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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期《晓松奇谈》,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什么发现呢?我注意到,我讲了那么多家国大事、大人物,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其实还是小人物的历史,比如崔大师的故事,比如八千山东学生的故事,还有张大千怎么赶飞机的故事。由此给我一个重大启发:对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史、口述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因为好多大历史,在书上就能看到,不用再听我讲了。
因此,从今天开始,我要讲一个很小的系列,讲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人的家族史。谁呢?就是鄙人,“矮大紧”本人。
按说,一个刚四十多岁的人,就讲口述历史,实在是有点早。但是呢,要知道,中国是个很不一样的国家,刚过去的这一百年,经历了三朝之多,经历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尤其是最近这四十年,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罕见、全世界都罕见的巨变。所以,既然一位中国的百岁老人都可以阐述三朝历史,那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当然也可以讲一些不一样的往事,讲一些在今天的年轻人和小孩听来匪夷所思的、关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小小历史。这些故事既有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家里人跟我讲的,我把这个小系列叫做“朝花夕拾”,就权当我本人的“口述历史”吧。
从哪儿开始讲呢,就从我出生开始讲吧。我出生在1969年11月14号,这要让讲究风水的人听了,估计会觉得很可怕,11月14号,“要要要死”!别怕,我后来搞了音乐嘛,“1114”就变成了“多多多发”。生在哪儿呢?生在北京。生在北京什么地方呢?当然是妇产医院。但奇怪的是,我在妇产医院只待过一天,我妈待产、坐月子,都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我一个亲戚家里。什么亲戚呢?我的舅公。我舅公姓施,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中医——施今墨。施大夫,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也是唯一给孙中山、蒋介石、毛主席都看过病的大名家。施家跟我家关系非常近,以后我再慢慢讲施家的故事。
先说说为什么我生在我舅公家,而不是自己家。大家想想,1969年,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不管是叫“十年浩劫”也好,还是叫“文革”也好,反正对知识分子来说,对很多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最难过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甚至性命都不保。我们家还算好,保住了性命,但是其他东西都没保住。我出生那年,我们家被打倒了,存款被冻结了,工资也停发了,家里还搬进来五六家成分比较好的人。所以那时在北京,我们家那真是片瓦全无,一分钱没有,连粮票都没有。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粮票,你就算有一亿块钱也会饿死,因为就算你买一块桃酥、一个馒头,也得要粮票,而且还必须是北京市粮票,才能在北京买东西。
当时惨到什么程度?据我舅舅讲,我妈那时在单位门口放了一个盒子,大家来募捐粮票,有人可怜我们家,时不时给个半斤一斤的粮票,就这样,一大家子才得以生存下来。我舅舅说,那时家里的古董、字画什么的,该抢的也抢了,该拿的也拿了,藏起来的也不敢拿出去卖,因为这叫“四旧”。最后能卖的全卖掉了,比如家里的几个明朝传下来的太师椅,一块钱一个,全卖掉了,卖了几块钱。我的外公最后拿这全家仅剩的几块钱,让我舅舅去买菜,然后说,你一定要记住,以后咱们家再有钱的时候,一定要省着花。那个时候家里就是这样凄惨的状况,于是外公外婆只好把有孕在身的我妈托付给了我舅公。于是我就在我舅公施今墨家里出生了。
这还是我没出生时的情况。等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全家都下放了。我外公外婆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养猪,我父母到大庆去参加松辽油田会战,在那里住“干打垒”,当工人。我父亲是清华土木系,我妈是清华建筑系,俩人加一块正好能盖房,于是就去建设大庆。那时候还不叫大庆,还叫松辽油田,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叫高晓松了吧?就是因为在松辽油田会战的时候,“会战”出了一个我。我妹妹叫高晓江,就是因为后来他们又转到江汉油田会战去了,又“会战”出一我妹来。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为什么被打倒。说白了,在那个年代,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你什么出身,想打倒你,都很正常。你参加过国民党,给国民党当过邮递员、税务员,不行,要打倒你,城管也不行,反正你就是帮助国民党欺负过中国人民。你是老革命,但你跟错了路线,走向了修正主义路线,也要打倒。你既没当过国民党,也没当过共产党,但是你出国留学了,也不行,这叫里通外国,你就是特务。
我们家这一拨人就都是出国留学的,于是就都被打成了特务。具体罪名也很有意思,当然有很多罪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里通外国,偷运贵重金属出境,给帝国主义”。那时这可是一大罪。
我们家这样的一个罪怎么来的呢?话说我外公外婆曾经留学德国十多年。我妈就是在柏林生的,那是在1942年12月31号,阳历除夕,所以我们家后来还保存了一封珍贵的小电报。那时候留学生都没钱,穷,而电报又很贵,所以只发了五个字,叫“除夕得一女”。那会儿柏林正赶上英美大轰炸,大家都得逃难。
我外公外婆逃难没法带着我妈,就把我妈寄养到了一个德国上校的家里。这个德国上校是纳粹党员,他为什么同意收留我妈呢?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是感觉到德国要战败了,如果德国战败了,那家里养着一个盟国的孩子,是不是以后罪行可以轻一点呢?要知道,不是每个德国纳粹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信仰坚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缺动摇的人。所以,他们家对我妈还挺好,把我妈养得白白胖胖。
我外公外婆的逃难生涯,直到德国被占领,美军进来了,才算结束。外公还给我讲过他们逃难时的情景,特别有意思。那时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拼了命地往西边跑,因为西边是英美法的军队占领的,在那边好像还能保命;而东边是被苏军占领的,德国人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军队在苏联犯下的罪行,所以觉得被苏军俘虏了肯定会很惨。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往西跑,最后在西边的一个小城,终于迎来了美军的占领。
外公外婆那时候已经整整两年没吃过肉了,德国老百姓也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后方实行配给制,几乎所有的资源都供应军队去了,所以老百姓就只能吃点土豆,面包都很少。以至于外公在战争期间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是吃完了饭要舔盘子。大家现在去德国看,德国人都还很严谨,不浪费粮食,通常在吃完饭以后,不管是汤盘子,还是菜盘子,都会拿一小块面包把盘子擦干净,然后把那面包吃了,盘子都不用洗了。
战争年代,没面包,拿什么擦呢?只能拿舌头舔。以至于我外公都七十岁了,这毛病都没改。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吃完了饭,他居然当着人家的面,把一盘子给舔了。我说,你别这样,人正开着摄像机。他说,哦,我忘了。你看,这就是战争年代穷惯了养成的一个毛病。
外公跟我讲,那时大家都藏在地窖里,听着外边的炮声渐稀,有胆大的男人爬出去看。回来说,美军进来了,德军全撤了,于是我外公外婆就跟着全镇人出来了。美军一看,咦,这儿居然还有俩盟国的人啊。等美军打开了德军仓库,赈济饥民的时候,德国的普通百姓给两片面包就算了,却给了我外公一罐两公斤装的熟牛肉。我外公说当时就吃了半罐,太饿了,两年没吃过肉。
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情况下,我妈居然还养得白白胖胖。养我妈的这家人,到现在还跟我家有联系。当然中间断了很多年联系,因为后来东西德分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不往来嘛。直到1998年,我妹妹结婚,她嫁给了一个一米九七的德国人。婚礼在德国北部一个叫Hohe Acht(德语)的山顶举行。我妈就怀着试试的心情,写了一封信,寄到她小时候被收养的那个地方,想看看那家德国人还在不在。信里说,当年我还是个小女孩,现在我的女儿都要结婚了,如果你们还在,希望你们来参加婚礼。还附带了一张地图,讲了怎么过来的路线。
婚礼那天,等我们到了那山顶,开来了一辆奔驰,下来一个老太太,老人已经九十岁了。一看见我妈,俩人就抱头痛哭,管我妈叫“quinne”。因为我妈叫张克群,所以管我妈叫“群”,发音不准便成了“quinne”。于是他们就参加了我妹的婚礼。他们家那儿子后来也去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前一阵我还收到了他的邮件,说有机会一定来拜访,因为他在家里看到过我外公外婆、我妈妈的照片。这么一来,我妈就等于在德国人家里长大的,所以我妈刚回国的时候,不会说中文,只会说德文。
说了半天,这“贵重金属”是怎么回事呢?德国战败以后,我外公外婆的很多同事,参加过纳粹党,就很害怕,毕竟纳粹犯了那么多罪行,怕盟国来了,被绞死,被枪毙。那个时候,人心惶惶,德国的货币体系也已经完全崩溃。德国西部所有的货币,都成了废纸。德国东部就根本无所谓货币了,苏联红军来了就随便抢。苏联红军都怀着报仇的愿望,据说强奸了100多万德国女人,抢了无数东西,正义不正义咱就不说了,纳粹在苏联土地上也没少犯这些罪行。西边来的英美军,好歹文明一点吧,就不抢东西了,咱买东西。可是你又没货币,拿什么买呢?骆驼牌香烟。美军每天的配给都有骆驼烟,于是骆驼烟就成了硬通货。一根骆驼烟,恨不得就能睡一个美女;两根骆驼烟,搬走一钢琴;半包骆驼烟,拿走一幅名画。
在这种整个社会体系都崩溃的情况下,我外公外婆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德国教授,就把家里的家当全部变卖掉,换了一小块白金。其实也没多大,然后就交给了我外公外婆,说你们是盟国的人,盟军来了,你们的财产应该不会被剥夺,我就把这块白金交给你们。如果以后我还能活下来,你们还能找到我,就再还给我;如果找不到我了,也找不到我家人了,就算送给你们了。我外公外婆在战争期间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已经在德国开始教书,大家同事一场,所以也就接受了这块白金。
外公外婆后来的日子虽然也很苦,但一直也没动这块白金,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是人家的。他们带着这块白金,先是从德国到了瑞士。为什么到瑞士呢?因为外公外婆这些留学生啊,当时天天想的就是回国参加建设,而且觉得应该学一些本事再回国。当时中国最缺的都有什么呢?比如发电站。他们知道小丰满水电站用的是瑞士的汽轮机,于是他们就到了瑞士,到生产这个轮机的工厂去做工程师,想学会这套本事再回国报效。
可见那时候的人是非常爱国的,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应该说比今天的留学生要爱国很多。我之前在《晓说》中有三期讲淞沪战役,就有过这么一个小细节。我外公外婆是1937年离开的中国,我外公考的是公费的“庚款”留英,第四届还是第五届来着;我外婆是自费留德,因为留德没有公费生。他们登船离开上海那天,正好是1937年8月17号,上海淞沪战役正式打响的日子。因为战争没有打进租界,所以船是从租界出发的。当时整个华界已经炮火连天,所有的留学生都站在船尾,哭着对这个炮火连天的苦难祖国说:我们一定要学好本事,回国建设这个国家。
当时船上的学生,除了我外公外婆,还有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后来成了农大著名教授的裘维蕃等等。这批留学生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尤为强烈,因此在留学期间,他们的专业不停地变。我外婆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来听说日本空军如何如何厉害,日军怎么怎么轰炸中国,就立志学航空,所以在哥廷根大学就改学了航空,而且师从的是世界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大师普朗特。我外婆就成了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也是普朗特唯一的中国籍博士。
普朗特还有一个中国籍的徒孙。这人是谁呢?就是钱学森。普朗特在1902年收了他第一个博士,叫冯·卡门。喜欢军事科技的人当然知道,冯·卡门是美国的火箭之父。冯·卡门后来带了一个博士,就是钱学森。四十年之后,普朗特的最后一个博士,叫陆士嘉,就是我外婆。这一点很有趣,本来我外婆跟钱学森是北师大附小的同学,结果大家从国外学一圈回来以后,我外婆变成钱学森的师姑了。
我外婆后来回国参与创办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我外公也是这样,一开始也是学物理的,后来也是为了报国,就学了翘体力学。翘体力学大家都知道,就是轮机、潜艇等等。1946年前后,他们在瑞士那个轮机厂做工程师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联络怎么回国。最后终于联络上了中国驻法大使馆,获得了帮助。回国的这一路特别艰辛,从法国先到法属越南,又从法属越南到香港,从香港才回到了内地。
我外公外婆回国后,先是在同济大学教书,后来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刚才不是说白金的事吗,这一路上他们就一直带着这块白金,直到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德国分裂了,东德跟我们是友好国家,所以东德就有教授来访问。他们就问来访问的人,你们认不认识那个什么什么教授,那是我们当年在德国的同事,我们还帮他保存着一块他的白金呢。他还活着吗?东德教授说,还活着呢,而且家里人都还在。我外公外婆说,这块白金是他的财产,我们带了这么多年,现在赶快完璧归赵吧,就托这位东德教授带回了德国。
其实那教授当时还在西德,那时德国刚刚分裂,两边的隔离还没那么严格,后来修建柏林墙,完全封锁,那都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把一块贵重的白金,从国内辗转交给西德的某教授,这就是后来“偷运贵重金属出国”这么一个大罪的来历。
1966年,“文革”爆发,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上来了,“偷运贵重金属出境”这些就全都抖出来了。加上那个时候,外公外婆都是一级教授,外公还是院士,所以工资很高,他们两个人那时候都是360块钱工资。所以就风传有多少存款,“清华首富”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罪名就全上来了,一通痛批。这就是刚才说的靠“募捐粮票”生存的那段凄惨岁月。
到了1968年,我外公外婆就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养猪去了。虽然说是养猪,我外公外婆还很乐观。我们家好像有一种乐观的传统吧,大家看我也是,不管什么境遇我都倍儿高兴,可能就是有祖传基因。那时候,我外公还专门托人在北京买关于养猪的书,寄到江西去。还说,一定要把养猪这个事研究好。知识分子就这毛病,什么都要研究一下,训练一下。
外公外婆在那儿养了很多年的猪,其实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等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后来他们俩年老以后,经常跟我说,一个科学家最珍贵的时光,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这段时期,因为到这时候,你所研究领域的各种东西,基本上已经看明白了,你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时候你也已经有了资源,有了实验室,有了助手,还又有了思想,有了精力。所以说,五六十岁是科学家最好的时光。结果倒好,这段时光他俩跑江西养猪去了。
当然后来我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国家也给了很高的待遇。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是在十七岁,就是我外婆去世后的追悼会。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场,我还跟习仲勋同志握了手。因为当时我舅舅还没回国,我就变成了站在最前面的,赶上了和习仲勋握手。
外婆去世时还有一个小插曲。追悼会上来了外婆的很多学生,这其中有两位当了部长的,一位是当时的高教部部长何东昌,一位是当时的广电部长艾知生,都亲自陪同到了八宝山。当时出现了一件让我特别难以忍受的事:一位负责火化的工人就不给我外婆火化,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么热的天,你得给我送两条圆球烟和两瓶二锅头,我才烧。陪同去的那么多人,学校的校领导,还有两位部长,大家一听都傻了,都说:“小同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国家这著名的科学家呢?这是我国的‘居里夫人’你知道吗?”“那我不管,大不了你们把我撤职,反正我就是不想干,烧死人的事我就是不想干。”我只好连夜骑车,从八宝山骑到前门,商店都已经关门了,我只好挨家敲门,总算买到两条圆球烟、两瓶二锅头,然后再骑回去。最后把烟酒送上去,这才给烧了。可见当时这个社会风气,已经成了什么样子,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再说回到我外公外婆。外公外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今天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仅在战乱年代学的专业都是为这国家的未来着想的,而且回国以后即使受到迫害,他们也都是无怨无悔的。不是戴高帽,他们真的是在无怨无悔地爱着这个国家,而且他们都两袖清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所有的遗产加一起,只有三千块钱。八十年代初,外公受命创办深圳大学这所给全世界看的“窗口大学”的时候,他身为第一任校长,经手了无数的钱、土地,愣是没有把一分钱拿回家来过。那时候一个深圳特区户口,能卖八万块钱,我外公手里拿
着无数的深圳特区户口,也没有徇过一次私。
现在深圳大学的主楼里还有我外公张维的雕像,后面刻有铭文,上面还有我写的二百字。“夫妻同为科学栋梁,儿孙上进不辱家风”,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