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集。一九六七年秋，博尔赫斯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邀，就诗的地位、隐喻模式、小说与诗、音韵与翻译等展开六讲。讲座录音带在图书馆尘封三十多年后，由时任西安大略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的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整理出版。全集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诸多文学现象，又有着口语化文本的不拘形式感，娓娓道来，收放自如，“《诗艺/博尔赫斯全集》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位，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而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

　　《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就全书内容来看，只有《博尔赫斯，口述》一书，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拉诺大学发表的五场演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过这几场演说的广度却比不上本书。这几场诺顿讲座比起《博尔赫斯，口述》还早了十年，是文学界的一大资产。本书信笔拈来，是如此虚怀若谷，我们可以看到博氏的幽默讽刺，而且总是可以从此书获得启示。
　　第一场讲座，《诗之谜》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讨论的是诗歌的主体地位，也很有效地引领我们进入这本书。《隐喻》（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为典范，探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诗人一再采用的同样隐喻模式。而博尔赫斯也提到，这些隐喻的典型可以归类为十二种“基本的典型”，而其他的典型是为了达到惊人的效果，所以也就比较昙花一现。《说故事》这篇讲座专门讨论史诗（于十二月六日发表），博尔赫斯对于现代人忽略史诗的情况提出建言，他思考了小说之死，并且提出当代人类的处境也反映在小说的意识形态里头：“我们并不相信幸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哀。”他在这里也表现出他与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兰茨?卡夫卡思想上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后者跟萧伯纳与切斯特顿相比只能算是个小作家而已）。他倡导小说叙述的立即性，不过他的立场却也有点反小说，把他未创作小说的原因归罪于他的懒惰。《文字—音韵与翻译》（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是一段探讨诗歌翻译的大师级之作。《诗与思潮》（三月二十日发表）探讨的是文学的地位，展现出他信步所至的风格，而不是理论思辨的方式。博尔赫斯认为魔术般的音乐真理比起理性思考的作品还来得强而有力，一味挖掘诗歌里头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他也认为太过有力的隐喻将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反而不会增添更深刻的意义。《诗人的信条》（四月十日发表）是一番自我告解，是一种他在“活了大半辈子后”的文学誓言。博尔赫斯的创作力在一九六八年间还处于高峰，他最一流的作品在那时都尚未发表，像是《布罗迪报告》（El informe de Brodie， 一九七○年）—此书收录了他自称最好的作品，《侵入者》（The Intruder）—以及《沙之书》（El libro de arena，一九七五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文学大师。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随家人旅居欧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随笔集《探讨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坛的地位。代表诗集《圣马丁札记》、《老虎的金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随笔集《永恒史》、《探讨别集》等更为其赢得国际声誉。译有王尔德、吴尔夫、福克纳等作家作品。
　　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福门托国际出版奖、耶路撒冷奖、巴尔赞奖、奇诺·德尔杜卡奖、塞万提斯奖等多个文学大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陈重仁，台湾大学外文系助理教授，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英语系及台湾大学外文所，著译多种。

第一讲　诗之谜
第二讲　隐喻
第三讲　说故事
第四讲　文字—音韵与翻译
第五讲　诗与思潮
第六讲　诗人的信条
论收放自如的诗艺

　　身为一位作家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很简单，就是要忠于我的想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这样的事实不过是一连串境遇事件的组合而已），而是应该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会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我在想我们会不会被我很重视的一个研究误导了：也就是我在文学史上的研究。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对历史太不够敏感了（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在亵渎）。对文学史的敏锐—关于这一点，其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一样—都是一种不信任，也都是一种质疑。如果我这么说，华兹华斯以及魏尔伦都是十九世纪相当优秀的诗人，那么我就很可能落入陷阱，认为岁月多少摧毁了他们，而他们在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优秀了。我认为古老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认定完美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可以完全不考虑时间的因素—这种说法其实才是比较勇敢的说法。
　　我读过几本讨论印度哲学史的书。这些书的作者（不管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是美国人都一样）总是对于印度人完全不具历史观百思不解—印度人把所有的哲学家都当成当代的思想家。他们用当代哲学研究的术语来翻译古老哲学家的作品。这种尝试其实是很勇敢的。这种情形也解释了我们要相信哲学、相信诗歌—也就是说，过去是美的事物也可以一直延续它的美。
　　虽然我觉得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是很没有历史观的（因为文字的意思以及言外之意当然都会改变），不过我还是认为会有这种超越时空的诗句的—比如说，维吉尔写过“他们穿越寥无人烟的暗夜”（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查证过这行诗—我的拉丁文很烂的），或是有位古英文诗人写过的“白雪自北方飘落……”，或者是莎翁说过的，“你是音乐，为什么悲哀地听音乐？／甜蜜不忌甜蜜，欢笑爱欢笑”。—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越时空了。我认为美是永恒的；而这当然也就是济慈在写下“美丽的事物是恒久的喜悦” 时他所念兹在兹的。我们都能够接受这行诗，不过我们是把这行诗当成一种标准的说辞，当成一种公式来看待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勇敢地怀抱希望，希望这种说法能够成真—尽管作家的写作时间不同，也都身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中，不过永恒的美多少总是可以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