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
为什么我们过去信奉不疑的标准与制度会难以为继?
新的秩序与结构又将如何产生,从哪里涌现?
中国崛起将如何撼动当前全球秩序和西方话语权?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影响放置在最宽广的历史坐标与理论视野中作者在梳理过去三百年世界史的演进脉络,深入观察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构成与运作机制,批判性透视全球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真实本质与宰制机制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涵这个大问题。
作者提出,与中国崛起相关联,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的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的末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鲜活的事实探析了中国道路、中国体制的特色和优越性,比如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共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共的自我修正与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中共独特的人才选拔、竞争、淘汰机制,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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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九0年的十一月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我的祖籍在浙江,成长在台湾,大陆对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当年我正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担任客座副教授,所以我和内人是从纽约出发,在东京转机,经过十八个小时的空中旅途,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来接场接我们的北京朋友刚从部队退伍,临时借来一部军用吉普作为代步工具。我勉强压抑着激昂情绪,怀着充满着好奇的心情,在举目萧瑟草木、行人车辆稀落、斜阳洒落大地的浓浓秋意烘托下,沿着像是一条乡间小路的「老机场路」颠颇进城,扑面而来的只有马路旁两排笔直的白杨木。当年这一幕,虽然已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仍历历在目。
这次破冰之旅,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烙印永难磨灭,也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二十五年来,神州大地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带给世界的是历史坐标开始翻转。中国的发展经验打破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纪录,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各种解释模式与理论预期。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有幸亲历其境,见证了这场历史巨变。源于一连串的研究课题合作与学术交流的机会,过去二十五年我奔波于两岸之间不下百次,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也有机会在合作伙伴陪同下深入大陆基层进行调研;我也因此有缘结识了一批大陆知识界的好友,大家可以经常相互砥砺、交换心得、偶尔务虚,不时争论,共同探索中国发展模式这部「天书」。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也有幸在学术道路上走的路程比一般人远、也让自己的研究视野得以不断开拓。各种因缘际会把我的研究触角带到五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我有很难得的机会可以深入观察美国与欧洲政经治济体制的运作,也有机缘可以近距离观察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我也有幸与当代民主理论、民主化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具前瞻视野的各国学者建立起私人情谊,得以密切往来、相互切磋学问。
对我这样一位以比较政治经济学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专业的学者而言,中国大陆发展经验的理论意涵、中国政治体制的演进路径,以及中国兴起如何带动全球秩序重组,这一组相互关连的课题乃是难度极高的知识挑战,也是引人入胜的学术课题。这场历史巨变倒逼着我们这一代学者回头检视长程的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重新检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假设与基本解释框架。
随着知识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累积,我愈感觉到有必要将中国大陆的发展经验及其影响放置在最宽广的历史坐标与理论视野之中。如果我们对于过去三百年世界史的演进脉络缺乏了解,对于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构成与运作机制缺乏深入观察,对于二次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建构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真实本质、宰制机制与分配作用缺乏批判性的透视,就没有能力入手中国模式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涵这样一个大问题。
在过去十年,我经常在各种演讲场合提醒我的听众,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历史大变局之中。如果我们想要看得清楚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想要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就一定要跳脱过去习以为常、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主流价值观与思考模式,因为这些价值观与思考模式只是一时一地的历史产物,从来就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这些思维窠臼不但无助于我们认识与理解二十一世纪历史巨轮的滚动轨迹,反而可能遮蔽我们的视野。
我也经常提醒我的台大学生,在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我们要有胆识试着回答几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们过去信奉不疑的标准与制度会难以为继?新的秩序与结构又将如何产生,从哪里涌现?
这本小书反映了我对这些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这本集子的基本素材脱胎于我过去这几年两岸的高校所做的数场演讲。我也曾经将这些演讲所提及的部分观点与某些例证,在「观察者」网站、商业周刊、中国时报,以及天下杂志的专栏陆续发表过,但限于篇幅都比较零星与短促。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催促下,我总算设法在忙碌而繁重的作息中抽出一点时间,将这些素材重新条理衔接,以比较完整而流畅的面貌问世。
我想透过这本书提醒两岸的读者,人类社会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全球政治、经济与意识型态格局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秩序与结构重组。但是无论在台湾或在大陆,大多数的社会菁英对于这场历史大变局的面貌与动向仍未形成清晰的思路,更缺乏完整的掌握。许多社会菁英还是紧紧拥抱着二十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主流观念与思维模式,没有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纪变局的思想准备。
我也想透过这本集子的出版,帮助两岸的年轻世代培养一种豁达而积极的心境来迎接未来的挑战。让他们能在长程历史趋势转折、全球秩序重组的大脉络下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让他们能在二十一世纪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历史大格局中来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这本书的标题源自了张佛千先生的一幅对联。十二年前承蒙佛千老的厚爱,在他九五高龄之际,还提笔为我这位后生晚辈撰制了十六字箴言:「高思在云时空俱远,青光有汉星斗皆文」,并请陈坤一先生书楷。我一直把这幅珍贵的楹联挂在台北北投寒舍的玄关壁上,作为对自己的期许与鞭策。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于2012年7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系1949年以来政治学门的第二位院士,另一位是胡佛院士。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1979年获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研究专长为东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民主化,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具有广泛影响。
2015年6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目前还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咨询委员,新加坡教育部社会科学审议委员,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学术审议委员会政治学门召集人。
作者寄语:望两岸的年轻一代要培养一种豁达而积极的心境来迎接未來的挑战。在长程历史趋势转折、全球秩序重組的大脉络下来思考中国的未来;在二十一世紀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历史大格局中来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中国模式撼动西方的话语权
这些令人震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会必然影响到人类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经验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以前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政策理念被开发中国家奉为圭臬,大家都相信这些机构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如何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融入国际金融。如今,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后,中国可以透过金砖银行、亚投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非盟峰会、中拉加共同体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并深化与开发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会与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分庭抗礼。中国靠长期实践而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机会在世界意识型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体制不愿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官方的名称,而是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经济学人》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它认为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式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将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变成新的主流思想。
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可以预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的合作将更紧密。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与代言人,并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而七大工业国(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国际规范的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在吸纳印度之后,其影响力将逐渐超越北约组织。当然以上描绘的景象不是明天就会看到的焕然一新图像,但是这个结构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未来十五年、十年,或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预见,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计价和结算货币。人民币成为东亚贸易与投资主要计价货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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