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插图本套装上下册）_[俄]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_9787300215143

　　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毛泽东传》作者接触了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并冲破“美化”与“丑化”的迷雾，为我们揭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真实的激情与权谋。而他的诗人性格究竟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怎样的影响，他又是如何平衡信仰与现实间的矛盾？
　　《毛泽东传》以翔实的史料（其中多为一手史料）为依据，评述了毛泽东的一生，立论客观。该书不同于海内外其他毛泽东传记的很大特点是使用了大量俄罗斯档案，进而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方面颇有新说。阐述这种关系也是该书的一个中心内容。
　　潘佐夫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对王明的政治胜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和现实的；延安整风至少是得到斯大林默认的，如果不是鼓励的话；苏共和斯大林在中共成长壮大和毛泽东的政治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民主主义政纲的提出和有限实施也深受斯大林的影响；建国初期斯大林阻止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企图；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得以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毛泽东摆脱苏联及其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和其大国抱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俄文版序言
　　1934年秋的一天，从“碧水塘”旁第十四号院的一栋大房子里传出了电话铃声，电话中一名男子以庄重的语气找“爱伦堡”同志。这栋房子里住了三个人：东方学研究所年轻的教师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他的妻子叶娃和儿子瓦季姆。但是，住在隔壁的人一拿起电话话筒就明白对方找的是乔治（这是住在这所院子里的人对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的称呼），因为对方称呼要找的人为“同志”。
　　电话是《在国外》杂志编辑部打来的，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叫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过去一下。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是一位32岁的汉学家，媒体和学界的人都很熟悉他。尽管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且时间很短）之外，他什么党派也没有加入过，但他还是深受党内领导的信任，被称为“同路人”，得到非常好的对待。20世纪20年代初他甚至被派到中国，在那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而他竟然不是党员！）。他常在党的媒体上发表文章，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讨论。爱伦堡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国共产党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令人激动，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对于编辑部打电话找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使他感到有点困惑的是这次给他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一篇详细的毛泽东传记。
　　毫无疑问，苏联舆论界对毛泽东的关注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当时他同领导着中国红色游击队的指挥官朱德一样都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当时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毛的名字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到那时为止，关于这两位英雄人物，人们在描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一个人似的，他们的名字也被混在一起：朱毛。他们中的一位的特写曾在“当代人物”专栏中登过，上这个专栏的通常都是著名人物。给其中一人写传，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明白：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才可能下达这样的任务。
　　这意味着，领袖需要提高毛泽东的知名度。尽管半年之前，即在1934年2月，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遭受了挫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在党内的“同志”没有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1931年1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是不是恰恰这个事态才令斯大林产生了支持他的念头？是不是为了平衡其他领导人？
　　不管怎样，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对毛的描述非常生动。毛被描述为一位充满英雄浪漫主义的人、没有偏见的人，同时也是非常普通而朴实的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出身“贫下中农”、“穿着农民的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ЭренбургГМаоЦзэдун//Зарубежом1934№31（63）С15。
　　这篇传记于11月发表，影响很大，一种气氛逐渐被营造出来。在这篇传记之后出现了其他作家写的文章、小册子和书，内容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他们都把毛写成领袖和朋友、忠实的战友和忠实于斯大林的学生。其结果是，到30年代末的时候，苏联人民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主要领袖。
　　研究毛泽东的热潮迅速增长，直到60年代初。那时，苏联新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之后毛从“小兄弟”变成了“独裁者”、“反苏分子”、“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整整一代人是在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在乌苏里江上的小岛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注）上发生了悲剧？1969年3月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这里打了一仗！毛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主要应该归因于极其糟糕的苏共媒体以及盲从党的媒体的苏联舆论。
　　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敌人还是朋友？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抑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或许，是一个另类？见风使舵的人？是否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苏联人在50年代唱道：“俄国人和中国人永远是朋友。”70年代他们跟着维索茨基一起唱道：“现在你一无所有，我们不会让你得逞，毛同志！”
　　关于毛泽东，已经有了数百部（篇）书、文章、小说，还有电影和专门网站。对他的研究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以及苏中分裂之后的大多数苏联学者而言，早在3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了，而毛泽东也有别于中国的那些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事实上与莫斯科保持着距离。许多学者认为，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斯大林不信任毛，毛在斯大林的眼中只是一位“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JohnFairbankKing，TheUnitedStatesand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8；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1

　　在整个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个目标：使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这自然需要一大笔钱。在设法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大笔资金的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吝啬。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卷入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资金运作。她开始以“苏西夫人”的名义充当共产国际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大额资金的中间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封言及中共的财政困难的信之后，她就帮助共产国际代表通过共产党人潘汉年提供的渠道，汇给中共五万美元。一封日期标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通知收报人说，已经决定为中共提供价值约5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意把这笔援助中的第一笔资金15万美元转给在上海的潘汉年，时间是11月底，中间人还是宋庆龄。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应把当年给中共的财政援助增加到160万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五万美元的资金，共产国际在1937年给中共的援助总额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当时被流放在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可能说服蒋介石认识到，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把小蒋送还他的父亲。
　　蒋介石的儿子到乌拉尔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苏联的时候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正在高涨。他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叶利扎罗夫。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由于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党交给他一些重要的任务，让他加入了中国劳动者大学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会。1927年4月，他对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如此的震惊，以致他在大学的集会上同自己的“刽子手”父亲断绝了关系。他称自己的父亲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后来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蒋经国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中国大学生之一，他在这一组织中表现非常积极。但是在这一组织于1927年11月被摧毁之后，他同反对派断然决裂了：用他的化名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我们积极拥戴托洛茨基的活动感到恐惧”。在一些同学的建议下，蒋经国写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决裂的正式声明。1927年底从中国劳动者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宁格勒的Н. Г.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科学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轻的妻子、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离婚，他们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婚的。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冯元帅也是“血腥的刽子手”。如我们所知，1927年6月，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冯元帅也破裂了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蒋经国的妻子丝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谴责父亲。后来，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顺便说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冯洪国以及自己的妹妹冯弗发（兄妹俩都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化名分别是索比诺夫和索比诺娃）回到中国。
　　蒋经国则继续在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1930年，在从军事政治科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纳莫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钳工，然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1930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作为当时被党派去加强集体农庄建设的九千名党员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担任莫斯科州科罗温村“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主席。在此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学习，这次是到列宁国际学校读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车间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七岁的金发俄国女郎、共青团员芳娜？瓦哈丽娃。这名姑娘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名车工。1935年初，他们结婚了，当时蒋经国已经是工厂的厂报《重型机械报》的一名副编辑。一年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埃里克。1937年年初，蒋经国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蒋经国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他，蒋经国发誓将坚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我在途中，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您的所有指示都会得到执行。”
　　但是，在返回中国后不久，他的布尔什维克幻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错了算盘，就像在他父亲身上打错了算盘一样。叶利扎罗夫不再履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他所热爱的父亲。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担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骨肉团聚了，儿子从俄国回来了。离散了12年，现在先辈们可以安心了”。后来，蒋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飞黄腾达，在1975年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背弃了青年时的理想？谁知道呢？或许，他的一名传记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说法是对的：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过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务，趁机逃离俄国。
　　因此，国共两党的协议并不是由蒋经国的回国所推动的，而是由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所促成的。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结，且其驻军离北平只有几公里。这才是蒋介石于三月下旬在杭州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潘汉年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真正原因。双方协定：中共保留对其武装力量的控制，兵员限额为三个师，计四万多人；共产党人将同以往一样控制着他们所盘踞的地区的政府，同时也将接受来自南京的命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四月初批准了这个谈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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