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史：复兴与崛起_（法）福尔　著，张延风，张泽乾　译_9787509558980

　　《复兴与崛起》是艾黎福尔《世界艺术史》的第三卷。作者用六个章节分别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孕育出来的伟大艺术，展现出一幅宏阔而完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艺术风貌卷轴。在诸多的艺术形式当中，作者侧重于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两个主要方面来演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史，偶尔也提及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读者将从这本书当中领略人类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呈现出的奇伟风景，了解她在该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情况，并从中获得知识的增长和鉴赏能力的提升。

　　初版导言（1914年）
　　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满怀慰藉的心情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重新回到了被历史遗弃的古典艺术的道路上，而在这场运动前后，除了野蛮落后就是混沌一片。当喜好之感驱使我们怀着激情去注视运动发生前中世纪末期那些意大利艺术精品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自己对当时意大利繁荣景象充满无知和曲解。我们指责它对西方文艺的极度影响，我们拒绝承认创作灵感一度枯竭的西方人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准则，去寻求新的养分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往往很难置身于历史之外从远处来考察历史，我们似乎更愿意接受为眼前欲望支配的情感加上永恒的价值尺度。这种对绝对意念的需要，既成了我们的痛苦之所在，也是我们的力量和荣耀的体现，我们并不把这种绝对意念强加给那些以另辟蹊径为己任的人。
　　对那些以亦步亦趋、刻意模仿从而铸成大错为由攻击意大利，希冀借此发扬光大本民族精神的人们来说，无异于非难米开朗琪罗和提香只属于该民族，而未能出生于18世纪的北欧。我们之所以倾听意大利大师们的声音，是因为他们是在我们的本能发出召唤时来到我们身边的。北欧和西欧的思潮曾使中世纪的意大利相形见绌，从而对意大利的文化个性构成威胁，并为其后来的复苏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活力。这样，意大利精神迈开其反叛的步伐遂成为历史的需要，其目的不仅在于使自己在与异国关系方面不谙熟普遍而经常的人情味的状况彻底改观，而且在北欧民族对其有求之时，能将自己从那里承袭的原动力重新赋予这一地区。如果说意大利精神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更深的影响，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因为曾经给中世纪提供丰富养料的阿尔卑斯山北麓和莱茵河东岸的人民，几乎已被自己的巨大贡献弄得精疲力竭了。这也是因为意大利为世界提供了被人遗忘长达12个世纪之久的研究手段，我们尚存的人性还得时时向它求助，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陷入绝境。历尽千辛万苦，西欧各国实现的社会运行节奏，通过哥特式大教堂与《尼贝龙根之歌》（13世纪德国古诗），以匿名而协调的力量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运行节奏，要求个体摆脱群体的羁绊，使群体的作品接受它的评判，并且从群体、个体身上和外部世界，去发现新的运行节奏的材料，在这种崭新的节奏中，有朝一日，群体将有可能为自己重新定义，了解自己，同时为今后的某一世纪或某一时刻，重新找到人类行动的集体含义。
　　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言，印刷术的发明并没有铲除尖形穹隆建筑，充其量它只是加速了其灭亡。在哥德堡建立起印刷业，马萨乔和凡爱克兄弟发明油画创作技术10年或15年之后，在法国，人们所致力的不过是兴建过于雕琢的教堂，各个组成部分已倾向于自成一体。此时，尼古拉弗罗芒、让富凯、欧格朗夏龙通绘制油画才刚刚起步。印刷术的发明道出了由整个民族参与的建筑艺术走下坡路的缘由。建筑单位的解体适应了分析性工作的需要，这项活动开始对社会的机体进行肢解，艺术与科学的解放，雕刻、油画、音乐、文学、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宣告了个体的探索取代了群体的创造，而复苏的民众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恰恰是对两三百年来人类这种需求的最好概括。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关注意大利，而对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英国以及西班牙丰富多彩的艺术知之甚少，是因为在这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发生的一切并非一蹴而就。当雕刻走出神龛，彩绘不再只是教堂的玻璃饰物时，艺术家们仍不断地注视废弃的神庙，尽管他们自身离这些神庙越来越远。在意大利正好相反，为了谋取立锥之地，艺术创作追求个性的标新立异，穿越两个世纪的磨难，怀着难以遏制的激情，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寻求个人行动的法则，从而找到了令人羡叹的可供支配的结构形式，并且塑造出了驾驭它们的人。所有欧洲其他民族对意大利竞相效仿，因为它的成功来自更自由、更成熟的思想。如果说，有时他们并不理解这种结果为何物，我们不能把这一点归咎于意大利，因为我们毕竟年轻，而且来日方长。倘若我们能够再生，意大利赋予我们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就不会消亡。
　　这一过渡次第渐进，起伏跌宕，由体现集体到体现个人，这一状况并非首例。历史如同跳动的心脏，又宛若松开又捏紧的拳头。有时，达于巅峰状态的群众的能量，为了求得行动的完全自由，迫切需求一时的集中，就像一曲表现某些先锋精神，由各种道德、宗教和社会观念组成的综合交响乐。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体验绝对观念的确信，使两块黑暗领域中被一道闪电照亮的空间在我们心中永驻的确信，将整个民族与模糊的上帝合为一体，而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切。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个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同面对外部力量的人民大众；在这一时刻，经过所有人的努力，人们所渴求的那些宏伟大厦必然破土而出，这些大厦的社会功能只能从属于各种单独的表现形式，人们正是通过它们继续寻觅往昔，以期分别地确立自我。埃及，就其总体而言，通过多少世纪的困惑，通过这一期间的迟疑以及离我们过于久远以至于我们无法洞悉其详的分析，不止一次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重新找回了这一神奇的时刻。同样地，埃及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能将这一时刻延长，因为它不但开创了历史，而且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近乎绝对的孤立状态中蹒跚前行。毫无疑问，迦勒底也曾有过这般辉煌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的印度曾在它荣耀的怀抱里沉醉。伊斯兰国家对这一时刻心驰神往。中国力求在自己身上保持其长达5000年之久的历史。希腊穿过它，如同昙花一现，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刻下了一道光焰。多利安人最初建造的几座神庙显示了奥林匹亚无名英雄们与埃斯库罗斯在同一时刻达到了艺术之巅，而菲迪亚斯则开始从另一侧向顶峰接近。
　　自然，奥林匹亚的无名艺术家们也好，菲迪亚斯也好，他们已经是具有足够鲜明特征的个体。在前往帕特农神庙朝拜的人流里，在虔诚者的祝祷中，埃斯库罗斯激越的声音回荡着，它高于众人，不同凡响，驱使着普罗米修斯从他的眼皮底下前往祭坛偷盗圣火。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哪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全心全意为人类着想，哪怕他的一切努力并不为人所理解。人类思想的转变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次第更迭的分析与综合材料，它们反映出人类思想宛如在穿越地狱和留驻天堂间进行往复运动，我们所获得的部分的综合和部分的分析，反映了社会结构中某一个阶级或某一种思潮所取得的暂时优势。从荷马史诗到米提亚战争，堪称发表了远见卓识的评论的希腊人进行综合的时代，只不过是人类漫长分析过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它构成了古老东方文明的衰竭与现代文明的初见端倪的分水岭，然而，这一短暂阶段对于未来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如何，由此应运而生的哲学与美学思考使人类智能的诸种因素一劳永逸地达于分离。而当它为世界导入“理性”、“自由”这类可怕的酵母时，世界似乎注定不复重觅深层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任何人本应相遇，社会节奏本应淹没一切个体节奏。的确，绘画，作为极富代表性的个体艺术形式，通过其无限的灵活性，通过它服从于精神活动的一切迂回、一切跳跃、一切沟壑、一切阴影，通过它使各种最复杂的关系变得更为错乱的能力，向我们揭示的几乎只是别的东西，负有不断探寻自我的前人的心灵托付给它的使命。雕塑，作为另一种社会艺术形式，本应在一定的空间里确立一个固定形象，从而与明显带有建筑结构特征的哲学观念相吻合，但是，起源于神庙装饰的雕塑所体现的，只是焦虑、犹疑、零散和社会秩序的紊乱，它使我们预见到新世界的来临，却并不为我们明确指出真正的方向。无论如何，古希腊人的分析带给旧世界的只是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概念，它看上去永远暗淡无光，人们只能首先向犹太人，然后向蛮族求救，借以在这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新描绘社会节奏的草图。只是在帕特农神庙建成17个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近代社会结构、法兰西大教堂、德国民间诗歌和佛兰德斯市场大厅的出现，它才变成了现实。
　　文艺复兴一词的由来，源于它反映了类似于我们历史的史前的某一时刻，即欧里庇得斯、普拉克西特利斯所度过的最初和最关键时刻的那段历史。实际上，我们可以再好不过地抓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文艺复兴为我们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肯定这场运动的哲学家——诸如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谟的神圣而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哲学家身上找不到苏格拉底及其信徒们的影子，并且他们在中世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在古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驰。文艺复兴为我们留下的，也不仅仅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意大利混乱的建筑艺术。文艺复兴还为我们留下了绘画艺术，无疑它是个人的作品，但同样也是客观的作品，它只有以反映艺术家头脑中一种有生命的连续体为条件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不是像此前的艺术形式那样，从毫无特色的群体本能中寻求其生存的条件。主要是通过绘画艺术，我们才了解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必要性以及我们热爱这场运动的原因。我们深知为什么自己将会永远感激那些伟大人物，他们把已然消逝的众人的心灵汇入自己的心灵，以便将希望传递给未来的人们。因为正是他们传递着火炬。在现今人们不复感觉的普遍需要和将来人们有朝一日会感觉到的普遍需要之间，在昨天的建构和明天的建构之间，他们起着中介作用。他们是一群拥有自我天地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灵载负着情感的连续体，把古人和今人连在一起。与文学家、学者或哲学家相比，主持西斯廷教堂建筑与装饰的米开朗琪罗也好，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兹也好，他们更像是一组个人交响曲，在具有批判意识的时代，这组个人交响曲，汇集着在片刻间的感觉和思想的吹拂下四散开去的民众交响曲。人们可以用对遭遗弃的神庙所怀有的爱恋之情，来钟爱这组个人交响曲。天主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与提香的油画之间的差距，可以把最优秀的民间合唱队里最令人赞叹的声音与贝多芬交响乐区分开来。
　　正是这一切才使得那些竞相涌现并以巨人般的力量支撑着殿宇的艺术家们，保持了其自身与所处社会环境的根本对立。这些艺术家似乎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拥有的是适应未来社会的雄壮节奏，然而，盲目的公众对此根本无法领悟。他们砸烂了死气沉沉的节奏，以期建立崭新的节奏。他们曲高和寡，寂静中发自他们心灵的交响乐之声，使生活众要素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作用，随着他们孤独感的加剧，这些要素显得更复杂、更普遍、更持久、更深刻。
　　可是，既然实现社会综合成了这些艺术家一切努力的内在目标，既然这一目标一旦实现，众人会欣喜若狂，既然悲观主义只与饱尝孤独之苦且具有崇高精神的伟人有缘，既然乐观主义是人与人之间息息相通的结果，那么，当这种神圣的结合一旦变成现实，而人们却再也不能维护其存在时，又该如何是好？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抵御由于维护旧的统一所引起的停滞状态，因为生活就意味着奋斗，因为形成统一的各要素所达成的平衡从来就不处于静止状态。它总是一种趋向，或至少只是片刻停留，对于这一短暂的无从觉察的片刻，我们除了通过心灵的一瞬间迸发出的激情创作成的艺术作品将其保存下来而外，找不到其他办法。
　　这种既不可能被保持原状、又不至于令我们的希望窒息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永远变化着的动态的平衡，这种不断为我们追踪，我们既希冀其实现又预感它行将失却的停滞，只有当不断发展的经济、道德领域内所有的社会机制，以一种自发的、紧密的、能动的方式达于协调时，才能得以延续。但是，很快地，另一时刻随即来临：此时，新的民众、新的方法、始料不及的新发现、外界思潮的出现，会使平衡发生倾斜；此时，某一社会机制以牺牲另一机制为代价呈增长趋势；此时，某一阶级、等级、集团的狭隘利己主义为自身的利益控制着他人的行动，导致在这些人中出现了分化出来的新的力量，这些力量将在以寻找新的平衡法则为己任的睿智者身上逐渐萌生。新的法则所导致的财产分配不均，它所包含的需求以及利益集团不可避免的形成，大概构成了迄今我们历史上所能观察到的诸多社会离析的最显著、最积极的要素。与此同时，这一法则又通过它驱动其形成的文化精英进行奠基，以便有朝一日将被它分解的社会各要素重新组合。人们一直以为奢华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实际上，社会各要素间真实的联系，对艺术的繁荣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一个民族智慧的力量，来源于与其共生的个体的财富与集体力量的发挥和扩散。这些力量意识到自我价值之时，也就是建筑已然灭亡和雕刻正在消亡之日。倘若一时发迹的文化精英们继承了文学，尤其是绘画的繁荣，那么，也是他们令这些艺术品黯然失色。这种境况与一个民族建立和保护分化的社会机制，但其力量终将摧毁既得的财富别无二致。人类只有一种财富，那就是行动。
　　事实上，当意大利成为欧洲的花花世界时，它便停止了行动，就像雅典除了发挥教育和娱乐作用，不再为征服者称道而居于次席一样。法国雄伟的尖顶教堂惨遭战争蹂躏，变得支离破碎，骨架弯曲，同样是行动为她指明了再生之路。在前行中，法国必须汇集获取自身解放的强有力手段。行动为莎士比亚的系列作品提供了感觉、构思、想象这些用之不尽的财富，也为北欧气息提供了一面令其震惊的反光镜，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诗人汲取魅力无穷、永不枯竭的力量。行动为注定在17世纪初叶应运而生的佛兰德斯绘画艺术铺平了道路，以便使它横空出世，叩响近代世界之门，一举征服南欧的艺术节奏，为它注入寒冷地带国家的巨大资源。在那里，阴冷的雨雾将取代明媚阳光的色彩。尽管反对意大利道德沦丧的新教徒们的抗议，导致了以反对南欧文艺复兴为其特征的德国政治起义，然而，正是意大利的榜样使德意志民族内部蕴藏的个性力量在日后得以迸发。
　　对社会平衡的探寻既在地域的广延又在历史的持续上积极进行着，它们的条件随着经济、道德、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些环境又使探寻活动必不可少。面对南欧诸国，北欧各国必将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与犹太民族针对希腊民族做出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对犹太先知卓越才能的歌颂，突然代替了昔日对人类精神与感观领域品质的歌颂。至少这就是那些过分复杂、深奥的运动在思想家精神世界里获得的意义概要，它通过思想家们表述出来，目的在于使我们能在唯一的形式中，抽取政治和社会意义。原始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普遍性，意欲强加给北欧和西欧的蛮族一种必要的框架，以便控制和使用他们未被开发的能量。同样地，宗教改革或至少最终导致宗教改革的运动，也使那些原来的蛮族，能够重新发现长期受到逐渐扩张的拉丁文化理想主义之害的个性，使他们的经济活动摆脱罗马的羁绊。如果说德国教权与政权为宗教改革活动提供的外在形式，窒息了文艺复兴运动解放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在那些从此自由自在地把自己壮丽的生命注入后世心灵的北欧艺术大师身上，这种形式将会和伟大的音乐一道重获生机。
　　无论天主教的暴行和新教的忏悔如何戕害了人的纯洁无邪，我们都必须把它们当作必要的社会分化作用加以接受。许多世纪以来，南欧和北欧的人们正是依靠这种作用汲取本身匮缺的养分，以建立各种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道德领域间的平衡。南欧人民富有激情的个人主义，使他们迫切需要建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在那里，一切焦虑和内部冲突都可以找到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法，并能在实际上求助于经久不变的外部力量。北欧的情况迥然相异：更艰辛的生活和更持续的劳作使那里的人和人每时每刻都互为需要，因此，北欧民族自然形成的社会特征也就要求有一个内部杠杆，以便使具有伦理观念的个人从中脱颖而出。在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天才的能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世纪里，我们将看到分别代表这种天才的两国的画家们，对绘画形式所持的观点截然相反：一方是供所有人观赏的巨幅壁画，另一方却是受捐赠人的委托绘制，属于不同行社的孤零零的作品；一方是一群更为个体化的艺术家，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放纵不羁、满怀激情，这群艺术家通过一幅幅将自然界理想化、具有概括性并使之井然有序的画幅，来结集人类分散的灵感；另一方的艺术家刚刚从中世纪群体本能中挣脱出来，就通过强调混沌而零碎的自然界的不同方面，来区分他们在同一平面上观察到的人类共同的精神面貌。既是北欧人又是天主教徒的鲁本斯，能把米开朗琪罗和丢勒的心灵融于一体，尽管这对他来说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但是，这也还需苦等一个世纪。在鲁本斯之前，即便北欧的艺术家们不断向意大利借鉴绘画技巧，然而，当意大利向佛兰德斯善于运用色彩的大师探询其踪迹难以言明的教益时，在北欧和南欧艺术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现象，这种势不两立为外界力量所需，并且或许只有在欧洲统一得以实现、彼此相距甚远的众多团体将各自的愿望两相对照时，这种敌对现象才会消失。单调的南欧景色，它的透明度，朴实而精确的线条——它们能使景色驻留在智慧之中，并且令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找到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这一切都使得意大利的绘画大师们能从大自然汲取睿智的阐释。从古埃及雕塑家们到米开朗琪罗，从菲迪亚斯到提香，这种释义只是在表象上发生了变化，其目的仍是趋于将生灵万物概括为通人性的形式，这种纯粹的形式一如纯粹的精神，来自阻碍艺术家们前进的意外事件和环绕着他们的不完善状态。北欧薄雾迷漫、浓荫蔽日的景致，为我们激动的心绪引进了各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各种画面缠绕交错，无法组成构思，此番景象为北欧艺术家们敞开了神秘世界的大门。在这里，各种形式漂浮不定，相互寻觅，使情感既难以泯灭，又难以筛选。有些景色，在把自然凝缩为一部有意识的和谐曲的同时，将人升格为上帝；其他一些风景，却把自然当作一部盲目混乱的交响乐，这时，阴郁的意识被搅和在色调、形式、色彩里，人只是混杂于生灵万物之中。由此产生了对艺术家精神的颂扬，这些艺术家为了更好地抓住人类美好的未来，忘却了自己的苦痛，注视着人类的不断进步，由此产生了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每当他们对人倍加关注时，他们就会发现人正在素材、构思和运动的亲密无间的洪流中翻滚。某些艺术家的神人同形说，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泛神论，为我们的精神提供了其强大力量的两极。在二者之间，精神可能注定要不断摇摆，但是在这里，它和欲望、怀疑一道，汲取着投入行动的意愿。
　　怀疑和欲望永不熄灭，这有什么关系！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真理消逝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这一硕大无朋的真理，我们每时每刻都以为在把握着它，实则永远不可触及，因为它和我们一样充满活力，而且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它，又将它从我们身上驱除开去，用这种唯一的行动将其判处死刑。一代一代告诫我们不可穷极一切的悲恸声音也并不重要！这恰是我们的光荣。每当创作之始，我们无所不知，因为在这创造的瞬间，世上所有活生生的力量向我们涌来，我们召唤它们，概括它们，以便启迪我们的大脑，指挥我们的双手。
　　如果说我们如此醉心爱慕文艺复兴，那是因为它甘愿忍受痛苦，以便从黑暗中提取不断变幻着的那些真理。对它们永不枯竭的创造力量，直至今日我们才始知一二，因为它们与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真理紧密相连。我们将不会忘记，那些不屈不挠的伟大人物，各种势力勾结起来阻挡他们前进也好，焚毁他们的著述，捣碎他们的坩埚，对他们举起屠刀或将他们化为灰烬也罢，他们面对自己的使命始终毫不退缩，仍然致力发现新现象、新概念。他们每天都在打破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所获得的心灵平衡，他们在自己身上维系着奋斗不懈的必要性，旨在不断征服其他领域。我们将不会忘记，刚刚经历过的爱的危机使人道主义精疲力竭，随着人道主义发出的痛苦呻吟，艺术家们纷至沓来，接纳、抚慰这种爱心。我们将不会忘记，同一时刻，仿佛是一直压在无法瞥见的嘴唇上的一个手指突然在某处松开，仅用一个动作，开普勒和哥白尼便将天穹扩展至梦幻与直觉的极限之外；哥伦布和麦哲伦打开了地球上的条条通道，以便将整个地球完全置于我们的股掌之中，宛如交付我们一件战斗的武器；维萨尔和米歇尔塞尔维在我们的腹腔内抓住了生命的起始运动；莎士比亚使积蓄在我们心中、内涵无限丰富的诗歌，从神学习俗的羁绊下喷涌而出；拉伯雷、伊拉斯谟和蒙田指明了怀疑的必要性及其力量的永恒性；塞万提斯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摆脱了失望和空幻的歧途变得生机勃勃；此时，意大利的艺术则将因它曾不得不付出的努力而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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