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13年,合订本,套装上下册)》是一个为知识界服务的刊物,同时也是一个读书界共用的交流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平台。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的知性与感性生活,努力提供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因此,那些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感兴趣的学术专门课题,不是编者关注的中心。《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读书》杂志既非学术也非通俗的定位,决定了她所刊发的文章与学术论文的文体风格迥然有别,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优美、形象、鲜明、生动的文章传统,希望尽量少用艰深晦涩的专门术语和“行业黑话”写作,以便让隔行的读书人都能够读懂。
《读书》合订本(共9册),这套丛书还有《《读书》2012年合订本》,《《读书》2009年合订本》,《《读书》杂志2010年合订本》,《读书2004(上下册)》,《读书2005(上下)》等。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读书》创刊伊始,就发出了反映读书界共同心声的呐喊:“读书无禁区。”其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口,体现了读书界对于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
上
王蒙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姜峰宪法权利是否多多益善?
扈红英从“一”到“多”的宪政跨越
吴雅凌迫害与写作
一种解读
雷颐莫德罗的“理智与情感
左凤荣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灭亡根源的解读
方钦经济学的主观主义之路
孙广振“斯密学”的曲折命运及其分工理论的一个
历史维度
张念有关七十年代的记忆秩序
丛日云留学运动与中国现代政治抉择
赵德宇穿越百年的对外征服案
陈卫平帕尔法官,尚未远行?
短长书
村上春树的音乐与“音乐观”(林少华)·光宗耀祖与封妻荫子(陈峰)·燕赵墨香(王晓红)
黄凤祝说不可说-一熊伟先生的波恩岁月
吴晓东巴黎情境与巴金的国际主义视景
采诗杨宪益的未竟之路
程虹((我们的村庄》
赵刚火车来了
李陀动人的朴素
西勒博尔曼,王炎关于“第三帝国电影业”访谈录(下)
江弱水休闲的政治经济学湖上吹水录
陈四益黄永厚画说封二
下
短长书
漫长革命的歧途李三达
做一位宽广的自由思考者何怀宏
文风上品是雅洁唐双宁.
苏珊·桑塔格与“残酷戏剧” 周思源
“快乐女声”与“性别视角” 程龙
林红 驯服民粹:现代国家建设的征程
崇明 契约·团结·共和
王德威 乌托邦里的荒原
吴瑞财 阿玛蒂亚·森的“饥荒政治学”.熨
陈彩虹 货币的未来.
梁心 清季革命:不知不觉兴起的“大波
孙德鹏 民初政治与军绅政权
品书录
家庭与正义(王飞)·《拟管锥编》补说(谭勤)·空间、城市
与世博(臧术美)·自由的悖论(张颖)
杨炼 当太行稳稳擎起成熟
刘再复 浑沌儿的赞歌人文新观
夏志清 我与张爱玲的通信
严晓星 琴苑佳话的另一种解读.
唐晓峰 踏入历史地理学之路.
王振忠 许村日出而作
经典重读
王仁宇 久传不衰的哲学史经典.
读书献疑.
陈建华 也谈蒋勋的硬伤
读者来信
“官二代”与“一流大学” (张会杰,163)
刘以林 漫画69、
陈四益黄永厚 画说 封二
《读书·2013年合订本(套装上下册)》:
一个人的时光机
“七十年代”就成了这样一部时光机器,只允许人们在其中往返输送他们的个人回忆,他们并不打算为历史代言,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个人书写与历史书写相比,就像花絮一样,零星地、碎片地、偶然地、特殊地、细小地、有限地、短暂地拼贴在一起,这些片段组合有一个共同的标题,于是就有了一本书——《七十年代》。
也许,只有当代中国人最为看重年份与代际的差异——可能是因为现代历史的短暂,基于对此种差异的敏感,开启了有关记忆、经验、个人,乃至国家与政治争论的话题,人们从这至关重要的差异出发,形成了内在于自身经验的问题探讨方式。关于“文革”,一九七六年的“公审”似乎已经有了一个了断,但“文革史”怎么写,这不单纯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彼时的“文革”,尤其当年那些年轻的亲历者们还活着,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幸亏年轻“,熬过来了,好,谈论自己总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今天的人们在微博上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一样,为存在的迹象立个证据。
,这是最低限度的告白,《七十年代》所邀约的作者只对自己的记忆负责0这些一个一个的作者,也许因性格、气质、境遇乃至年龄的细微差别,说出的故事,书写的角度,感触的切入点,描画的记忆片段也有所不同,就会发现:回忆本身的近乎生理性的蛮横力量,穿透有关时代的理性判断,在某个瞬间,七十年代可以是浪漫的,可以是悲壮的,可以是文艺的,可以是荒诞的。正因为未来是不可测度的,此时此刻的激情,被贪婪地吞咽,并滋养着无望的青春。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一旦超出了理性的规范,魔幻现实就会修改正常人的感知系统,屈辱、苦难、悲惨、暴力、血腥,目睹的一切,缺乏一个可参照的评价系统——比如人道主义。不是麻木,而是这一切成为虚无存在的一部分,毁灭感才如此公平地统摄着每个人的生活,包括位高权重者。残暴是对事实的判断,残暴的属性并不来自事实本身,判断力的形成需要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的熏染,以及传统底色的烘托。年轻;在那个年代,不是作为主动的抵抗,不是意识层面的个性主张,看来完全受惠于动物式的生长机能,并正好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边缘位置。在丧失了整体秩序的生存环境中,生存之压力反而被消解了,所以,“劫难”之于他们,是长辈们的事情,而家庭,在这代人的成长记忆中,不过仅仅是个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伦理纽带完全失效,“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孩子无从知晓具体的父爱母爱。时光中的闲暇与受荷尔蒙支配的盲动所产生的化合反应,并不在于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生规划,反而奇怪地合成出另外一种自由,在所有人的回忆中,恐惧居然没有任何位置,没有任何人有所提及,也许本来就一无所有,没有人担心会失去什么。
同样,也没有怀疑,但往往正是某种思想上的坚定,成为一种罪。和遇罗锦关在一个牢房的许成钢,关心的是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及理论,、因为坚定不是盲从,与求真相关,社会主义的“真”在那个时代与所有权一起属于国家权力,即真理的解释权与所有权不在个人,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许成钢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罪”,是思想之罪。幸存下来的许成钢,终于放弃理论野心,转向了对技术知识的狂热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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