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是讨论的永恒主题。即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让政府干预主动退即也并不容易,政府相关部门设租寻租的腐败根源依然难以解决。至于《决定》提出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理解上更有可能南辕北辙。其实,政府的角色是很吃重的,因为它要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反对强权和垄断、保障竞争秩序。因此,要建立起去行政化的规制与监管体系,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是有效率的。
201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研究规制监管理论的梯若尔,本辑《比较》的“前沿”栏目发表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们对机制设计、规制、监管领域理论发展的一篇梳理文献,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政府与市场”这一关系。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关于比较制度分析的学生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伍晓鹰的文章基于一条中国百年工业增长曲线和其他经验事实试图说明,中国1949 年之后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紧密地遵循了一条始于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增长路径。它由国家力量所推动,目的是快速追赶西方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以应对内外挑战从而巩固政权。自此,虽然政权在更迭,政府在变换,但是这种国家力量对工业化的影响,却在不断地积累着。不同政权下的中国政府,在这段历史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以远远凌驾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影响或主导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式和方向,塑造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资源错配所滋养的利益集团和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不断努力维护着既有的方向,延续着和强化着这条高速低效的增长路径。要打破对这种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从工商活动中彻底撤出,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场制度。
刘遵义的文章关注的是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他认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明显供过于求,但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这是因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者,以刺破房价将危及经济为由,阻碍房价下调。针对这一论点,刘遵义分析了刺破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刺破房价泡沫虽然对就业、GDP 和金融体系会有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针对刺破房地产泡沫对自住房房主的财富影响,他提出了抵押贷款再融资的建议,并用案例进行了详细的数字说明,这也体现了他长期以来作为政策建议者对细节和政策可行性的关注。
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法国经济学家让蒂若尔,在“前沿”栏目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全面介绍了梯若尔的学术贡献。委员会认为,梯若尔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如何进行规制的问题。梯若尔(和拉丰)将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建立了一个评价规制效率的规范体系,给政策分析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促进了美国竞争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还分析了存在监管俘获时的最优规制,依据他的理论,那些弱激励机制并不必然表明规制设计失效,相反,它们是针对规制俘获威胁的最优应对办法。梯若尔不但设计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将其应用于特定环境和各种不同的产业,如电信业和银行业,并影响了这些行业的监管实践。此外,他还涉足一般经济学理论、金融市场、资产市场泡沫、组织经济学、公司金融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某些贡献。委员会说:“他的贡献充分证明了经济学理论如何可以产生巨大的实用价值。”
看待市场的方式决定了监管市场的方法。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现代金融理论塑造了我们看待并监管金融市场的方式。这一理论建立在市场有效率或可以被改进得更有效率这一理念之上。监管是为了在市场需要时给予其支持;因而当金融市场自身可以实现有效产出时,就可以放松监管。然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市场有效率假说和放松监管的做法都遭到了质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的文章探讨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她从不完备知识和流动性约束这两个角度,探讨了金融理论,并论述了基于这两个因素的金融理论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含义。
今日中国,政府监管已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话题,特别是食品药品监管,事涉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的文章开篇即说FDA 具有双重目标:不仅要保护公众健康,也要促进产业创新。她从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案例,诠释了FDA 如何推行“明智监管”,从而实现其双重目标。为了实行明智监管,她认为有必要推进“监管学”,也即对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和效能进行及时有效评估所必需的知识和工具。
在“比较之窗”栏目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教授介绍了智利的结构性预算制度如何成功地克服了财政顺周期问题,缓和了经济衰退,即使受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主权债评级也攀升至A+,超过了以色列、韩国等富裕国家。智利结构性预算制度的核心特点是:设定预算目标;在实现结构性预算平衡的同时允许有一定的周期上的灵活性,也即允许政府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使赤字超过预算目标——经济衰退时期产出低于长期趋势,铜价低于其中期(10 年)均衡价格。至于铜价则由两个专家委员会来评估,随后政府依据一系列程序,综合考虑一系列给定的税收和支出参数,来预估结构性预算平衡;如果预估的结构性预算平衡值不同于其预算目标,政府就会调整支出计划直到实现预想的平衡目标。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只要稍作调整,就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用以解决财政顺周期问题。
“改革论坛”孙国峰的文章探讨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人民币国际化。文章根据国际经验总结了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币输出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项下输出本币,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第二阶段是资本项下输出本币,由政府带动市场力量协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开局顺利,但由于我国贸易结构的约束,继续通过贸易渠道输出人民币的难度加大,还对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了影响。当前我国储蓄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资金需求旺盛,境外货币当局储备多元化需求强劲,境内外利差收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人民币资本项下输出的条件趋于成熟。应当抓住机遇,将重点转移到促进资本项目输出人民币上来,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模式走向“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双输出”的高级阶段。
城市化被寄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任,因此,我们强调的往往是城市化会从哪些方面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对城市兴起、发展和繁荣本身的探究与理解。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约翰娜帕姆伯格则认为,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理解城市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她从自发秩序和城市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兴起,重点分析作为解释城市和区域增长的集聚效应、外部性和区域集群。作者认为,本土知识和知识扩散等因素也是城市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于如何推进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自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开始反思金融监管。巴塞尔委员会将逆周期资本监管纳入监管规则,各国开始相继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银监会王胜邦的文章比较分析了英国、美国、印度、瑞士等国实行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并提出,中国应当在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国内信用扩张的实际和银行业监管经验,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这个制度在定位上要强调与其他监管制度的协同作用;在监管方法上,可以采取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方法;在监管规则上,要多指标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