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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的政治观念
孔子匆匆离开齐国的时间史籍无载，根据他后来的活动推测，估计是在他四十岁左右。鲁昭公去世后，鲁定公即位，那时孔子是四十三岁。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说明他在四十岁左右时思想又有了新进展。孔子对这种进展未加详述，但他四十岁左右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却为我们探讨“不惑”的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说明。
鲁昭公二十八年（前五一四年），孔子三十八岁，晋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孔子的注意。权臣韩宣子卒，魏献子开始执政。魏氏很有魄力，首先大胆地进行了人事大改动，总的方针是举贤才，即所谓“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的原则。所以：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孔子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德”政，德政的中心点之一是举贤。用现代术语讲，孔子是位仁道主义者，他孜孜追求的理想的邦国之政是从政者通过自己的德行影响臣民，使社会在平和的气氛中稳步发展，而不可处在流血、恐怖与动荡之中。所以，当次年晋国的赵鞅等人把范宣所作的刑书铸成刑鼎时，孔子感到十分震惊：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且不论晋国会不会因铸刑鼎而亡，也不论孔子的主张是否现实，我们所关切的是孔子在此表述的政治思想。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肯定的两种法——唐叔所受之法和被庐之法，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法，是要求卿大夫为民树立道德榜样，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即“民尊其贵，贵守其业”。而刑鼎则是刑法，其内容是强制性的。按照孔子的想法，君主和卿大夫的贤明和德行是实现社会安定的最佳途径，也是政治的
本义，即所谓“政者正也”，这样做的结果是“民有耻且格”，人民有守本份的自觉性；而弃德用法的结果，人民只想着侥幸地钻法律的空子而变得毫无廉耻。倘若卿大夫不重视自身的典范作用，只是一味地依法行事，强制百姓，社会则会更加动荡不定。
上述孔子的这套主张是相当系统的，且就其自身而言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所以很快得到了同时代一些人的赞同。蔡国史墨评论道：“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意思是说，刑鼎已铸，无可挽回，但如果能加强德治，赵氏等依然可以免于败亡。
总之，通过这两件事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不惑”，大抵讲的是，年轻时就开始的对政治的思考，到四十岁左右时终于达到了豁然贯通的境地，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运用了。在齐景公问政时，他虽然也强调君君臣臣，但也不免迁就景公，讲了“政在节财”的看法。在经过了游齐的挫折和数年考察和思考之后，“不惑”的孔子终于确定并展开了德政的思想，他已经没有任何疑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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