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已出版多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集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著作。全书以时间为序，“上编”、“中编”和“下编”分别叙述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并用“补编”的方式叙述了我国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来新闻事业的变迁史。作者认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形态特征分别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和“定于一尊”。这是“史实”的一条线。“绪论”和各章“简论”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史论”。基于各章史实，本书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在横向上论述了在中国环境中主要生长出了“利器媒介”、“喉舌媒介”和“官营媒介”；在纵向上论述了中国媒介发展的沿革呈现“承袭型”，发展的动力是“政治推进”，生存方式为“依附生存”。此外，无论是“史”还是“论”，本书对1949年以前的民营媒介和自由主义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本书被方汉奇教授誉为“体例新，内容新，观点新”，“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理论勇气”，以及“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并认为此书于“史胆、史识、史才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十分难能可贵”。

序
绪论突破“中体西用”: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上编 八面来风: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章 回溯: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
　　本章概要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溯源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二、乐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三、古代报纸的出现
　第二节 朝廷官报
　　　一、官报是封建帝国集权政治的需要
　　　二、官报的历史沿革
　　　三、官报的编发与管理
　第三节 非法民报
　　　一、非法民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序
绪论突破“中体西用”: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上编 八面来风: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章 回溯: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
　　本章概要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溯源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二、乐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三、古代报纸的出现
　第二节 朝廷官报
　　　一、官报是封建帝国集权政治的需要
　　　二、官报的历史沿革
　　　三、官报的编发与管理
　第三节 非法民报
　　　一、非法民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二、非法民报的历史沿革
　　　三、非法民报的主要特征
　　　四、非法民报对新闻史的意义
　第四节 合法民报
　　　一、合法民报的产生与盛行
　　　二、合法民报的主要特征
　本章简论：古代报纸是政治的需要
　第二章 西力东渐与在华外报
　本章概要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在华外报的出现
　　　一、传教士和教会的办报活动
　　　二、商人和政客的办报活动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在华外报网的形成
　　　一、有新变化的教会报刊
　　　二、有新发展的外商报刊
　第三节　在华外报的报刊业务与办报思想
　　　一、采编业务与印刷技术
　　　二、报刊理念与办报思想
　本章简论：在华外报是西力东渐的产物
　第三章　向西方学习与国人办报发轫
　本章概要
　第一节　从译报开始
　　　一、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
　　　二、其他译报活动
　　　三、魏源的“夷情备采”译报思想
　第二节　洪仁圩对太平天国新闻事业的构想
　　　一、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二、《资政新篇》中关于新闻事业的构想
　　　三、巩固中央集权是洪仁圩新闻思想的出发点
　第三节　早期的民间办报活动及其遭遇
　　　一、汉口的《昭文新报》
　　　二、上海的《汇报》与《新报》
　　　三、广州的《述报》与《广报》
　第四节　王韬与《循环日报》
　　　一、在学习西方过程中裂变
　　　二、创办并主持《循环日报》
　　　三、首创中国报刊政论文体
　　　四、提出“立言”的办报主张
　本章简论：爱国主义推动国人办报发轫
　第四章　维新运动与政治家办报开端
　本章概要
　……
　第五章 革命改良双重奏与政党报刊斗争
中编 五方杂处：民国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六章 民初混乱与新闻事业的被动进步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报刊
　第八章 大革命推动新闻事业黄金发展
　第九章 两极政治环境下的新闻事业
　第十章 抗战烽火中的新闻事业
　第十一章 两极对决中的新闻事业
下编 定于一尊：共和国时代的新闻事业
　第十二章 新中国成立与新闻事业一元格局形成　
　第十三章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与新闻事业曲折发展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与黑暗新闻业
　第十五章 走进新时期与新闻事业新篇章
补编
　第十六章 1949年后台、港、澳的新闻传播事业
后记

上编 八面来风: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章 回溯: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溯源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甲骨文中已有“御史”的记载，自周代和春秋时代起，就有史官之设。史官既掌握国家的法典，又记载君王的言行，并规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史官的后一种职能颇有一点类似近代跑中央机关的记者。他们记载的君王言行，保存下来是历史，传播开来是新闻。
　　《墨子·明鬼篇》中记叙了杜伯追杀周宣王于圃一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射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作者强调“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既说明这件事是真实的，已经载入史册，又说明这件事在当时曾经作为重大新闻广为传播。
《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了“晋灵公不君”这段史实，当时任晋国史官的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还与赵盾面对面地辩论之后，“以示于朝”。“以示于朝”是说不仅写在史书上，还要把它公之于朝堂。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官不仅有时记录重大的朝政大事，而且也把这些大事作为新闻加以公开传播。
古代史官不仅记录宫廷事件，还参与国家的重大外事活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王和赵王的渑池会，里面就有史官活动的描述：“秦王饮酒酣，日：‘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日：‘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其后蔺相如以死相逼，请秦王击缻，秦王击瓴之后，“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日：‘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瓴。’”可见当时史官在记录重大新闻事件时，已注重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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