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曹林赞

　　这是一个评论勃兴的时代。

　　2000年10月，我访问美国各地报社，看到美国报纸大都有评论版。当时中国报纸发表的评论，都是单篇刊登在不同版面上，没有开辟专门的评论版。十年之后，中国报纸也纷纷创办了评论版，说明社会对评论的需求增加了。

　　现在移动互联网风行，全球信息每天蜂拥而来，人人盯着手机屏幕看得眼睛干涩流泪。面对斑驳杂乱的海量信息，怎样捕捉事件背后的思想意义?媒体评论应运而生，评论人才也脱颖而出，曹林就是颇受瞩目的一位才俊。

　　评论因立场和视角而异，言人人殊。当下中国，正是转型期矛盾高发季。社会上戾气浓重，暴力事件频发，“文革”势力抬头，人人火气都很大。这一切，反映在评论特别是互联网评论当中，就是情绪化、污名化、妖魔化。遇到不同意见，不是基于理性、事实和逻辑，心平气和展开讨论，而是“屁股决定脑袋”，主观偏执，意气用事，破口大骂，造谣诬陷，甚至几挥老拳，武力解决。任何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不会觉得我这些话是过甚之词。不要以为只有愤青才诉诸话语暴力，众人眼中“高大上”的学界也不时爆出丑闻。近日，围绕某知名高校主办的《法学评论》今年7月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法学教授、法官、检察官爆发口水大战，连法学院学生也加入战团打得不亦乐乎。本来，法学杂志就某个案件的判决发表不同看法，实属正常，完全可以展开冷静客观的学术讨论。可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言辞激烈，什么“狗鼻子插蒜”“荒谬至极”“流氓”等污言秽语都上了台面，可谓煮鹤焚琴，斯文扫地。凡此种种，无疑导致了社会撕裂。

　　就此，不少人提出反思：当下中国缺乏的，是理性。

　　人们从曹林的评论中看到的希望，正是理性。

　　曹林刚到《中国青年报》报社工作之后写的第一篇影响很大的评论，是《我们看着日本　世界看着我们》。众所周知，在涉日话题中坚持理性，需要强大的内心。

　　2004年中国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开赛之前，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的氛围。报社让曹林写一篇评论，引导中国球迷理性观赛，不要在球场上发泄仇恨。

　　怎么写这篇评论呢?对球迷说教一番“文明观球”，用大道理去做“舆论引导”?曹林觉得这样做说服不了自己，也说服不了别人。他的立意是：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球迷们应当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自身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亚洲杯决赛绝非仅仅两个国家球队的事，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现场直播。我们能够任意糟蹋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吗?我们是东道主，邀请客人来踢球，却在球场上嘘请来的客人，会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大国国民形象。

　　因为角度新颖和说理恳切，这篇评论发表后立刻成为热议话题，不少网站都把这篇文章发在头条。一些日本媒体人也看了这篇评论，并表达了对《中国青年报》在中日问题上这份理性的敬意。

　　理性，是曹林评论生涯的出发点，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准绳，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稀缺的品质。他不但坚持理性，而且有技巧，善于说理。曹林的评论，既洋溢着改革的激情，又蕴含着坚定的理性。这种改革的理性，诚为建设中国新文化所必需。为此，给曹林点个赞。

　　曹林评论的特点是简洁明快，短小精悍，鞭辟入里。他的文章，渗透着理论底蕴，但是能够鲜活地融进简洁的文字，既没有掉书袋的冗赘，也没有操弄外来语的晦涩。他从来不发空论，而是抓住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焦点，夹叙夹议，层层剥茧，切中肯綮。不少读者看了曹林的评论，都觉得盘结的经络豁然疏通。

　　曹林雄心勃勃，不仅写评论，还倾注心血对评论进行学术研究，并执教于几所大学新闻学院，嘉惠新人。多年来，由于各种因素制约，我国新闻评论学的研究缺少经典性成果。曹林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具有实力，但愿他的加入，能够推动新闻评论学研究的长进。

　　近十年，曹林基本上每天写一篇时评。这样艰苦的劳作，让很多人汗颜。作为一个老评论人，看到年轻一辈成果这样丰硕，欣喜之至。祝愿曹林在写作实践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更有分量的力作，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马立诚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

　　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

　　自序：我不喜欢得罪人，但对不起，我是评论员

　　2015年这一年过得很累、很复杂，有惊喜，有快乐，有评论影响时事的成就感，也有弥漫在心中挥之不去的职业疲惫、失落、苦闷和周期性的无力感，就像面对这窗外的雾霾一样感觉压抑。

　　这一年的改变与退缩

　　以前从未怀疑过自己坚守传统媒体、坚守时事评论之路的决心，但2015年一直在怀疑，怀疑从事这份职业的意义。有时感觉自己虽然身还在传统媒体，但心已经不在了，脚已经跨出了一大半—但脚到底往什么地方跨，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虽然我还在为传统媒体辩护，让人觉得我是一个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但在逼仄的现实面前，已经越来越没有底气。看着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和很有名的人一个个离开传统媒体，失落和失败感浸入骨髓，再也找不到乐观的理由。

　　微博让我有了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名气，但这一年我在有意地远离微博这个是非之地。我的心理其实已经足够强大了，但还是害怕评论成为焦点，在口水纷争中惹一身臊，不想卷入那些肮脏龌龊的派系撕咬和利益纷争，远离那些永远都说服不了的微博精神病人。很多话，我以前愿意在微博说，享受那种被围观的感觉，但现在选择了在朋友圈里说，或者是干脆憋着不说。

　　以前迷恋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但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给纸媒写文字了，乐意耕耘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吐槽青年”，当习惯了自媒体状态，习惯了自己当自己文章的总编辑之后，再也不愿意回到那种写的时候要迎合很多人、文字要过很多道关、可能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状态。

　　评论员是老的香，年龄越大越有价值，写了12年了，到我这个年龄，有了一些历练、积累和资历，本来应该更多更积极地介入时事热点，但我选择了后撤。开始写风花雪月婆婆妈妈，写一些很“安全”的社会话题，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媒介和评论专业话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些粉丝给我留言说：“你变了，评论变得不咸不淡，失去了锋芒，失去了态度，你还是别吃这碗饭了。”我只能抱歉地说：“呵呵”。

　　2015年，我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各种演讲中，从文字后面走到演讲台前，面对面地去影响年轻人，在交流中去提升说服的效率。最欣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写文章不留情面地批评我;最得意的是，在大学的好几场讲座都爆满，连站在后排的学生都听完，全程没有离开;最郁闷的是，很多郁闷没法儿说;最快乐的是，云游四方结识了很多朋友。

　　2015年，我的多数评论都是在飞机上写的。我挺喜欢在交通工具上，尤其是飞机上写作和读书，因为可以远离手机，人在手机环境下是很难保持专注和深思的。现在都谈“互联网+”，我想，我们写作者要做的是“互联网-”，为自己创造远离手机环境的时间，静心思考，远离浮躁和碎片化。以后据说飞机上能开手机能上网，那最后一点远离手机的空间都没有了。

　　这一年得罪过的人

　　我的评论常能引发讨论成为热点话题，2015年我的评论文章中引发较大讨论的，除了《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千万别选新媒体》《没在传统媒体待过真不能叫做过新闻》，应该是《雪夜妄评中国各大新闻系毕业生气质》这篇了。我预料到会是一颗炸弹，但没想到是原子弹的效果，那么大的争议声让我觉得挺奇怪。妄评嘛，我本就没想细描，只是凭自己的印象给新闻系毕业生画一幅漫画—漫画嘛，寥寥几笔的勾画，但求某一点神似，自然比较潦草和抽象。我画的明明是漫画，却以无码大图的高像素照片标准来要求我，这是小文无法承受的批评之重。

　　我是听得进批评的，以批评为业的人，更应听得进同行的批评—但一些批评明显逾越了正常批评的范畴，而变成阴阳怪气的人身攻击。一个朋友说：“曹老，你怎么得罪这么多人，我所在的群里很多人借机攻击你，我力挺你，帮你解释，快顶不住了!”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那么多人了。我很本分，不属于那种爱挑事爱打架的刺儿头，真的不想得罪人。但对不起，我是评论员。”在我看来，如果评论失去批评的基因，那就不是评论了，那种评论我写不出来。让我说违心话，让我像有些人一样变得世故和无耻，让我对丑恶失去愤怒感，一起融入庸俗的大合唱，一团和气，做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对不起，我做不到。

　　听朋友讲过很多关于我得罪人的故事：

　　一群人聚会，席间一直聊我，最后一个人举杯说：“啥也不说了，讨厌曹林的一起碰个杯。”媒体人吃饭常可分为“鸟曹林”与“不鸟曹林”两组，两组人吃着吃着能掐起来，可见争议之大。

　　某媒体的编前会，该媒体的老总愤怒地说：“查查那个曹林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以后我们不招那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座有位领导是我的学长，低头一边窃笑一边给我发短信。

　　某台记者在微博上私信给我说：“因为你批评过我们，我们领导很不喜欢你，不好意思，都不敢公开转你的微博了，怕领导看到我们互粉了不高兴。”

　　朋友给我说时是当笑话讲的，我也是当笑话看的。

　　我写过批评“极左”的文章，这两年那帮“极左”在微博上对我的人身攻击已经肆无忌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人越疯狂，越证明我的批评没有错，正是批到了其要害。

　　有人说，多数人25岁就死了，一直到75岁才埋。我不想做一个25岁就让自己的个性和锐气被磨光的废人，不想做一个世故、成熟、平庸到只会说正确的废话的评论员，不想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生活在面具里的双面人。作为一个公民，我热爱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评论员，我要履行一个评论员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今年我37岁了，人生的路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这些道理我深深地明白。

　　我不是一个自负到听不进任何批评的人，我也不觉得自己的评论都没有问题，我不怕得罪人的评论自信来自对事实、逻辑和常识的尊重，来自在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理性的公心，来自见得了阳光的光明磊落，来自对中国的进步无法阻挡的坚信。写了10多年评论，没评过假新闻，没被反转新闻打过脸，判断多能经得起事件发展的考验，评论所提起的议题常能成为热点而引发业界学界思考，对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评论员来说，可以及格了。

　　我的自信还来自家人、领导、同事、朋友对我的支持，来自在大学讲课时众多学子热切期许的眼神，来自众多讲座中学员们的热情鼓励，来自无数个读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给我的留言，来自我每个生日到来时无数粉丝给我的寄语。读着这些寄语和留言，我常常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喜欢着、爱着我，这是我的评论自信最坚实的源泉。

　　我不是一个偏执的人，在一些事情上有时会选择妥协，妥协到夹在中间两边挨骂;我也不爱把“新闻理想”这个词挂在嘴上，我甚至在讲课时一再让学生们要克制自己的新闻理想，平常心去做新闻。但干好新闻评论这份职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坚守阳光与正义，心中是不能缺少理性情怀的，否则就很容易摇摆，很容易行之不远。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为了这份坚守，我不怕承受压力。

　　这一年较满意的作品

　　这几天凤凰网评选“2015年年度十大评论”，我的评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有幸入选。这篇批评极端思潮“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的评论后来被一些人过度阐释，乱贴标签乱释放信号，“左”“右”都骂。写了这么多年评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无奈，尝试站在中间去调和“左”“右”之争，尝试寻找最大公约数，却“左”“右”不容，遭致攻击。

　　感谢这个社会的进步，使极端主义者只成为这个社会很小、很边缘的一部分，多数人是常识的追随者—虽然他们又常常是沉默的大多数，极端之流倒常常是在舆论场上最活跃的，所以评论员格外需要强大的内心，去排除各种极端力量的干扰而做出符合常识常情的判断。公道自在人心，理性的、有价值的声音终会获得认同。

　　这一年我较满意的评论有以下这些：《“批评”和“抹黑”不是一回事》《警惕那些明褒实贬的“高级黑”》《大学生怎么提一个高逼格的真问题》《舆论不要逼代表委员说假话》《“看评论我就放心了”的自闭温暖》《传统媒体别愚蠢地跟风“黑”老人和大妈了》《“灾难文艺腔”越来越被大众排斥》，《“没有新闻”的媒介温床让天津受害》(《天津是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之续篇)《以屠呦呦贬低黄晓明是脑子进了多少水》《你相不相信马云从来没有行过贿》。

　　我对自己评论的要求是：文字可以快餐化，但观点不可以，需要经得起琢磨，角度需要避免同质化而让人眼前一亮;敢于触碰一些敏感点，触碰重大问题，能提供一点不同的视角，引发讨论成为议题;标题可能哗众但内容绝不取宠;在正常中发现反常，在反常中看到正常。

　　我对评论的追求

　　首先是“问题导向”而非“热点导向”。我不太喜欢追那些此起彼伏的热点，所谓热点，无非是几大门户网站编辑共同的口味，大家都谈这些热点，过度评论，同质评论，跟风评论，第二天又扑向新的热点，没什么意思。我喜欢从自己的日常观察中发掘“冰点”，在别人忽略的地方看到微妙的变化或有价值的议题。成熟评论员的选题应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热点导向，有自己稳定的议题关注，而不是见啥评啥，攀附热点。“热点导向”容易把一个人写空，对着热点挖空心思挤角度挤论点，而“问题导向”则是一个让自己越写越厚重的过程，读书有了积累，形成对问题的看法，热点触发了思考，将读书所思用于观察时事，那书中的知识就成了融于时事思考中的自己的活知识。

　　其次是“具体批判”而非“抽象批判”。评论不能失去批评的基因，但怎么批评呢?我不太喜欢那种动辄把矛头指向一个抽象事物的评论，宏观地批体制，批制度，批中国人缺文明素养，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种“地图炮”无非过过嘴瘾罢了，毫无用处，也触动不了什么。比如，面对满地的垃圾就批判中国人的素养，这种角度是最没用的，因为谁也不会受到触动;而批判垃圾管理者，倒是很有用，因为指向了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个具体的人会受到触动从而做出改变。所以，有效的、有一定危险性的评论，都是指向具体个人和部门的评论，骂体制貌似深刻和尖锐，其实是最安全最讨巧又最没用的。

　　最后是“自我表达”而非“迎合大众”。我常说，评论员不是服务员，不必去迎合受众。您老需要什么样的观点，您老怎么听着怎么舒服，给您来一篇—对不起，我是写评论的，不是捏脚的。我只对事实和逻辑负责，不是对你爽不爽、爱不爱看负责，有时就是为了刺一刺那些劣根性，说一些不想说破的话，让你不爽、不顺耳、不习惯。就像我写公众号文章那样，不追热点，慢节奏，有时候文章长，不会迎合你短平快的要求。我爱的是表达，不是那么太爱钱，我要那么多粉丝和阅读量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