人人唾骂的地步，经常担心的就不是什么时候会被人打击，而是这打击是用什么方式表现的。我过去觉得感受自我意识是美妙的事，我甚至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世界变成多彩的衣服，把真正的人裹在当中。不过这衣服现在成了一张致命的网，有如克吕泰墨斯特拉面前的那张恢恢大网。我的思想力有一半源自我的虚荣。没有了虚荣，抛头露面就是坏事而不是好事了。
　　所以现在我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吃饭，或者和一些街头流浪儿一起吃，这些流浪儿就好像是从维克多?雨果的书中走出来的。他们的做伴让我入迷，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真真切切的：因此他们对我就十分了解。我想我最好的故事是讲给了他们的。他们大多不能识文断字，所以对他们来说，我简直就是荷马。他们吵着要我讲爱情故事，然后又为我伤心落泪。他们也要我讲财富和宫殿的故事，这下子该轮到我为他们伤心落泪了。我们的关系非常和美。在某个咖啡馆，我曾经和公共行刑人坐在一起。当然，行刑人并不知道我是谁—做他们这一行的对警局的记录一般不感兴趣—但我们饶有兴趣地在一起打牌。他会喊一声：“给你一下子！”这时候我就感到诗意盎然。
　　不过在英国人那里碰钉子还是让我不快，最难容忍的就是故意被其他艺术家冷落。几周前，我坐在格兰都咖啡馆外，突然威廉?罗特斯坦从我的桌子边路过—伦敦厌倦了他之后，他就到巴黎来了。他看到我了，却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一个年轻人，居然冷落把自己带出来的诗人，这真是荒谬！需知是我教会了他如何塑造艺术家的个性，而这以前他是块多么不可雕琢、多么不可雕琢的料子！不过我也说过生活的艺术就在于挑战：我向他脱帽，给他道了早安。那帽子下就像有蛇一样—罗特斯坦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石头，顿时就呆在了那里。
　　这种例子还不止一个。有一天黄昏，惠斯勒从普桑家出来，路上和我撞个正着，但他就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疲惫，活脱脱一副克莱纳赫笔下的圣母像的模样。连比亚兹莱在迪耶普时也见我就躲。我还听说他责怪我把他的事业毁了。真是不知所谓：一个艺术家要倒霉挡也挡不住，怎么就把自己的痛苦往我头上扔呢？
　　但是英国人我是了解的——他们的为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更让我寒心的是，我的法国朋友也一样，在自己的城市里把我抛弃了。皮埃尔?卢艾斯，马萨尔?施沃布，马拉美，现在都不想找我了。甚至连纪德看到我走过来也会躲到街道另一边去。我到迪耶普闲游之后回到巴黎，就收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决定烧掉和我相处的那些日记，那上边记有我们相处的那火热的一个月时光。我以牙还牙，把他的信也烧了。我敢肯定，纪德肯定跟人
　　家说我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就像撒旦一样，不过，就算我像撒旦那样，他也是心甘情愿投到我门下的。可怜的纪德，明明长着引诱者的脸，却要装出受到糟蹋的处女的样子，也真够难为他了。
　　当然，像惠斯勒这样和我平起平坐的艺术家对我有什么评判，我还能接受；我也确实有过不配艺术家身份的荒唐日子，钟情于艺术和想象的人是很难原谅我的所作所为的。不过，像纪德这样在艺术上不及我一二分的人居然也对我弃若敝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综观历史，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这些熟人所引发的思考给我上了沉痛的一课，深化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我现在意识到了我的力量—以及我个性的力量—原来是取决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地位没有了，个性就一钱不值。同样，过去我对现实要俯视，因为我处在个性的巅峰。现在我的处境一落千丈，现实就显得高不可攀，我都能看出它的阴影和纷乱的裂隙。发现了延续生命的内在力量，从卑微屈辱中站起来，勇敢地面对世界，这本身就在无形中谴责了当代社会。
　　所以现在我若是出现，就会有人不高兴:我是拉撒路，我从死亡中来，嘲笑将我掩埋的人。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我感觉到别人把我当不洁之物一样避开甚至是合情合理的。穆尔来信说，我的男仆自杀了。他也一样遭到了世人的厌弃—他和我靠得太近了，所以为此承受了磨难。我内在的诅咒超过了我的世纪给我的诅咒。凡我经行之处，必有毁灭之人——我的妻子康丝坦丝静悄悄地躺在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茔下，墓碑上甚至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两个儿子的生活也毁了，他们的姓氏也改换了。我母亲的状况更糟糕，完全是死在我手里，和我用刀子把她杀了没什么两样。我杀了她，然后，和俄瑞斯忒斯一样，遭到了命运诸神的追杀。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把奇怪的晦气带到什么地方：凡是我有所接触的人都遭受了我的创伤，我吻过的人就如遭火烙水烫。就连诗歌可能打动了天神的博西也一无例外地被折腾得疲乏之至，生活滑入了灾难的阴影中：我能看到，摆在他前方的，只有不尽的痛苦和疲乏。要是有哪个傻瓜要给我作传，我生活中的宿命性也会传染给他。如此说来，他是不会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什么报酬的。
　　逼迫我，力图毁灭我的人自己也遭到了厄运：昆斯伯里今年早些时候一命呜呼，据说他死前唾弃自己的儿子，却痛苦地叫着我的名字—但这也没有让我感到安慰。我实在是生活在他人的眼泪和痛苦之中的。不过，我不会自杀。尽管《第二个唐奎丽夫人》一剧把自杀变成了体面的事，我决不步其后尘。我害怕痛苦，再说自我了断岂不正中仇家下怀？万万不可。
　　我就是我：就这样。我记得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好像就写过这样的话。其实写这篇奇怪的小说，本意是让人按表面情节去了解：它说明了艺术的短暂，和艺术家的不朽。把画布放在教室里就反映了一些天才的成分；那是我们的麻烦开始的地方。
　　1900年8月14日
　　旅店老板M.杜波瑞埃的女儿阿格尼斯一早就砰砰砰地敲门，大声地喊着：“美墨斯先生！美墨斯先生！”我硬是给吵醒了。原来只是一封电报而已，但阿格尼斯对现代通信方式向来敬畏有加。我本来以为是博西写来的什么晦涩而又简要的东西，结果却发现是弗兰克?哈里斯写来的丑陋的电报。“基尔?贝洛称拥有本剧，请澄清。”弗兰克一直责怪我把《达文特里先生和夫人》的剧情说明书卖给他人。他现在在排演自己改编的这部戏，有时好像头脑有些发昏：艺术和艺术的思想有时不属于任何人的，除了卡利俄铂。如果人们给我付钱，要我把我的奇妙狂想编写出来，我绝对不会阻挡。穷极无聊之下，我被迫出卖我的想象力，像长子继承权一样珍贵的想象力。现在弗兰克声称拥有了这继承权。我会回封电报：“我病痛交加。澄清会送老命。”
　　我会落款为“塞巴斯廷?美墨斯”—我在旅店里就用这名字，目的是为了不让邮局的信差吃惊。出狱后，奥斯卡?王尔德这名字，用维庸的话来讲“黑如煤炭，污如厕石”。我想过其他的名字，不过英诺森十一世和俄狄浦斯有过于戏剧化之嫌。所以我选取了美墨斯的名字，美墨斯是集流浪汉、倒霉鬼、邪恶者为一身的人物。奇怪的是，这名字激发起商人的更大信心，于我的功效却未能这般显著。
　　现在我虽然对印这个名字的书一笑置之，曾几何时，这书曾让我惶恐不安。我的母亲是爱尔兰人马图林的外甥女。就是马图林杜撰了这个传说。马图林的半身塑像突兀地竖在我家在梅里安广场的宅院大厅里。孩提时，我总不敢正眼看这塑像:好像它是恶咒，因为这尊大理石像上面没有眼睛，只有深陷的眼窝，好像是朝自己的内里观看，因看到了某些东西而遭到了厄运。
　　有时候，到了晚上，母亲就给我们朗读这本书。她就坐在一把矮椅子里面，我哥哥威利和我躺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地毯散发出淡淡的霉味，汽灯的灯火调暗后发出嘶嘶的声音，有催眠之效。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有一次突然间大叫起来：“他所行走的地方，留下一路焦土！他若是呼吸，空气中就有火光！”她的声音和我的特别像。她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大为惊恐，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读这段话后，她会把长长的天鹅绒窗帘一把攥过来，拉到自己的面前。威利这时候会笑起来—他这人从来不会想象力过剩，我就不一样，我会爬到她的腿边，不过看她扮出如此吓人的样子，我又不敢靠到她身上。威利央求她读到结尾，她就告诉我们流浪者美墨斯是如何回来的，“他让全世界敬畏。”回想起来，我那时在惊吓当中却能品味到一种奇怪的欣喜感，我相信母亲也是喜欢吓我的。所以我自然就用了这个名字。
　　当然，我现在意识到美墨斯之所以成为流浪者，并非因为他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孽，而是因为他浪迹四方，行踪不定，可以远距离地旁观世风民俗。他能看到世道的星移斗转，沧桑变幻。他了解这遽分遽合、白云苍狗的世界。正由于他看透了世界，才不为世人所容，无法得到安宁。我们不应该证明别人的理想为空幻，思想为虚妄，否则你会遭到他们的无情倾轧。
　　爱尔维修认为，婴儿期的天才和一般的婴儿没什么两样，我想不是这样的：我很早就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更脱俗，敏于思，拙于行。少年的我性格急躁，愤世嫉俗，或满心悲伤，或兴致高昂。后来，母亲说我小时候经常在梦中发笑——“梦中发笑的少年”，这可以作为密莱斯的绝佳素材——不过我自己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那些悲伤而灰暗的日子，我躺在床上哭泣。
　　这些情绪悄无声息地遁入无形。我一直喜欢孩子。我想是那被遗忘的童年把我引导到孩子们的身边—似乎我能从他们的音容笑貌中找到已经淡忘的童真。有些作家一本正经地回忆出早年生活的细枝末节：似乎只有在那时候，他们才体现出一些想象力来。我却不同，我现在只能零星回忆起一些场景和形象，而且还模糊得像是印象派画家笔下影影绰绰的远景画。
　　我的朋友很少。我想家人当时也不鼓励我结交朋友。我是一个从独处中找乐子的孩子。孤独使我找到了自己的起源，我知道自己就是从孤独中来的。那时候，我漫无目标地游逛，脚下踩着鹅卵石，我辨认着鹅卵石的花样，大声说着我突然想到的奇怪词句。五六十年代的都柏林已经在颓败；如同一个老妓女，非但辱没了德行，还有可能失去生活来源。不过，我还是穿行在它的大街小巷，全然不顾周遭的贫穷和悲惨，而只是被自己的忧郁深深打动。
　　在这些孤独漫步中，我的目标总是圣珀特里克教堂。教堂已经年久发黑，突兀地伫立在四周冒着炊烟的破旧房屋当中。教堂大门洞开，悄无声息，反而把附近监外囚犯居住区的喊叫吵闹声吞噬了。从这里，我第一次领教了宗教生活所产生的可怕的安慰。我站在斯威夫特主持牧师纪念碑前，看着上面写的溢美之词，梦想有朝一日这些赞誉的光环也能罩到我的头上。
　　我当时还小，所以穿行在穷街陋巷，也不受打扰：正是因为我不怕它们，它们也就不能伤害我。这种无知无畏的妙境只被打破过一次。那时我正在回梅里安广场的路上，刚到城堡，突然从我刚路过的黑乎乎的院子里跑出一个女孩来，把我头上戴的灰帽子一把抢去。我跟在她后面叫，身边突然冒出了一群顽童，冲我嘲笑起来。现在这样的场景我已经见多不怪，不过当时突然涌现的恐怖感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他们把我的帽子互相抛来抛去，我害怕极了，哭了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流泪，就开始跑。跑着跑着，前面伸过来一条腿，把我绊倒在地。我躺在泥泞的地上，竟然不敢起身。
　　接着，我感到有人用手扶住我的肩膀。原来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他把我扶了起来。直到今日，他的面貌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人性的善良还未因生存处境的悲惨而泯灭的人，一个不多见的好人。他告诉我，如果这些孩子发起野来，别去理他们。他和我坐在一个肮脏的破屋前凹凸不平的台阶上，我们俩聊了起来。他说他知道我们家，还说他常常走到“女眷区”，从窗子外往里偷看。他问我这幢房子每周得花多少钱—一先令，两先令？我说准确数字我不知道，不过要比他猜的多，多得多。
　　他不说话了，我觉得很惭愧。他把我的帽子从泥泞的街面上捡起来，递给了我，然后一本正经地和我道别。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对我们家的财富感到敬畏呢，还是觉得我在撒谎？不管怎样，这个安静而温柔的男孩走开了，消失在都柏林可怕的贫民区中。他走得很慢，我本想跟在后面去追，但由于心里有一种惭愧的感觉，使我迈不动步子。我一生都在寻找这孩子。
　　母亲要是知道我往监外囚犯居住区那里跑，肯定会加以阻挡。她的民族主义同情心只延续到格拉夫顿街那么远。她真要阻挡，我也不敢不听：她可是左右我生活旋律的主调。在晚饭时，她总让我坐在她边上，而她和客人们说着话。我把她的衣服扯过来贴在自己的脸上，嗅着那上面的馨香，和这香味相伴而生的温暖舒适的感觉我至今难忘，它和母亲抑扬顿挫的谈话交织在一起，驻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有天晚上，她俯下身子对我耳语：“你父亲被封爵了。”见我固执地不发一言，她把我从桌子下拽了出来，让威廉?王尔德爵士和客人们乐不可支。我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我甚至不去看王尔德爵士。
　　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见母亲的样子，她总是以同一个姿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到她看着挂在墙上的镜子，整理着绣有克尔特人图案的斗篷。她皱着鼻子，好像对自己有些厌弃。母亲身材高大，对自己的身材好像总是很敏感。到了晚上，她会换上一件织锦的晚礼服，披一条带花边的披肩，用金胸针别在胸前。她的首饰总是让我着迷：她有大大的银胸针或玉胸针，每个指头上都戴着戒指。有时候她用手捧住我的头，我脸上就碰到这些硬硬的金属。
　　她的情绪经常很高昂，这时候她就用帽子、耳环什么的来打扮我，然后一直在笑。有时候她又愁云密布，既不听我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盯着她从一间屋子慢慢走到另一间屋子，有时候我甚至大声喊“妈妈！”，可她没什么反应，视而不见地从我身边走开。她经常叹息着不经意地说出那句口头禅：“浪费！这一切是多么浪费！”她会无来由地大喊大叫，然后独自哼一支暴躁不安的曲子。
　　她也经常到我的小卧室里来，朗诵自己的作品。她给我读她翻译的《女魔法师西冬尼亚》片段，读她创作的民谣体诗歌，这里面的爱国主义旋律让我激动不已。“年轻的爱尔兰人们啊，”她念着，脸和我贴得很近，“你难道不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吗？”我有时候能从她的呼吸中闻到甜美的酒气。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酒和诗歌是天生的伙伴。在这纯真年代，所有的文学都对我产生影响。在我的一生当中，最愉快的片段就是年轻时的那些下午—我从王尔德爵士的书房里找到了某本新书，躺在床上，头上罩着被单，整个下午全神贯注地阅读着。发皱的书页里总有一种霉味和淡淡的酸味，书装订处还会有一些碎屑散落到我的手腕上。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平静的时光有些温柔，有些神秘。我后来一直把它们和文学联系到一起。
　　在那个年代我发现了诗歌。发现了诗歌，我也从中发现了自己。有一本书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我有一次偶尔拿起了一本丁尼生的诗集。当时夜已深，本来该睡觉了，但我却躺到床上看了起来。我把灯光调得很暗，书页上的字很暗。我的眼睛扫过书页，如饥似渴地寻找这些永恒的精神食粮，突然间我看到了这样一行字：“风经过之处，拂动芦苇顶梢。”不知怎么的，这句诗竟然如此让我震动：好像把我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了。我大声念着这句诗，从床上起来，站在屋里，双目圆睁。因为如果我从睡眠中醒过来了，接下来只会进入更长的梦境。
　　我下楼到母亲坐着的地方，当时我应该是惊呆了的样子，因为母亲竟然站起身，向我走了过来。我想她当时肯定问过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好像什么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有人通过这句诗把我的话语从嘴唇边抹走了，就像是从赫耳墨斯嘴边抹去的牛奶，撒到天空，成了星座。我知道我想成为诗人，就在这时候，我的命运被播撒到了群星当中。
　　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涌起了一种渴盼，难以满足的渴盼。我对自己遇到的所有人都怀有焦躁不安的不满足感。即便在那时，我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使我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东西。对那些拜访母亲的都柏林作家和艺术家，我都有些童稚而又发自天性的反叛情绪。
　　我从母亲那里寻求安慰。多少个夜晚，她到我的床边来，躺在我身边，我会感到奇异的欣喜。就在那时候，这种欣喜都让我受触动。有时候她就在我身边睡着，这样我就会更挨近她一些，伸手抱住她。我能感受到她的呼吸，并调整我自己的呼吸，合着她的节奏，一直到我自己也进入梦乡。到了早上她总是不在，这样我们又恢复了快乐而亲密的伙伴关系。就这样，我们俩把生活变成了一种游戏，在这游戏中互为依存。我们俩经常堂而皇之地在梅里安广场一起散步。母亲一路走，一路低声给路过打招呼的人种种恶评。比如见到一个看上去与世无争的老太太，母亲会说：“坏蛋！彻头彻尾地坏！”一会儿，她又指着街对面的男人说：“奥斯卡，看他戴的那帽子。就像个六角手风琴似的。我会过去叫他弹给我听听。”
　　我哥哥威利感觉到我和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哥哥当时好像因这重关系，对我们俩都很讨厌。总的来说，他是不太理睬我的，不过他比我大也比我壮，有时情绪上来了，就对我又踢又捅，疼得我直抹眼泪。早些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比我老资格，常常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但看到我得意了，就从不可一世转到妒忌乃至愤恨。很自然，到了伦敦，他能成为记者。不过有个小秘密：我总是怀疑他和我一样具有希腊化的倾向，不过他过于软弱，不能屈服于这个倾向。所以他才对我的悲剧感到幸灾乐祸。
　　五年前，正是他把到母亲伦敦寓所的客人坚拒门外。此时我正在两次审判之间，希望把母亲的寓所作为避难的地方：我觉得他是害怕来客会给我安慰。我母亲回房休息后，他就照老样子粗野地喝着酒，毫无顾忌地盘问我的私生活：真的，这简直像是易卜生笔下的场景。不过现在他已去世：如若不是精神不朽，至少可谓阴魂不散。
　　威利不喜欢我，也是因为我爱我们的小妹妹伊索拉。我十二岁那年，她就夭折了。我以前经常和她一起玩。我会装成母亲：伸长脖子，转动眼珠。我给她讲各种故事，对我来说，讲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妹妹完全信以为真。她去世的时候，我实在是悲痛难抑，程度之深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在全家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让我爱起来不感到羞耻和难堪的人。她一去世，我这种爱也就荡然无存了：悲痛如疟疾，让我们发颤；也如寒霜，使我们稳定。我还记得母亲把我带到她房间里，看她的遗体。我无法回忆起我看到遗体时的感受—记不起来了，我感到非常悲惨。似乎我当时好像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看全世界。我还依稀想见她的面容—她的遗容至今让我不安—就好像是小时候我自己的照片。
　　威廉?王尔德爵士，我母亲的丈夫，是一个完全失望的人。他从来不能安歇—对他而言，时间就像是个可恨的东西，他非得驾御不可。时间就像一只猛虎，若是不想方设法征服它，它就可能反过来危及他的生命。他经常毫无由头地离开家，快步走上街:我常跟在他后面，看着他大步流星地沿着威士特兰街走。五分钟后他就会回来，脸上露出喜不自胜的表情，然后一头扎进书房。他是个非常杂乱邋遢的人，睡觉时一个指头按着鼻孔还鼾声如雷。吃饭的时候，他还用从口袋里掏出的鹅毛笔剔指甲缝，把脏东西就放在桌布上。
　　有一次，我把他的这种做法向母亲告状，母亲一笑置之：“他没有什么恶意，奥斯卡。随他去吧。”
　　“可一个医生怎么能这么脏？”
　　“他有他的一套，奥斯卡，他是个好医生。”
　　“可他的病人难道就不抱怨吗？”当时我还不知道，病人们没有抱怨他的肮脏，倒是因为他的放肆而抱怨。听到我的话，母亲把脸沉了下来，我赶紧逃上楼去了。
　　威廉爵士只有到了我们在牟图拉的房子时才真正感到自在。
　　到了那里，他成天在怪石和坟堆中挖来挖去。在西部地区，这些东西就好像是沉积着某种湮灭的可怕文明的岩层。有时候，他也不大情愿地带我一道去探险:在我看来，他就像是一个在野外浪迹时遇到过仙女的老人，总是想回到仙子们的可怕王国。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个十字架，那是克尔特人的古物。他高兴得在十字架周围跳来跳去。从那以后，我带回来过不少十字架，真是不少啊！可是管家安妮从来不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带进屋。她说挪动神圣的石头是要遭到诅咒的。威廉爵士总是对人们的迷信感到敬畏，所以我们就把十字架送到克里布海湾的海滩上。不过他对十字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我们离开都柏林的时候，他竟然用布和褐色纸把十字架包起来带上火车。我一路上都在祈祷火车不要出事故。从此，我总对包裹感到惊奇而迷惑—人们总是期待着动人心魄的东西，结果总是失望。这方面倒是像现代小说。
　　威廉爵士有次带我跨海到爱兰莫尔岛上。这是一个荒凉的所在，四处是嶙峋怪石，上面布满蜂巢状的窟窿。威廉爵士一个人跑在前面，后面的向导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去年被仙人带走了。他和儿子睡在一起，但他没有睡着—接着什么东西靠近到窗子边，他听到了仙人大声说话。次日早晨，孩子就死了。故事的无情和这位农夫讲故事时的轻松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命运，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唯有一笑置之。当然，当时我还对故事的真假有所怀疑，不过，如今身处颓境，就越来越相信冥冥之中的仙魔。信仰的妙处在于其简单—我渐渐明白，生活原来就是简单的，简单得可怕。
　　威廉爵士之所以在牟图拉过得自在安详，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城里是被人嘲笑的对象。他无法维持他在都柏林社交界的地位。我们周围的有钱人嘲笑他那种与众不同的举止，嘲笑他的不修边幅，就像他们嘲笑母亲独特的相貌。看到他们这样做，我很恼火，但没作出反应。有次我和威利谈起这件事，他劝我不要有这种荒唐的自高自大—这是他对我的看法。
　　“这对你有什么，奥斯卡？一门心思看你的书吧，换了我我就这么做。这样你就不会注意他们在嘲笑你了。”
　　“谁嘲笑我了？”
　　“谁都在嘲笑你。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哭鼻子啦？”
　　我拔腿就走，我能听见我在跑开时他在身后大笑。不过经过这件事，我学会了把感情控制起来，隐藏起来，免得伤害了自己。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我一直把这教训带进在波尔特拉皇家学校的日子里。在波尔特拉，我被迫过起了一种与我的秉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我过得很惨，到了夜里，我在宿舍的床上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免得哭出声来。不过，那里有位女舍监对我很好。我经常穿着睡衣跑到她那里，央求她送我回家。她当然不能这样做，但她会安慰我，我会和她谈起母亲。
　　在波尔特拉的第一年，关于威廉爵士勾引病人的丑闻在整个爱尔兰传得沸沸扬扬。同时代之人无不嗤之以鼻，或引为笑谈，不过我那时还小，根本搞不懂。他们的嘲笑令我困惑不解，但我把困惑变成了轻蔑，我也嘲笑他们。我对同学们编造家庭背景的谎话。我告诉他们瑞典国王是我的教父，我们在都柏林家中的仆役多得数也数不清。我把真假的界线奇妙地抹去了，我的同伴们只有愕然以对。连威利也感到惊异，甚至无法站出来揭穿我。
　　这时候，我掌握到了想象力的一大奥妙：有趣的幻想要比平凡的事实更加现实。我还悟到了另外一个奥妙：把他们逗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尽管这些同学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粗俗的嘲讽—因为我皮肤苍白，他们叫我“灰奶牛”—这种嘲讽刺痛了我，受其影响，我索性变得更为夸张，夸张到他们想象不到的地步。我经常盘曲自己的四肢，装出小教堂窗户上早期基督教殉难圣徒的扭曲模样—不幸的是我今天真的落到了这些圣徒的地步，又把他们逗乐了。我发觉那里的老师都像是漫画人物，很有趣，我不加避讳地进行模仿。到了上课的时候，如果老师真是露出了我先前模仿过的表情，我就开心得不能自已，只得用手帕堵住嘴巴，以防大声笑起来。孩子们看到了，就会高声叫起来：“奥斯卡，你真够疯的啊！”在老师和学生当中，我都以“婆罗洲的‘疯子王尔德’”而著称。不过这些人终归是爱尔兰人的子弟。我后来发现英国人也会嘲笑同样的事，不过他们嘲笑起来能不依不饶地把你整垮。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取得成功的秘诀。可惜这一点我醒悟得太晚了。
　　威利能在操场上找到乐趣，而我则不同，我对学习有着非常大，甚至可谓不同寻常的兴趣。在该学校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发现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前期的哲学家。我坐下来看着这些哲学家的作品译本，激动得直发抖：对我来说，学习的乐趣在于形成关联性，我能娴熟地把各种知识组合到一起。明亮的知识王国自动向我开放，要是我愿意，我能把万事万物都纳入其辖制之下。思想上的兴奋对我是最可贵，也是最快乐的。比如追踪奇妙的思路，或者探索古代语言的延续等等。这是我在波尔特拉找到的乐趣。当然，其他孩子对这一点毫不知情。我刻意把自己的激动和知识收敛起来。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展示给外界是个错误，一旦展示出来了，就会被毁掉。这个教训我早就领教了，难道不是吗？
　　别人在用蹩脚的拉丁文写诗，什么“佩斯腾遗址”啦，“特里瀑布”啦什么的。我却在读雅典人的哲学和戏剧作品。我读《圣经》只为消遣。小时候要持续不断地看《圣经》，才能消除成人后身上的基督教印迹。不过《箴言书》里有一句话倒是让我看到了神灵的可怕：“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圣经》里只有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是毫不含混的。后来我总是把上帝看成亮晶晶的、小丑一般的形象。他的嘲笑总是在这荒凉城市的大街上跟随着我。
　　所以渐渐地，我和同学们疏远了。孤独当中，我决定成就一番名声。到了十六七岁，我一方面追求思想的明晰和出众，一方面从心底涌出对成功的强大而甜蜜的渴望。看到书上的大人物，我一概把自己比作他们。我爱上了瑰丽的梦想和华丽的语言。我们早年形成的热情将跟随我们一生，虽然我们有可能不承认。在快乐的日子里，我一边给儿子朗读凡尔纳和斯蒂文森的作品，一边偷偷地想象自己就是他们笔下的主人公。
　　十六岁那年，我发现了迪斯累里。我躺在被窝里如饥似渴地看完了他写的《薇薇安?格雷》。我羡慕他的奇装异服。我热爱他那样起伏跌宕的生活。我向往他那种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荣耀。读到他笔下栩栩如生的迈克斯?罗登斯坦—一个从身体到灵魂都美丽的人物—以及该人物的变化，我不禁惊诧无言。当然，迪斯累里和埃斯库罗斯是没法比的—我也没有这样去比。以一个少年的想象力，断乎区分不了不同感情，而在迪斯累里的作品里我读到了欲望的语言，这是一种有可能迷住我的语言。书里展现的社会生活让我艳羡，因为是在远距离看，所以更显得光彩夺目。不过每次想象起来，就痛感自己是多么的不足。我决定不择手段把这种不足弥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