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讲述太平天国从兴起到失败全般时期之战争。具体包括:金田起义、奠都金陵诸战役,内乱及天京解围诸战役,安庆争夺战,及太平天国最终覆亡诸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本书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本书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本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本书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本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本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本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本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本书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本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本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本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本书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本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本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本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本书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 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本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本书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本书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本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本书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本书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台湾三军大学,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第一章 太平天国全般大势
第一节 金田起义前之国内外大势
有清一代,虽云至乾隆之世(1736年~1795年)而达于鼎盛。但自所谓“十全武功”之后,其势亦已渐趋衰落之运,而政治日非。迄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尤为有清一代转入衰颓之途之里程碑。盖是时西力东渐,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而中国内部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激荡,遂亦随之而发生。自此以降,不十年而有洪秀全在广西谋起义。可见鸦片战争之事变,对中国局势影响之巨大。兹特就此事变前后之内外事态,略述之于下。
一、鸦片战争之由来及其后果
(1)西方新兴之政治、经济思想及工商业革命之勃兴:鸦片战争,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以及工商业革命势力东渐之必然结果。推究其原动力则有二:一是新兴之政治、经济学术思想;二是机器轮船之发明。政治思想方面,在十七、八世纪中,法国有两个学者,一个是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他由于研究各种政制,而著《法意》一书,成为近代政治学之鼻祖;一个是卢梭(1712年~1778年),著《民约论》一书,发扬民权思想,这些都是促使旧政治社会朝向新潮流发展之原动力。在经济思想方面,十七、八世纪中,英国有亚丹斯密(1723年~1790年),著《原富》一书,成为近代经济学之鼻祖,同时欧洲重商主义盛行;这些都是鼓励经济上之自由主义。有以上这些政治上、经济上之思想原动力,不断朝向新方向发展,再加以机器及汽船之发明,于是西方之政治经济社会,就突破旧有社会形态,而不断朝向新潮流涌进,这种涌进狂澜,遂由西方而推进于全世界;当其向东方大陆发展时,印度和中国遂首当其冲。
机器轮船之发明方面,在十八、九世纪中,英国瓦特(Watt 1736年~1819年)发明蒸汽机。在1764年,初用于矿山吸水器,渐至应于各工厂;1807年,美国福尔敦(Fulton)更应用来创造蒸汽船。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约数年,即1768年,英国阿克莱特(Arkwright)发明纺织机,开始创设纺织公司。这些新发明就是西方工商业革命之开始。
由于这些政治、经济新思想,及工商业革命之相互配合,在资本主义政府之奖励自由竞争及“船坚炮利”之掩护推进政策下,遂向全球各落后地区开辟新市场,建立殖民地。于是保守数千年不变之农业社会之闭关自守之中国,便为西方新趋势之狂澜所冲破。
(2)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因为英人将大量鸦片输入而引起。关于鸦片输入中国,在明末清初时葡萄牙人已自印度输入,其时只当作药品;未几中国有人将之制成药膏来吸食,后来传染愈广,至嘉庆初年(1796年)吸食鸦片之恶习已弥漫于全国。至道光年间(1836年),英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之鸦片,每年竟超过两万箱(每箱约一百二十斤——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页四一),占其输华货品二分之一以上。于是清廷乃禁止鸦片输入。但禁止之后,转为走私,输入之数反更为增加。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廷决心禁绝,于是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来广州查禁,鸦片战争遂因而爆发。
英国利用此次鸦片纠纷所发生之战端,其目的不仅恢复广州通商为止,更进而取得长江全域通商利益,故此战役之结果,乃开五口通商。从此以后,中国门户洞开,列强竞求利益,不平等条约也就不绝如缕。
二、反清潮流之汹涌及清廷内政之日坏
满清入主中国后,明代遗臣播散在民间之“反清复明”种子,虽经康、雍、乾三朝竭力芟除,但终不能尽灭。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之五十年间,相继而起者有“天地会”“白莲教”“三合会”等反抗。此等份子,在北方者称为“教党”。在南方者称为“会党”。“教党”以白莲教为首,其流有“白阳”“八卦”(其后义和团即多属“八卦”派)“红阳”等名目;“会党”以天地会为首,其流有“三合”“三点”等名目。多依托旧宗教仪范,以“反清复明”口号相结合。当孙中山先生发动十次革命之役时,即多结合“会党”以从事者。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弱点暴露无遗,加以其政治腐败日深,社会受病益烈,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之十年间(1841年~1850年),无一年不有民乱,洪、杨革命乃随之而发。
太平天国之革命,揭三种思想大旗而崛起。第一,因与“会党”结合,所以揭起民族主义之大旗,以驱除满清;第二,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所以起义时揭起崇拜上帝之大旗,以建立其“天国”;第三,援用中国历史悠久之“周礼”官制及中古时代之均田制,当其在天京(即南京)建国,即揭起“公产制度”之大旗。当洪、杨起义于广西金田村时,正是鸦片战争后之第十一年(道光三十年),此显然受鸦片战争之直接影响最大。因为自“南京条约”,英人在长江以南开五口通商以后,美、法等国继之要求与清廷订立通商条约,要求利益均等。因此南方受西方势力之波及最早,受西方思想之影响也最早。洪、杨革命便因这些因素之激荡而掀起。所以洪、杨在1850年六月金田起义,至1852年十一月,便攻克武汉,1853年(咸丰三年)二月攻取南京而定国都,一路上势如破竹。在南京奠都后,太平天国内部组织虽不健全,所持之主义、政策及诸措施,虽弱点百出,但仍能与清廷对抗十一年之久(1853年~1864年),而始告瓦解。这也可证明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腐败无能,故太平天国虽亡,清朝并不因此而安宁,反更加紊乱,外患日益加深,如当太平天国将灭时,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咸丰十年、1860年),而订“北京条约”,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咸丰帝就因英法联军入北京,逃难至热河而崩。
咸丰帝崩,同治帝六岁即位,自此遂产生清朝前所未有之太后专政,因咸丰帝后无子,而宠妃那拉氏有一子载淳六岁即帝位,于是遂由皇后(纽祜禄氏后称东太后)与那拉氏(后称西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西后权利欲特盛而为人又荒淫泼辣,故政权遂渐入其手。以后西后杀东后、杀子(同治帝,此等史实可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恽是当时之起居注官,专为皇帝记日记,故所记事最为可靠)。扑灭戊戌维新运动,及掀起庚子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入北京等事变。此等事变,除西太后对内争权外,也都与鸦片战争后,西力东渐争夺中国之权益有关。(上二段参阅李震著“国父缔造民国的艰难及我们当今应有的认识”载三军《联合月刊》第九卷第八期)
第二节 太平天国诸重要人物
(一)冯云山:云山与洪秀全同籍,两人幼年即为知交。为人明大义,识大礼,有谋略,具才能,故尝推为太平军第一人物与无双国士。起义后,以功封南王七千岁副军师。全家留粤,母妻二子全家殉难。早年桂北进军时,死于全州之役,设天假其年,将必可辅佐天王,制裁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所谓一身系国运之安危与汉族之盛衰者,庶几近之。
(二)杨秀清: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紫荆山区内鹏隘山新村人,相传其先代由广东嘉应州迁来。幼丧父母,依伯父长成,在家种山烧炭为业。乃曾玉珍之母舅,故洪、冯早年居曾家时结识之。其人富谋略,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奇才,崛起于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秀全、云山在紫荆山时,常往访共商大计。在拜上帝会中,先为地方领袖,渐而取得教权、军权。起义后封东王九千岁。惟其物欲炽,野心大,奸诈百出,卒召内讧以致身死,而肇亡国之源。然吾人纵观太平天国人物,不能许其为天生异人,军事异才,亦旷代枭雄也。
(三)萧朝贵: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东乡沙田村人,后迁居桂平紫荆鹏隘山间,与杨秀清为邻居。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杨秀清之一方土霸也。妻于起义前逝世,秀全以妹宣娇嫁之,建国后称“帝壻”封西王八千岁,又正军师,作战最为勇猛,身先士卒,阵亡于长沙。
(四)韦昌辉:原名志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初为桂平县署差役,辞差役后,始改名昌辉,以期洗除差役恶名云。年约三十余,身材瘦小,白面高颧,阴柔奸险,韦族为当地大地主,年收租数万担之多。洪、冯革命运动,倾家相助,厥功甚伟,且阖族从军,封为北王六千岁,又副军师。老父源玠,乘轿从征。七年天京内讧后,昌辉被削籍,独源玠生存,仍受荣典云。
(五)石达开:广西省贵县北山里奇石墟邹帮村人,先代由广东惠州府和平县迁来,亦客家人。身材高大,面黑高颧,年二十余,为洪、杨起义兰谱中兄弟六人中之最幼者。洪、冯在桂平,久闻其才资两富,特亲往说服之,遂加入上帝会,倾家相助,起义后,封翼王五千岁,亲族附义从征者多人。南京内讧后,旋与秀全不和,带数十万大军,离京远征,最后在四川大渡河被围,解至成都遇害。
(六)秦日昌:以避“昌辉”讳,改名“日纲”。桂平白沙人,年约三十余,身材中等,初为贵县防勇,因事被革,作矿工,忠勇信义,为天王重用。初封天官丞相,到天京后,封顶天侯,继封燕王,内讧之后,坐罪死。
(七)胡以晃:广西省平南县八峒花洲山人,年约四十,家道小康,曾应童子试,为平南鹏化山区一带山民之领袖,亦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起义后,封春官正丞相,到天京后,先封护天侯,继封豫王,没于内讧之役。
(八)李开芳、林凤祥:开芳避“石达开”讳,改来芳,广西陆川人,年约三十,在金田起义之初,即统兵作战,所向有功,累官至地官正丞相。至天京,封定天侯,率兵北伐,兵败殉国。
林凤祥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人,年约三十,金田起义,先封侍卫,累官至天官副丞相,为攻克南京之功者。封靖胡侯,任北伐军副统帅,兵败殉国。
(九)陈玉成:广西桂平人,自幼随其叔父参加太平军,十九岁即升任检点之职。两眼下有黑斑点,群讥为四眼人,清军称为四眼狗。天京首次解围之役,只身乘小舟冲入镇江城,指挥吴如孝部,内外夹击清军,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全被歼灭。三河镇之战,湘军精锐十营就歼,均为玉成之杰作。封英王。安庆失守后,为其部属皖北练总苗沛霖诱缚,囚送清营遇害。十九当大敌,二十四封王,殉国时仅二十六岁,诚奇才也。
(十)李秀成:广西藤县人,家贫帮工种山度日,太平军经过其家乡时,始参加为圣兵,时年二十八岁。在胡以晃军,由兵积功升任军帅,再建功封忠王。封王时,赐改今名秀成(原名以文)。纵横江南诸省,清军畏之甚。太平天国自杨、韦事变后,翼王远离,诸洪(秀全长次两兄仁发、仁达)专横,朝政无章,同时湘军新生力量,日渐强大,其势遂岌岌可危,然颠而复安者七、八年,则秀成之雄才大略与陈玉成之英勇善战,实利赖焉。天京失守后,护幼主出城,失散被俘,遇害前曾写长数万言之供词,为太平军最宝贵之史料。1962年,由世界书局影印成书。即有名之《忠王供辞》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