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胡雪岩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都靠个人奋斗实现了人生抱负。他们身上固然有值得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值得学习的一面。他们的人生道路、成长轨迹、道德修养、成功手段和命运归宿都不相同，《曾胡官商启示录》把他们俩进行对比，也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作为一种尝试，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就是有益的。　　曾国藩想为大清朝廷竭尽一片血诚。胡雪岩则想为民族经济奉献一片诚信，但是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曾国藩是因为独木不能支撑大厦，胡雪岩则是因为“商人荣枯，系于国运”。

曾国藩和胡雪岩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都靠个人奋斗实现了人生抱负。他们身上固然有值得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值得学习的一面。他们的人生道路、成长轨迹、道德修养、成功手段和命运归宿都不相同，本书把他们俩进行对比，也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作为一种尝试，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就是有益的。
　　曾国藩想为大清朝廷竭尽一片血诚。胡雪岩则想为民族经济奉献一片诚信，但是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曾国藩是因为独木不能支撑大厦，胡雪岩则是因为“商人荣枯，系于国运”。

前言
第一章 血诚VS诚信
曾国藩：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
胡雪岩：诚信莫欺，长久生意

第二章 时势VS商势
曾国藩：追逐天下大势，方可成就伟业
胡雪岩：睁大眼睛紧盯商势变化

第三章 谋略VS远见
曾国藩：成就大事，以谋略为主，以勇力为辅
胡雪岩：谋定而后动

第四章 全局VS长久
曾国藩：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时
胡雪岩：创建金字招牌，才能长久不败

第五章 基业VS基础
曾国藩：要想成就大事，一定要有基业
胡雪岩：做大生意要有基础

第六章 儒缓VS迅速
曾国藩：儒而疏缓，则积滞难返
胡雪岩：做生意要反应迅速

第七章 大志VS气魄
曾国藩：立志不难，难在立大志
胡雪岩：做大生意需要有大气魄

第八章 高明VS吃亏
曾国藩：与其精明，不如高明
胡雪岩：益从损中来，有舍才有得

第九章 坚忍VS不舍
曾国藩：坚忍不拔，事业才可大可久
胡雪岩：锲而不舍是商人必备的品质

第十章 胆气VS风险
曾国藩：无胆气者，无成就，亦无功名
胡雪岩：敢冒风险才能获大利

第十一章 团结VS合作
曾国藩：孤军奋战无法成就大事
胡雪岩：一人做不尽天下事

第十二章 小物VS勤俭
曾国藩：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胡雪岩：勤以立业，俭以持家

第十三章 中庸VS规矩
曾国藩：偏执狂可成就一时，惟中庸可成就一世
胡雪岩：经商要按规矩来

第十四章 人才VS人才
曾国藩：成就大事，以得人才为第一要义
胡雪岩：人才永远是商业发展的资本

第十五章 收敛VS低调
曾国藩：韬光养晦，锋芒不可太露
胡雪岩：做生意要低调，不事张扬

第十六章 忍让VS和气
曾国藩：凡事以忍让为怀
胡雪岩：和为上策，和气生财

第十七章 自省VS自律
曾国藩：做事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胡雪岩：坚决不赚烫手钱

第十八章 自强VS乐观
曾国藩：刚直可用，自强不息
胡雪岩：临危不乱，永葆乐观

第十九章 学养VS领悟
曾国藩：学养，为人不可不读书
胡雪岩：领悟，实践出真知

第二十章 宽容VS人情
曾国藩：心胸广大，方能容得天下
胡雪岩：放贷人情，一本万利

第二十一章 择友VS施恩
曾国藩：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胡雪岩：援助别人就是拉自己一把

第二十二章 借梯VS攀高
曾国藩：学会借梯登高
胡雪岩：商人要善于攀高枝

第二十三章 资源VS人脉
曾国藩：广泛储备人才资源
胡雪岩：人脉网广，财路不断

第二十四章 选才VS用才
曾国藩：选才应注意标准
胡雪岩：大材大用，小材小用

第二十五章 扬长VS避短
曾国藩：用人应扬长避短
胡雪岩：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第二十六章 果敢VS机遇
曾国藩：关键时刻敢于出手
胡雪岩：要善于把握机遇

第二十七章 挺住VS照应
曾国藩：危急时刻要挺得住
胡雪岩：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

第二十八章 稳健VS沉气
曾国藩：稳，是制胜的法宝
胡雪岩：遇事需要沉住气

第二十九章 退隐VS后路
曾国藩：功成身退天之道
胡雪岩：别因跑得太快而不顾后路
附录一 曾国藩小传
附录二 胡雪岩小传

第一章 血诚VS诚信
　　曾国藩：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
　　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肯为国家竭尽血诚者，必将为人景仰。
　　曾国藩是个书生，来自农村，全无背景，却能官居极品，统兵三十万，号令天下人才，成功镇压太平天国，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
　　他是在为谁尽那一片血诚？说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儒家培养的就是竭尽血诚之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理想。湖南农村至今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仍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经改为国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早年就发达了，所以他要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
　　曾国藩出生在偏僻的农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举考试，无论他多么聪明，无论他怎么奋斗，都不可能在十年间爬上二品高官。27岁考中进士，37岁做大官，这样顺遂的官场道路，一般书生想都莫想。正是清政府给了他机会，所以他拥护清政府，感谢清政府，主动站在清政府一边，自觉报答它。他自己也说：“我一个穷人出身，却摄居高位，如果还不知足，连鬼神都不会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定要竭尽血诚，精忠报国，决不顾个人私利。”同样的利益立场决定了，他所要竭尽血诚的对象，必然是大清朝廷。这是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
　　但他对大清朝廷又不满意。满清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社会矛盾被盛世掩盖了，鸦片战争则像掀锅盖一样，把清朝的腐朽揭露开来。曾国藩来自社会底层，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后，又看到官场的糜烂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他痛恨官场的黑暗腐败，正是官吏的贪暴和压榨，逼迫百姓造反。所以他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想整顿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统治，希望出现像唐朝、宋朝那样的中兴局面。但是，除了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让大清朝廷多延续了五十年之外，中兴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为那是一种幻想，他不可能实现。
　　尽管他对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无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血诚奉献给大清，希望整顿朝纲，兴利除弊，维系大清王朝的统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败和危机，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书生决定的。他来自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觉到他们的反抗情绪。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早已察觉到某种斗争风暴，并在谋划准备。
　　他体气本弱，为了做一个圣贤，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天天搞理学家那一套静坐修身工夫，结果吐起血来，最后不得不放弃，从此觉也睡不好了。那时他身在官场，知道学问有成，才能做大官、获大福、享大名。他的理想还在三者之外，想做一个圣贤。什么是圣贤？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真圣贤。圣贤未必能够富贵双全，孔子不曾富贵，他的几个著名学生，也不曾富贵，朱熹也没有当什么大官，但儒家理想已经流淌在曾国藩的血液里。
　　曾国藩一直跟家乡的朋友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深受儒家影响，家庭环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惟独曾国藩官运亨通，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上达天听，曾国藩也渴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筹思对策。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好朋友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为国家做万一之想。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评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获罪。
　　曾国藩惹恼皇帝，既是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书生血诚。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刘蓉鼓励他说，你说了却不见效，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你是国家大臣，“不爱钱，不怕死\\\"可表明你的志向，却不能尽大臣报国的忠心。罗泽南则说，有所畏惧，就不敢说，这是大臣贪恋权位的私心。在他们的鼓动下，曾国藩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呈上了批评信。事后他自己也感到恐惧，过了一个月，跟咸丰皇帝表明心迹说，我“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这些支持者，多数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书生血诚是这个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逼民反，他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想整顿吏治，想为国为民，咸丰帝却不听，他们的一片血诚算是白费了。
　　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造反了，他获得了新的机会。在湖南办团练，他不顾舆论，大肆杀人，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血诚。在长沙练兵，不顾旁人指责，不管职权侵越，结果遭到士兵追杀。咸丰帝要他赶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绝了，搞得皇帝大为不满。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他的一片血诚，要报效国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负恶名，不怕担骂名，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他还把这种血诚灌输给那些朴实的农民，开创了为私人武装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咸丰八年（1858），他从老家复出，仿佛变了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变，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进、暴躁。但他对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尽自己一片血诚，都没有改变，因此能在六年之后，攻陷南京，使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一个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遵旨查办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他遵旨查办的，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涉案官吏多达数十人。一年前由沈葆桢报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国藩复审，要他亲自提调人证卷宗，秉公办理。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了结该案。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谨慎。正是为了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把对涉案人员的处分及处分理由奏报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时间，用八千三百字，对每一个涉案人员，如何处分，为何那么处分，都写得详实明白，有条有理。这么长的奏章，谁读着都会发晕，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本来已经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却肯拨出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正表明了他的人局精神，在其位，谋其政，竭尽一片血诚。
　　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失败了，曾国藩又想为清朝中兴竭尽血诚，但他无法成功。吏治已经腐败，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没落的最后一层楼上。幕僚赵烈文说，不过五十年，清朝将要灭亡，他不信；当他去北京当直隶总督，了解各方面情况，尤其亲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后，听了慈禧太后不痛不痒的政治见解之后，终于相信了赵烈文的预言，彻底放弃了中兴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圣明，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麻烦，可他还是要去淌那道浑水。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收养的婴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常可疑。天津周边又连续丢失多个婴孩，根据被抓获的人贩子口供，多与教堂牵连。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关注。
　　有一天，人们当场抓获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认，是教民王三给了他迷药，迷拐一个婴孩，可得五块银洋。
　　王三是中国人，因为人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进教堂躲了起来。
　　由于群情激愤，天津衙门不敢轻视此案，就带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们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衙门的人先走了，围观的群众一时没散，就与教堂的人发生了口角，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国领事丰大业两次要他派兵镇压，崇厚只派了两个士兵过去。丰大业要士兵抓人，士兵不听，丰大业抓起他们的辫子，一路倒拖，怒气冲冲找崇厚算账来了。到了衙门，丰大业两次朝崇厚开枪，都没有打中。如此横行霸道，洋人在中国真是作威作福惯了。
　　枪声传出来，在衙门外围观的群众以为里面打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成中法开战了。民众敲锣打鼓，纷纷聚集拢来，要来帮打。
　　崇厚见情况不妙，怕闹出乱子，劝丰大业不要出去，等群众散了再走。丰大业像一头鲁莽而愚蠢的洋猪，高声咆哮着，气势汹汹跑出来。民众见洋人出来了，主动后撤，让出一条道路。丰大业上了浮桥，正好迎面走来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提起枪来就朝刘杰射击，打伤了他的随从。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起冲上来，把丰大业一顿暴打，当场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愤怒了，压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涌出来，集体冲向法国天主教堂，还有其他洋人机构，搜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国儿童，也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法、英、美、俄等七国串通起来，一面出动军舰，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形势一度紧张起来。
　　曾国藩本来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跟天津隔着三千里。偏偏朝廷要削夺他的兵权，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军失败一个月后，曾国藩被调到北京当直隶总督。活该曾国藩倒霉，他是直隶总督，自然该他来处理天津教案。那时，他任直隶总督还不满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