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
　　作者将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集合起来，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 “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将关于校庆的诸多“好话”与“老话”作为解读对象， 试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图”上，寻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
　　除了侦探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更是认真剖析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

       《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用心感知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作者以学术史的视野，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

小 引
1929 年底，刘半农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文，提及校庆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好话”与“说老话”两种。前者留给校长市长，方才显得“冠冕堂皇，雍容大度”；后者则最好出自真正的“老北大”之口，要不“说错了给人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北大河》）。刘文借北大三院门前的水沟“起兴”，预想百年纪念会的情景； 我则将关于校庆的诸多“好话”与“老话”作为解读对象， 试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图”上，寻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
我所深感兴趣的，不只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对于北大校史的叙述与阐释。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固然值得侦探，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同样值得认真剖析。所谓的“老北大”，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每一代北大人，都在借校庆纪念之机，为其心目中的北大“添油加彩”。我的工作计划是，在品味日渐复杂的“老北大的故事” 的同时，追踪这些故事的形成、流传与演变，以及制约着这一演变的社会文化因素。
这是一个有趣但并不轻松的话题。“老北大”确实个性鲜明，可圈可点的逸事甚多，只要态度虔诚，不难有“新发现”。既然如此，何以还有“并不轻松”一说？原因是： 好玩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又很可能过于沉重。百年北大， 折射着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遗憾。入口处是一则诱人的逸闻，出来时却很可能满脸灰尘。此说并非故弄玄虚，百年中国，本来就不是容易谈论的话题。因学力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好绕过了若干人所共见的“伤疤”──比如“文革”中的北大；即便如此， 本书所呈现的故事，也并非总是“风和日丽”。
全书分为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史的写作。其中《大学百年》和《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二则，是从我另外的著作转录来。之所以冒昧重收，因其与本书的写作大有关系。五年前，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 买了一册印刷精美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1877— 1977）》，读后感慨良多，曾撰文予以评述，顺带预测“北大百年史”的写作。至于为金耀基的《剑桥与海德堡》等书撰写评论，不只是因其曾为我的游览提供方便，更希望借此探讨将正襟危坐的校史与随意挥洒的游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一为学术思路，一为文章笔墨，二者的启迪，规定了我今日的探索。
第一辑虽分六节，原本只是一章，即《北大旧事》（北京： 三联书店，1998 年1 月）一书的“代序”。前年夏天，正式进入本课题，依照惯例，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因不忍割舍，挑选其中若干有关“北大旧事”的篇章，集成这册被人看好的“奇书”。这种工作程序，乃模仿鲁迅，希望从事每一个课题，“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此文以《“太学” 传统》《校园里的“真精神”》为题，分两次在《读书》刊出后，颇获好评。访学美国时，曾以“老北大的故事”为题，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戴维斯、洛杉矶校区做专题演讲，也屡受欢迎。去年秋季开始，我在北大讲了一学期的专题课，以大学制度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与发展，“老北大的故事”依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一章。当然，每一回的演讲，都是一种“重写”；不断扩张的结果， 便是本书的成形。
进入1990 年代以后，我主要从事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2 月）时，已经意识到学术思想与教育体制的关系非同小可，并略有切入。选择“老北大的故事”作为研究课题，首先是学术史的视野， 而后才是百年校庆的机遇。第二辑最能体现这一特色，也是作者最为用力之处。考辨校史上若干“疑案”，只是文章的切入口，真正关注的，其实是蕴藏在“故事”后面的思想史线索。校庆之改期、传统之诠释、校长的遴选、纪念册的编纂等，其内在涵义，绝非区区学校围墙所能限制。
首先是学术上的发现，而后才考虑叙述语调以及文章结构。总的思路是，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既然着眼点是学术，为何题为“故事”？除了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这一写作策略外，更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在我看来， “大学”之命运，应该是所有文化人关注的对象，而并非只是教育家的专利。
第三辑诸文，乃去年春夏游学美国的意外收获。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不少此前不曾注意的史料，于是一鼓作气，在救护车的呼啸声中（住处邻近哥大医学院），完成了这八则短文。
本书的写作，从最初动议、收集资料到各章定稿，均得到夏晓虹女士的大力帮助。只是因夏君另有重任在肩，方才由我独力承担。另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得到北大图书馆、北大档案馆以及哥大、哈佛等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读书》《中华读书报》等报刊腾出宝贵版面连载拙作；北大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的学术史研究专题课捧场，所有这些，乃本书得以完成的主要动力，仅在此一并致谢。

1998 年2 月18 日于京北西三旗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目 录
“大学五书”小引 / 001 
小引 / 003 
第一辑　北大旧事
校园里的真精神 / 011 
哥大与北大 / 049 
北大传统之建构 / 086 
老北大的自画像 / 107 
──“校庆感言”解读
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 124 
──历年“纪念册”述评
第二辑　校史杂说
北京大学：从何说起？ / 151 
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 167 
北大校名：如何英译？ / 184 
北大校史：怎样溯源？ / 192 
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 / 205 
──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
不被承认的校长 / 218 
──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
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 / 241 
──严复与北京大学
第三辑　百年庆典
北大的“光荣”与“梦想” / 273 
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百年校庆 / 279 
有容乃大 / 283 
——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大学有什么用 / 290 
——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北大：一个话题 / 297 
——答《新快报》记者问
“半真半假”说北大 / 303 
——答《新周刊》记者问
辞“校史专家”说 / 308 
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 / 313 
——兼答《北京大学校史》编者
再说“北大生日” / 317 
第四辑 　大学书影
大学百年 / 323 
──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
“书信作家”胡适之 / 328 
──关于《胡适书信集》
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 / 333 
──读《剑桥与海德堡》《哈佛琐记》等
读《（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有感 / 343 
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 / 353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 359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
“触摸历史”之后 / 365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 372 


附录：《北大精神及其他》序（夏晓虹） / 379 
修订版后记 / 384 
附识 / 386

校园里的真精神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 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 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 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缥缈；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窃窃私语的湖边小路上的恋人，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逸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 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 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1940 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 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 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 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 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 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 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 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 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 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 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1940 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 “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 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 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 年，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 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 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 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1902）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 的大学生（时在1907 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1905 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 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 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逸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做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逸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 根本不是一回事（参见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缅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1930 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我在北大》）。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1917 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 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 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1916 年9 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 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 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 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 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 年12 月30 日， 刚刚结束一二· 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 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 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 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1940 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 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烟树万人家”。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 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 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换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 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20 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 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 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 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 也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地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与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有感于此前之谈论学潮，多从学生角度立论，方才强调引进校长的视角，以供参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