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集_阎崇年_9787510840616

本书是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自选集，精选了二十九篇代表作结集成书。共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北京史。

康熙：千年一帝

【题记】本文《康熙：千年一帝》，其发轫之作为《评康熙帝》，草于1963年下放劳动在南口农场值夜班的田野草棚里。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压未发。林彪事件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要去文稿，因当时情势责编并未征求作者意见，对文章加上“穿靴戴帽”文字发表。后收入拙集《燕步集》出版。时过五十年矣，学界变化很大，再做修订，以《康熙：千年一帝》载入本集，该论文收入《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集》，于2011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一　三种评价

康熙帝的历史评价，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概括说来，主要有十：

第一种观点，对康熙帝历史功过、对康熙朝历史地位，清朝人的评价是赞扬的。清朝皇廷对康熙帝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其谥号、庙号上：“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1]}，共二十九个字^{^[2]}。这是对康熙皇帝的最高评价。康熙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宾天后，雍正帝二十日在大行皇帝梓宫前即皇帝位的当日，命礼部议“尊谥”。二十四日，雍正帝谕曰：“我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轹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3]}因命诸王大臣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详考旧章，从公确议。二十八日，众议：谥号突出“仁”，庙号突出“圣祖”。其仁，《礼记》云：“为人君，止于仁。”同心合词，恭上尊称，庙号为“仁皇帝”。其圣祖，古有三祖之例，谥义帝王功业隆盛得称祖，因谓：“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号，可以显彰大行皇帝之隆功。”所以，尊谥仁皇帝，庙号曰圣祖。雍正帝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二字圈出，康熙帝的尊谥和庙号遂定^{^[4]}。

第二种观点，清史馆纂修者的评价。《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5]}这比《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对康熙帝的评价略低一些，如没有“合天弘运”“文武睿哲”“诚信中和”“功德大成”等字样。

第三种观点，康熙帝自我评价。他晚年自我评价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又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6]}康熙帝的行为，换而言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评价与清人不乏溢美之词的赞语相比，既更为谦逊，也更为中肯。

第四种观点，辛亥反满派学者的观点，对康熙帝、对康熙朝的历史是否定的，主要的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起，到宣统帝止，期间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而全部否定康熙帝功绩、否定康熙盛世历史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时拟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学者合作的课题组。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立项，需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结果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就启发人们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康熙朝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

第六种观点，论者虽认同康熙朝是“辉煌”，却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有道理，但值得深究。所谓日升日落，虽可用来喻指兴盛衰亡，但应当有明确的本体。如将讨论限定于清朝，康熙时期将清朝推向了盛世，恰如旭日向中天攀升，显然不能算“落日”。而如将讨论扩展到两千多年的皇朝史，那么所谓“落日”，就是喻指皇朝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大势。清朝处于中国皇朝序列的末端，从宏观上当然带有皇朝社会衰落的色彩。但是，中国皇朝社会的衰落，并不自清朝始，更非自康熙始；中国与世界差距的迅速拉大，更不全是、且主要不是康熙帝的历史责任。

第七种观点，耶稣会士的评价。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给其国王路易十四题名为《康熙帝传》的报告中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又说：康熙帝不仅在“国内享有绝对的尊严，而且以其具有高尚而贤明的品德、丰富的阅历以及非凡的见地和诚意，受到邻近各国国民的尊敬和颂扬，他在亚洲的所有地方是赫赫有名的”^{^[7]}。

第八种观点，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三十日，朝鲜谢恩兼冬至使金昌集、尹趾仁向其国王报告时，评价康熙帝说：“清皇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8]}

第九种观点，“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观点，认为康熙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对康熙帝、康熙朝的历史予以全面否定。

第十种观点，赞成《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曰”中的部分论断：“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二十五个字的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的。康熙帝及其子雍正帝、孙乾隆帝时期的版图，东濒大海，南及曾母暗沙，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总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军事最为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帝国。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近、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其时最高的文化素养。这为他展现雄才大略、帝王才气，实现国家一统、宏图大业，陶冶了性格，开阔了视野，蓄聚了智慧，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说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不仅指其历史功业，而且含其个人品格。康熙皇帝的个人品格，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段一千年九十位君主中，内圣外王，修养品格，严于律己，可谓仅见；天性好学，手不释卷，性情仁孝，兼俱智勇，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儒重道，博学精深，几暇格物，学贯中西，八拒尊号，知行知止。一个以满洲语为其母语的皇帝，其汉文书法，其汉文诗篇（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便是康熙帝人格与学养的一个例证。

目前学术界对康熙帝、康熙朝历史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皇朝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皇朝社会一个盛世的时期；康熙朝是在中国皇朝史上一个落日辉煌的时期。

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都有其杰出的过人之处，也都有其突出的历史贡献。康熙帝以其才华与天赋，智慧与胆识，勤政与谦虚，好学与著述，顽强与坚韧，宽容与简约，在人生旅途中，克服诸多艰难，完成重大使命。康熙帝的文治与武功，学养与行事，都令人称道，也都有特殊贡献。他幼年登极，以智取胜，亲掌朝纲；他崇儒重道，治理中国；他奖励农桑，蠲免田赋；他重视治河，兴修水利；他重视士人，协和满汉；他提倡学术，编纂群书；他勤奋好学，工于诗书；他平定三藩，巩固中原；他重用施琅，统一台湾；他悉心筹划，打败俄军；他善抚蒙古，安定北边；他进兵安藏，加强管理——这是两千年帝王文治武功所罕见的。

我个人观点，不提“雍正盛世”，因为雍正朝十三年，时间太短；也不提“乾隆盛世”，因其“持盈保泰”^{^[9]}，无视西方进步，不做社会改革，在国内外争议较大；而认为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康熙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康熙盛世”。

我的论点的主要依据，是康熙帝的历史贡献。

二　主要贡献

康熙帝（1654—1722年），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自努尔哈赤起第四代君主、清入关后第二任君主。他八岁继位，在位六十一年。其间，曾经先后智擒权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打败帝俄，还有绥服蒙古、抚安西藏，武功盛极一时，前朝无人可比。他重视个人修养，好学习武，敬孝仁爱，手不释卷，克己修身。他又能重视学术、弘扬文化、编纂图书、奖励学者，文治上的成就也很高。他毕竟还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皇帝，占有历史伟人之地位。

康熙帝六十一年的君主生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就其贡献而言，概括说来，主要有五——中华版图奠定、民族关系稳定、中华文化承续、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

第一，中华版图奠定。打开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看看康熙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南，征抚台湾，金瓯一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10]}，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政局不稳的时机，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文武兼施，征抚并用，率军统一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清廷对台湾的管辖，并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东北，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已经逐渐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地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康熙帝设立黑龙江将军衙门、吉林乌喇将军衙门，加强了对黑龙江地区和乌苏里江地区的管辖，初步奠定后来黑龙江和吉林等行省的规模。

在正北，会盟多伦，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帝则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后雍正和乾隆解决漠西蒙古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两千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1]}秦汉以来，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用来防御北方南进势力的屏障；康熙之后，蒙古是中华各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

在西北，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了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西南，进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康熙帝又册封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已经完全归属于清朝。康熙帝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

康雍乾盛清时的版图，东濒大海，东南包括台湾，南及曾母暗沙，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后乾隆帝底定新疆，总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特别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区，完全置于清廷长期、全面、有效、稳固的管辖之下。清康熙朝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大帝国。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周边国家没有出现威胁，也没有出现动荡，仅有的俄国侵犯亦被击退。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二，民族关系稳定。清代民族关系，从康熙朝开始，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在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12]}。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皇帝甚至成为蒙古瓦剌部的俘虏。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13]}。在西北，对南、北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个地区民族的管理。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协和。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多民族协和在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动荡、大的民族分裂。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三，中华文化承续。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百起。康熙帝亲政后重大文字狱，主要有一起即《南山集》案。这是应当批评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有几件事情：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二万余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下令在熙春园设“古今图书集成馆”，用铜活字印刷了一万卷、一亿六千余万字的《古今图书集成》^{^[14]}。于雍正初，最后完成。其二，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兴修或扩修“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设立被誉为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等。李约瑟博士称康熙帝为“科学的皇帝”。康熙帝同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等，都有文化往来与交流。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中断了，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得到薪火传承，而且延续活力。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中华文化在交融中传承、在曲折中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也就是跑马占田，任意圈夺。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重视耕织，恢复生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种，取得很大成绩。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库存银五千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存库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而所存尚多”云云^{^[15]}。上年十二月，征银二千七百八十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两，加上课银二百九十五万零七百二十八两，共征银三千零七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两^{^[16]}。康熙帝既使户部库储充盈，又强调藏富于民——减免天下钱粮共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社会经济在经过战乱、灾荒后，有所恢复，也有所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康熙朝社会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矛盾也有，民族纠纷也有，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康熙帝很幸运，他生活的后四十年，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由分到合、由动到静的历史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原有的动乱能量已经释放殆尽，新的社会冲突、新的民族动乱能量还没有积聚起来。康熙朝的社会安定，兹举三个例子：

（1）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区四十年间，没有大的厮杀争战，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四十年以上的皇帝，只有六位：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但有天汉民变；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但有安史之乱；明世宗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但有庚戌之变；明神宗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但有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中原地区无大乱；清高宗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但有王伦起义。所以，自秦始皇到宣统帝，在位期间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帝一朝。

（2）秋决死刑数字比较少。秋决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17]}。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18]}。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断狱死刑，“不过十数人焉”^{^[19]}！当时的全国人口，当在一万万以上。当时全国设18个省，包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偏沅、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康熙六十年为例）。平均每省每年死刑不到一人。对于一个上亿人口大国来说，一年死刑十余人，数字算是很少。这就说明：当时社会，相当安定。

（3）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四十八次去木兰秋狝、五十三次到避暑山庄。试想：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帝四方出巡，则是不可能的。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途经山东，民众扶老携幼，随舟拥道：“夹岸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20]}又如到江南，史书载：自古帝王不惮跋涉之劳、为民阅视河道，现场指示，亘古未有；缙绅士民，数十万人，欢声雷动，夹岸跪迎^{^[21]}。以上两则史料，难免有官员组织民众夹道欢呼以博得圣上喜欢，也难免有官方夸大舆情的现象^{^[22]}，但可以透露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民族协合、文化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这既是康熙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盛世”的“盛”是强盛、繁盛、兴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四十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确是一个相对兴盛、强盛、繁盛的局面——“兴”，当时是东亚兴隆的帝国；“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

概括地说，康熙帝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是，在中华两千多年皇朝史上，实现了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和西部高原文化的空前大融合。

但是，康熙大帝有缺憾、也有缺失，有疏误、也有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五个问题上：于皇位传承，立之过早，立而废，废而立，立而再废，晚年失之于当断未断；于八旗制度，也想改革，改而停，停而改，改而再停，晚年失之于当改未改；于满汉关系，企望合协，亲满洲，疏汉人，合而未协，晚年失之于当协未协；于吏制管理，向往仁善，扬清官，惩贪官，惩而不严，晚年失之于当严未严；于海洋文化，预见外患，严海禁，闭而开，开而再闭，晚年失之于当开未开。这更加导致其儿孙们主宰的大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诩，持泰保盈，固步自封，逐渐走向衰落。

总上，康熙帝虽有缺失与过失，康熙朝虽有矛盾与危机，但总体而言，康熙帝确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

三　千年一帝

康熙帝能够成为千年一帝，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大“天时”。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出明君。

在国内，康熙帝遇到的“天时”，有四个特点：

第一，金瓯需要一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的象征——台湾郑氏延平郡王郑克塽归清，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一直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人民最重要的历史期待是什么？作为帝王，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答案都是重新实现金瓯一统。

第二，民众需要富裕。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灾害的降临，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北方，“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在中原，“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凉景象，残苦难言”；在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国而言，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田土抛荒，路暴白骨，村无炊烟，户无鸡鸣。民要富，家要兴，族要盛，国要强。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洲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镇压和屠杀的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后，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族群矛盾和文化冲突。

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一百年间，地不分南北，族不分夷夏，人不分老幼，民不分贫富，都蒙受着战乱、屠杀、大旱、水患、瘟疫、地震等灾难。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奔波流离，历尽苦难，饱经沧桑，他们最渴望天下太平。而实现金瓯一统、民众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的民众百年梦想，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同时，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皇帝。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会；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康熙帝正好处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满洲虽占有中原大地，却没有坐稳江山，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满汉民族关系，而使族群矛盾激化，有可能会重蹈元朝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而如能缓和各种矛盾，成功实现“转型”，而其“守成”之功，实同“开创”之业。

这些就是康熙皇帝成为一代“大帝”的重要“天时”条件。康熙帝利用了有利条件，做出历史功绩。那么，怎样评价康熙帝的历史地位呢？

中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从此中国开始有了皇帝；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被废除。这段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皇帝。我将这段历史称作中国皇朝历史。中国皇朝历史，总算为二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皇朝历史，有多少位皇帝呢？有人统计共三百四十九位皇帝，康熙帝让他的大臣统计奏报说二百一十一位皇帝，再加上自康熙到宣统九位，共二百二十位。其统计数字之差异，主要是源于标准不同，这可以不管。我们重在思考这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皇朝的历史。

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政治中心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等，但摆动中心在西安。其间，出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史臣曰：“千载可称，一人而已。”^{^[23]}后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政治中心经常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后在北京，就是从今哈尔滨往南，经沈阳、北京、开封、南京，到杭州，但摆动中心在北京。从上述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多年帝国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

就其后一千年来说，辽、北宋、金、南宋、西夏、元、明、清八朝，共九十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纷争与融合。辽—契丹、金—女真、西夏—党项、元—蒙古、清—满洲，八朝中有五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24]}为号召，结果又被“胡虏”所替代。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辽、北宋、金、南宋、元、明、清七朝，共有皇帝八十位。这七朝都有一个民族融和的问题。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元朝取代金朝，都是民族问题。朱元璋是汉人，他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满洲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取代了明朝；民国孙中山先生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25]}为纲领而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现在回到本题——对康熙帝的评价问题。

先从纵向比较中国自辽金以降，千年以来，有九十帝。辽九帝、金十帝与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半壁山河，西夏十帝偏隅一方，凡四十七帝，均不足论。元朝十五帝，太祖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打下基业，武功伟绩，略输文采，并未一统，更无盛世。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二十四年，定鼎大都，武功赫赫，文治稍逊，也无盛世。其他诸帝，均不足论。明朝十六帝，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一统天下，功绩很大；但是，冤案烦苛，史多讥评。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派亦失哈下奴尔干，设奴儿干都司，然“靖难”之举，史称之为“篡”；蒙古难题，六次北征，死于道途，抱恨归天。所谓“洪宣”之治，洪熙在位一年，宣德在位十年，都没有形成盛世的局面。至于清朝，共十二帝，可以提及的是“三祖三宗”——清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三宗”自然位在“三祖”之下。仅以“三祖”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奠基清朝，未入主中原。顺治帝虽迁都燕京，英年早逝，后期荒唐。算来算去，自辽以降，约一千年，康熙帝的前述五大贡献，及其个人品格，迈越古人，千年以来，谁能与比？千年一帝，首推康熙！

再从横向比较。其时，清朝的四邻国家，比较和睦。东面的朝鲜，皇太极时已经向清朝纳贡称臣，其国王受清帝册封。西面的哈萨克、阿富汗都比清朝经济落后，更没有形成气候。南面的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爪哇等，都比清朝落后、弱小。西南的印度，处于莫卧儿帝国时期，受喜马拉雅山阻隔，也没有同清朝发生纠纷与摩擦。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俄国和日本，在康熙时期都还没有崛起，俄国废除农奴制是在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日本明治维新则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都是在康熙朝以后。虽然俄国有些小的动作，但都被击败，没有形成大的威胁。

此时的“西方”，经济方面，工业革命还远没有开始（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被公认为工业革命的先声，已是康熙帝的孙子弘历乾隆三十年的事）；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新科技，在明末已经传入一些，康熙帝本人也比较重视学习，但对生产影响重大的科技突破（如蒸汽机的改良等）都发生在康熙朝之后；政治方面，其时欧洲处于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主要大国都实行君主制，只有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那时英国的力量还基本达不到中国，也没有其他国家效仿英国政体，大英帝国的海上霸主之梦更是迟至19世纪才实现。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康熙帝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建立的。所以说，给康熙帝扣上“丧失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机遇”的帽子，是不太公平的。

康熙时代，英国尚未工业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独立，都是乾隆朝的事。俄国和日本的崛起，都在19世纪中叶。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与康熙同时代，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伟大君主。但是，康熙朝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雄厚、文化最为昌盛、军力最为强大的大帝国。康熙大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

但是，康熙帝国有内在矛盾吗？有。有潜存危机吗？也有。康熙帝晚年谕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26]}虽康熙帝预见可贵，但他没有在政策上、制度上做出安排。康熙帝留下的缺憾，致使其儿孙们主宰的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的差距愈拉愈大。

综上，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主。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4卷，乾隆元年三月乙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　《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开宗文曰“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在“诚信”之下脱“中和”二字。

^{^[3]}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1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二十四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4]}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1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己酉二十八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5]}　《清史稿·圣祖本纪三》，第8卷，第30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北京。

^{^[6]}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5卷，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7]}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第2页、第6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哈尔滨。

^{^[8]}　《李朝肃宗大王实录》，第53卷，三十九年（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丁未三十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东京。

^{^[9]}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223卷，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北京。

^{^[10]}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上海）“郑成功”释文：“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这种说法有欠缺：其一，二月一日应是阳历，而不是阴历；其二，1662年2月1日，实际上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元年正月初一日应是1662年2月18日。事情虽发生在1662年2月1日，却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本月末为二十九日，这时距康熙元年元日还有16天。因此，从帝王纪年方面，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康熙元年（1662年）不可以；从公元纪年方面，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1662年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在1661年不可以。

^{^[11]}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1卷，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2]}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

^{^[13]}　《清史稿·藩部列传一》，第518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北京。

^{^[14]}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增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北京。

^{^[15]}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40卷，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6]}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5卷，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是岁，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17]}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18]}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19]}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北京。

^{^[2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19卷，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1]}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19卷，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己未和庚子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22]}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帝南巡到扬州时，“两岸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安卡兵，禁民舟出入。纤道每里安设围站兵丁三名。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这说明：“舟车所经”是要戒严的，“桥头村口”是有警跸的，“夹道跪迎”是有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