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这是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 
　　这里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 
　　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本书为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 
本书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本书自2013年6月出版后，先后获得了“新浪中国好书榜”2013年十大好书之一、南国书香节首届非虚构写作大赛历史类大奖、2013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第九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等十多项奖项。

　　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推动了国内口述史研究。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文件中的王瑶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后记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 
　　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一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