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是中国戏曲中的瑰宝，是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曲目以及长久以来积淀而成的精湛表演技艺使之成为中国戏剧的杰出代表。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清乾隆时期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会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地方戏曲音乐“川剧”。

一 四川的戏曲文化
二 川剧的起源和发展
三 川剧的主要派别
四 川剧的主要代表剧目和代表人物

（一）川剧简介
明末清初，由于各地移民入川，以及各地会馆的先后建立，致使多种南北声腔剧种也相继流播于四川各地，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曲艺、民歌小调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康熙二年（1663年），有善昆曲者八人由江苏入川，在成都江南会馆为宦幕清唱昆曲。雍正年间，有“来云班”以清唱昆曲为业。与此同时，川陕总督岳钟祺与乾隆时期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都善养歌舞伶人，搬演昆曲，用于宴乐助兴。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调元返回故里绵州罗江，办起了一个昆曲家班，所谓“家有小梨园，每冬月围炉课曲，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
外地声腔的不断流入和外地艺人来川授艺，以及许多教授各声腔剧种的科社建立，也推动了诸声腔的合流。如同治年间流入川北的陕西汉二簧，在南充建立专唱丝弦的庆泰班后，于光绪末年陕班艺人于桂华科社授艺。梁天福、杨九梨、李顺来等陕班艺人，赴下川东搭班，致使重庆出现专唱胡琴的毕胜班、吉祥班，而建于四川各地的著名科社则有三字科社、臣字科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弼臣在成都投资兴建第一个品茗看戏的“可园”。
在外来声腔合流中，由于各自流入四川的不同路线，逐渐形成了弹戏分布在大、小川北地区；高腔流布川中、川南；川昆、胡琴错落各地；川西则以丝弦较为“正宗”。所以有顺口溜说“上坝丝弦中坝腔，川北老儿唱恍恍”。又由于师承沿袭、各地民俗方言的影响，使声腔音乐、剧目类型、表演技艺等方面，出现各自有别的风格特色。于是，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先唱丝弦后以高腔的上坝（川西坝）；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以弹戏为主的川北河和诸腔杂居的下川东各条河道，形成了著名的川剧“四条河道”。
高、昆、胡、弹、灯在融汇成统一的川剧过程中，各有其自身的情况。昆腔，源自江苏，流入四川，演变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川昆”。高腔，在川剧中居主要地位。源于江西弋阳腔，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楚、蜀之间称为“清戏”。在保持“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的传统基础上，又大量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四川高腔。胡琴腔，又称“丝弦子”，源于徽调和汉调，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先后通过“做唱胡琴”和舞台演出与四川方言和川剧锣鼓相结合，在腔调与音乐过门上起了不少变化，形成具有四川风味的胡琴腔。弹戏，即乱弹，又称“盖板子～川梆子”，因用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和以梆子击节而得名，其源出于陕西的秦腔同州梆子。秦腔流入四川后，与川北的灯戏、高腔长期共处，互相融汇，又采用四川方言，便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四川梆子——弹戏。
川剧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舞台上也有一席之地。名戏《白蛇传·金山寺》更是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二）川剧唱腔
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组成。其中，除灯戏系源于本土外，其余均由外地传入。这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川剧的五种声腔，除胡琴与弹戏比较接近以外，其相互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应当说它们最初都是相对独立的川戏。以下将对川剧中的这五种唱腔进行简要介绍。
1.高腔
高腔是川剧中最重要的一种声腔，是戏曲四大声腔之一，是戏曲声腔的统称，它是以巴蜀竹枝、秧歌、劳动号子、山歌、渔歌、樵歌、民歌、小调等为基础，继承、借鉴和发展宋元南戏的艺术形式而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2006年5月20日，高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川剧高腔保留了南曲和北曲的优秀传统，它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
胡淦《蜀伶杂志》说：“康熙二年，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时总督某亦苏人，因命凡宦蜀得缺者，酌予捐资，提倡昆曲，以为流寓蜀中生计，蜀有昆曲自此始。”康熙二年即1663年，正当移民之初（四川巡抚李国英于1660年始招民垦荒），可以说昆曲几乎是与移民同步进入四川的。昆曲流行于江苏昆山县，以其典雅深受上流社会喜爱。直到现在，川昆尚有若干保留节目如《醉隶》《斩巴》《东窗修本》继续在演出，其文词之典雅、曲声之悠扬婉转风格犹存，当然其整体风格已变为地道的川剧了。李调元的门生温庄亭写了一首诗：“路多通岭背，人半住林间。耕牧时无事，高腔唱往还。”可知川剧中的高腔在乾隆年间已经成为蜀中占领导地位的声腔。高腔来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它的“徒歌”与“帮腔”的特点非常适合移民精神的表达，所以一入川便受到热烈欢迎。
高腔原被称为“弋阳腔”或“弋腔”，是弋阳腔流变。据蒋维明考证，弋阳腔极有可能是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线入川的。原来从“酉州通道”入川，比从长江入川要省时省钱得多。蒋维明认为，弋阳腔生在湖南变为辰河高腔，然后又进入四川变为川剧高腔。雍正二年（1724年），有湖南湘剧班二十余人来泸州，招收学员演高腔戏，他们吸收了泸州的秧歌、清歌及川江号子，可视为川剧高腔的发端。弋阳腔的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自明代中叶后，它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流布，并在各地形成不同风格的高腔，包括赣剧高腔，湖北的清戏，湖南的长沙、常德、祁阳、辰河诸高腔，四川的川剧高腔，云南的滇剧高腔，北京的京腔，以及浙江的西安、西吴、侯阳、松阳诸高腔，还有广东、福建等省某些剧种中保存的高腔。
最早关于高腔在四川出现的文字记载，约为雍正二年（1724年），当时成都已有高腔戏班“庆华班”的建立。据李调元《新搜神记》记载，绵竹县也有高腔戏班演出，如记“绵竹东岳庙有沙弥……改名钱官，其眼颇大，教以《三清师·挡夏》一戏，使扮张翼德而唱高腔”。另外，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也记道：“弋阳腔调杂钲鼓，及至灯明已散场。”六对山人也记载有“见说高腔有苟莲，万头攒看万家传，生夸彭四旦双彩，可惜斯文张士贤”。并叙述苟莲官每一次进省城演出，“则挤墙踏壁，观者如云”。可见，高腔在雍乾年间，已盛行四川城乡，颇受人们青睐。
高腔的蓬勃发展与雍正皇帝提倡目连戏有很大的关系。前面所说的“酉州通道”，本来就喜欢看目连戏，高腔入川后，把“目连救母”的故事敷衍为一百零五出，如此浩大的连场演出无疑为高腔戏作了最佳的广告宣传，所以越演越火红。福建的傅、刘二姓，经赣、湘入蜀，到射洪县青堤镇落户，还将“目连故里”移植于此，致使射洪、中江一带，目连戏一直十分兴盛。一直到清末，目连戏仍十分受欢迎。周询在《芙蓉话旧录》中说：“成都每岁例于二月中旬后，在北门城隍庙前，以巨木扎台演唱”“数十本目连戏”。外省人常见的川剧，大戏如《柳荫记》《白蛇传》，折子戏如《评雪辨踪》《思凡》等，都是高腔戏，因而误认为川剧就等于高腔，可见高腔戏是何等深入人心。
高腔在流传的过程中，运用徒歌加众和的演唱形式，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趋于自由化。经过长时间的流变，高腔在各地的支脉变迁很大，它们与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而形成各地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明中期至清前期是高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乾隆年间，梆子、皮黄等花部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即便如此，仍有十余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以川剧高腔、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和赣剧高腔较有影响。
高腔传入四川以后，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民间说唱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川剧高腔是曲牌体音乐，川剧高腔曲牌数量众多、形式复杂。它的结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起腔、立柱、唱腔、扫尾。高腔剧目多、题材广、适应多种文词格式。高腔最主要的特点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干唱，即所谓“一唱众和”的徒歌形式，它以帮、打、唱为一体。锣鼓的曲牌都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有的曲牌帮腔多于唱腔；有的基本全部都是帮腔；有的曲牌只在首尾两句有帮腔，其具体形式是由戏决定的。
川剧高腔的“一字”，清唱时用节拍自由的散板，帮腔则为一板三眼，唱与帮之间形成节奏对比。川剧剧目繁多，高腔部分最为丰富，艺术特色亦最显著，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不少为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1949年后，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如（《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