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侥幸获得成功，很快成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与国民党相抗衡。
　　2000年，陈水扁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终结了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达成台湾史上首次“政党轮替”。不过，在民进党执政后期，陈水扁却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困局，爆发贪污腐败事件，几次面临被逼下台的窘境。
　　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成功上位，陈水扁以贪腐案入狱。
　　从自诩为“台湾之子”到被喊为“台湾之耻”，陈水扁乱台8年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一次又一次的蜕变……

本书披露了民进党、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与较量
　　揭示了民进党台前幕后的政治博弈及不为人知的秘密档案

第一章　民进党突袭成立　国民党宽容默许　　
　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不成想侥幸获得成功。蒋经国迫于台湾民意，采取宽容政策，默许了民进党的存在。
　一、从“中坜事件”到“美丽岛风暴”　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不止　　
　二、党外势力重新集结　政党形态已露端倪　　
　三、民进党突然宣告成立 国民党采取宽容政策　　
第二章　民进党蜕变“台独党”　转型之路步履艰难　　
　蒋介石毫不手软，以铁血手段和政治攻势，坚决镇压了岛内的“台独”势力。民进党成立后，在“台独”分子的推动下，一步步走上“台独”之路，最终蜕变成“台独党”。
　一、美国提“自决”图谋台湾　民进党借“自决”意欲参政 　　
　二、公开主张“台湾主权独立”　民进党逐步陷入“台独”泥淖　　
　三、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　民进党变成了“台独党”　　
　四、走向“台独”的大陆政策　民进党玩起“鸵鸟主义”　
　五、“台独”成为执政瓶颈　民进党寻求务实转型　　
　六、民进党转型步履艰难　“台独”本质注定“转型之痛”　
第三章　“由下而上”策略凑效　快步走上执政之路　　
　民进党向国民党展开夺权斗争，遭遇过挫折，但累积了实力，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民进党政治明星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败给了马英九，却向更高目标迈进了。
　一、实施“由下而上”战略　迈向漫漫执政之路　　
　二、企图争夺执政权　民进党连选连败　　
　三、赢得县市选举　迎向全面执政　　
第四章　陈水扁“渔翁得利”　民进党仓促上台　　
　国民党鹬蚌相争，民进党渔翁得利。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和其他独立参选人，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实现了从在野到执政的飞跃。
　一、从知名律师到台北市长　陈水扁其人其事　　
　二、从“第一才女”到桃园县长　吕秀莲其人其事　　
　三、民进党内提名斗争激烈　陈水扁“超人气”如愿以偿　　
　四、国民党闹分裂　陈水扁得大礼　　
　五、 李登辉“两国论”为“台独”解套　大地震致陈水扁选情告急　
　六、借“兴票案”起死回生　陈水扁选情又上扬　　
　七、波谲云诡的选举冲刺　台湾政坛“口水”满天飞　　
　八、李远哲临门一脚　陈水扁柳暗花明　　
　九、极力淡化“台独”色彩　形塑“台湾之子”形象　
　十、“弃保效应”发酵阿扁侥幸胜出　台湾政坛首度出现政党轮替　
第五章　绿色执政风波不止　政党恶斗没完没了　　
　“国防部长”唐飞出人意料担任“行政院长”，让人跌破眼镜。100天后，唐飞又闪电下台，再次跌破人们眼镜。围绕“核四”是否停建，台湾朝野上演恶斗大戏。
　一、“国防部长”出任“行政院长” 陈水扁图谋一箭多雕　　
　二、跨党儒将被迫辞职　阿扁立足稳定得逞　　
　三、民进党全面执政　台政局风云激荡 　　
　四、“少数政府”先天不足　弱势执政困难重重　　
　五、“核四”停建看美国眼色　陈水扁如临深渊　　
　六、陈水扁玩弄两面手法　连战受骗上当　　
　七、国民党发动“罢免案”　陈水扁道歉忙灭火　　
　八、朝野恶斗看过来　“罢免案”隐忍不发　　
　九、“核四风波”落幕　民进党没完没了
第六章　执政无能声望下跌　台湾民众希望破灭　　
　民进党上台执政，政局混乱，朝野恶斗，经济衰退，两岸关系恶化至战争边缘；各派势力相互角力，台湾政坛实在太乱；民进党声望步步下跌，民众生活步步惊心。
　一、陈水扁传绯闻　吕秀莲不曾说　　
　二、民进党执政乏善可陈　台湾民众几近绝望　　
　三、各派势力相互角力　台湾政坛群魔乱舞　　
　四、民进党清廉形象破功　快速走向黑金之路　　
　五、“三大选举”平分秋色　民进党声望步步跌　
第七章　“台独”嚣张末路狂奔　两岸关系濒临绝境　　
　陈水扁鼓吹两岸“一边一国”，陷两岸关系于危险境地。继之在“文化台独”和“法理台独”上一路飙车，造成两岸关系严重紧张。
　一、陈水扁“独”步迈进　“一边一国”惹风波 　　
　二、“渐进台独”动作不断　“文化台独”用心险恶　　
　三、“法理台独”手法翻新　“台独”冒险难逃失败　　
第八章　“两颗子弹”保住陈水扁宝座　民进党权力腐化快速堕落　　
　神秘的两颗子弹会拐弯，至今谜底难以揭开。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获得了连任，但其正当性广受台湾民众质疑。民进党腐化堕落，集体贪腐触目惊心
,陈水扁的“公务机要费案”更是引发了 2006年“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重挫民进党。
　一、蓝绿攻防你死我活　 最后赌注阿扁疯狂　　
　二、“两颗子弹”逆转选情　陈水扁险胜获得连任　　
　三、民进党权力腐化快速堕落　“百万红衫军倒扁”席卷台湾　　
　四、“吸金黑洞”官商勾结　掏空公库吃相难看　　
第九章　走下坡败象显现　失民心狼狈下台　　
　民进党弊案连连，清廉形象荡然无存，几次选举，连选连败。2008年的台湾“大选”，民进党更是输得难看，惨败下台。
　一、“立委”选举席次下降　民进党开始走下坡　　
　二、“三合一”选举惨败　陈水扁提前“跛脚”　
　三、陈水扁被迫宣示“放权”　民进党内政治生态转换 　　
　四、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打成平手　 民进党止血疗伤企图再起　　
　五、“立委”选举再次惨败　 民进党输到“脱裤子”　
　六、民进党“大选”惨败　 失民心狼狈下台　　
第十章　陈水扁世纪弊案内幕大揭秘　民进党跌入谷底能否东山再起　　
　陈水扁家族弊案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接受台湾民众的审判。民进党固守“台独”立场，2012年“大选”再次败北。未来能否东山再起，尚待观察。
　一、瑞士揭秘“洗钱弊案”黑幕　 陈水扁无奈退出民进党　
　二、扁家“洗钱案”曝光　惊醒多少梦中人　
　三、“歹戏拖棚”何以解　“特侦组”兵临城下　
　四、“洗钱案”牵出案中案　陈水扁难逃法网遭收押　　
　五、陈水扁狱中耍宝　十大贱招大揭秘　　
　六、“特侦组” 起诉陈水扁　扁家现出贪婪原形　　
　七、揭秘“四大弊案”内幕　撩落扁家贪腐神秘面纱　
　八、陈水扁继续羁押　 狱中表演令人厌　　
　九、吴淑珍“认罪”引发“珍”风暴　陈水扁庭审攻防有哭有笑　
　十、一审重判大快人心　阿扁玩法罪有应得　　
　十一、阿扁硬拗负隅顽抗　玩弄手法企图脱罪　　
　十二、二审改判大逆转　阿扁还押看守所　　
　十三、三审定谳终伏法　陈水扁被判入狱　
　十四、陈水扁变成贪腐符号　扁家弊案侦办大事记　　
　十五、从风光无限到分崩离析　 陈水扁家族兴衰蜕变录　　
　十六、民进党被阿扁捆绑，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十七、民进党 2012年“大选”挫败　未来能否东山再起

第一章　民进党突袭成立　国民党宽容默许
　　民进党的成立是党外势力同国民党多年抗争的结果；也是民主与专制矛盾、省籍矛盾、统“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民进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突然宣布成立，不成想侥幸获得成功。蒋经国迫于台湾民意，采取宽容政策，默许了民进党的存在。
　　一、从“中坜事件”到“美丽岛风暴”　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不止
　　民进党的前身是被称为“党外”的政治势力，在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压制下，始终难以形成气候。1960年，党外自由派人士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曾尝试组织一个反对党，但遭到失败。之后，台湾进入了被称为“政治冰封期”的
60年代。经过60、70年代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外势力也随之走上台湾政治舞台。他们通过创办政治刊物和参与选举，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倡导言论自由和西方式民主政治，并积极参与各项地方选举，动员群众，发展组织，扩大影响，积累政治资源。在
1977年 11月举行的县市长和省市议员选举中，党外势力取得空前战果，从而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地方选举中发生的“中坜事件”对党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坜事件”的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两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单就他的政治背景而言，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977年 11月 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
1318个席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 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 10时 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
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但当时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
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
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第一次公开展示实力，对国民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对党外势力则是一次巨大的鼓舞。
　　“中坜事件”也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 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 30%的选票。其中 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
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 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
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 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
1978年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势力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
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 11月
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可以说是集历年来党外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之大成。
　　11月
24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康宁祥出任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由施明德任执行秘书兼发言人。在“助选团”的总策划下，党外候选人发动了凌厉的文宣攻势。
　　正当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闹得热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际，接连出现几件与“助选团”有关的大事，给“助选团”的活动压来片片乌云。
　　“中山堂事件”：1978年 12月 5日，党外势力的各派代表人物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有
500人参加的集会，决定加强配合，协调行动，组织统一的“党外人士助选团”，统一竞选政见和标语口号，力争夺取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胜利。这是台湾党外势力近
30年来的首次大团圆式聚会，也是台湾党外运动第一次统一协调各自的行动，标志着台湾党外运动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
　　但当会中唱歌时，司仪别有用心地提议，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三民主义，吾民所宗”，引起前来观阵的国民党人士劳政武带头起来抗议，争吵后双方大打出手，此事即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后，台湾党外集会，便不再有唱“国歌”的仪式。这种明显地把政见之争赋予“台独”色彩的举动，既有违台湾民意，也是作为政治人物所应忌讳的。
　　“停止选举事件”：1978年 12月
16日，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访问敲定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并且中美两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时。刚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湾进入非正常时期，一切群众性游行、集会一律禁止。停止选举，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就是如果此次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选举，趁机先停止选举再说。
　　“国是声明事件”：对于停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事，党外表示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各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已有６年余，现今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对台湾的生存并无立即而直接的影响，要求从速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12月
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在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后，又在“助选团”总部集会，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
50余人，共同签署“国是声明”，再次重复了
12项共同政见。由上可见，“助选团”与政党只是名称上和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是为“戒严令”所不允许的。所以说“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
　　“余登发被捕事件”：1978年年底，台湾“立委”选举因中美建交而中断。由于选举的停止，使党外势力参与政治的渠道突然受阻，于是这股强势的力量在余登发的带领下，走上了街头抗争的发展之路。1979年，台湾的党外运动基本上是以室外集会、街头的群众运动为主要运动方式，这在国民党败退台湾
30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在是否中断选举问题上，党外运动最初的倡导者黄信介与康宁祥有分歧，并涉及以往的一些矛盾，黄、康二人难以再共同出面统合党外势力。于是，党外部分核心人物便找到高雄地方派系的龙头老大、曾单枪匹马竞选高雄县县长的党外大佬余登发。余登发欣然允诺，愿意出面整合党外势力，重振旗鼓，再行创业之路。
　　余登发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一位奇人。他专门喜欢与国民党当局作对，他不贪财，为人正直，为官清廉，颇受当地民众的尊重。1951年，台湾实施地方县市长选举，余登发连选几届，都没有办法与国民党的提名人抗争。但余登发并不气馁，他在揭发、批判国民党选举和执政中弊端的同时，再次披挂上阵，参加第四届高雄县县长选举，一举击败国民党的提名人，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党外民选县长。
　　余登发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草莽性格，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余登发曾多次因“攻讦政府”、“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项罪名，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入狱。但这位老先生依然不改初衷，最令人感慨的还是他始终坚持的“中国一定会统一”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台湾独立，不论新式的还是旧式的，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很明白的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应该统一才对。如果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我认为是得不到国际承认的，同时又要在历史上留下背祖的臭名，这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台湾将来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和大陆统一起来，我们不能背祖，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我相信这一点。”
　　可惜的是，余登发的国家统一观并未被后来的党外人士所继承。
　　重新集合在余登发周边的党外人士，想借为余登发庆祝 75岁生日时，再行聚会，决定在 1979年 1月
29日，从台北出发做环岛性的“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国是声明”。2月
1日，再到高雄余家举行“党外大会餐”，预计到时有近千名党外人士参加。岂料在 1月
21日，余登发、余瑞言父子却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之名，抓进了警备总部。
　　余登发被捕的第二天下午，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邱连辉、黄顺兴、王拓、陈鼓应、张春男、施明德、杨青矗、姚嘉文、周平德、邱茂男、何春木、陈婉真、陈菊、曾心仪、艾琳达、林景元、郭一成等党外人士，齐集余登发的家乡——高雄桥头乡，以步行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余氏父子。他们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后，第一次出现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党外人士又推举黄顺兴、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试图营救余氏父子。
　　1月
30日，黄信介宣布：“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已更名为“台湾人权委员会”，黄信介自己为主任委员，施明德为总干事。
　　由于许信良参与了一连串的抗议、示威等活动，台湾省政府奉命宣布：“桃园县长许信良，于本月
23日擅自前往台南及高雄地区，为余登发被捕事件游行，废弛县长职务。”4月
20日，台湾“监察院”通过许信良弹劾案。许信良最终被处以停职处分。
　　许信良被停职后，5月 26日党外人士举行“许信良生日晚会”，声援许信良，晚会吸引了 2万多名群众参与。
　　6月
2日，“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成立。联谊会成立后，举办了多次演讲活动，使党外势力的声音在台湾政治生活中始终没有消失。
　　“党外刊物查禁事件”：党外势力在准备原定的
3项选举中，除成立“助选团”这一松散政团以外，在宣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利用《夏潮》《这一代》等刊物，利用竞选传单和大字报、小册子，大搞文宣攻势。陈鼓应还在台湾大学门前的竞选总部旁竖起一道“民主墙”，专贴党外人士所写的宣传政治主张的大字报。另一位国民党籍人士则在民主墙旁边竖起一道“爱国墙”，进行大字报论战。所以
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1979年
1月 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1979年 3月
1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物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这就是台湾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美丽岛》杂志创办于 1979年 8月
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
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
70多人。《美丽岛》以社委的形式组成，网罗了全台湾的党外人物，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其实质已初步形成了政党的雏形。当时，《美丽岛》被视为党外运动的机关刊物。
　　《美丽岛》全盛时期每期发行达 8万多份，并在全省建立了
11个办事处。这时党外势力的领导人已从早期的台籍人士过渡到后来成为民进党领导人的“美丽岛时代”，为后来民进党的成立奠定了人才基础。除了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等当事领导人，还涌现出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尤清等年轻辩护律师，为党外补充了新鲜血液。掀起了台湾党外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 9月
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
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
9月 8日出版的第一期《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
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另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但台湾党外势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1979年
12月，《美丽岛》杂志不顾国民党的阻拦，强行在高雄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招致国民党的镇压，这就是“美丽岛事件”（又叫“高雄事件”）。党外势力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实力受到极大削弱。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 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 12月 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佬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
5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 12月 10日下午
6时至 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
3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 10日下午
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
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 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 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 47人，警察
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内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 12月 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 2月 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 152人，其中
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 61人。在平息高雄动乱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
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动乱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压动乱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动乱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动乱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在“美丽岛事件”善后问题上，蒋经国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一是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美丽岛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二是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佬余登发“交保就医”；四是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示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 2月
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美丽岛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
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3月 18日上午 9时，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 9天。4月
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
14年徒刑，褫夺公权 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 12年，褫夺公权
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申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 21日至 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 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 6年徒刑，还有
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美丽岛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 2月
28日，被列为“美丽岛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母亲、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害，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美丽岛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美丽岛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二是“高俊明案”。逃亡 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 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
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已存在 100多年，有 960多个分会和
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
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
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
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 7年，林文珍被判刑 5年，余下的 7人各被判刑 2年。
　　“美丽岛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美丽岛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
　　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党外势力的主要对手，是强大的执政的国民党，所以许多人都在刻意回避统“独”问题。但那时，统“独”问题已经存在。一位当时从美国回台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朋友谈及《美丽岛》时，称它本来就是在宣扬“台独”。但也有人说，在《美丽岛》编辑成员中，主张统一、主张独立的都有，但是那时谁也不愿意为统“独”问题伤及对方，更不愿意让这个问题损害党外势力内在的联系性。不论当事人事后如何去认识、分析，《美丽岛》创办初衷确实是为了针砭时政，聚合党外势力，为开拓党外势力的政治空间，争取台湾民众支持而创立的。统“独”问题并未成为当时党外势力关心的重点。
　　“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美丽岛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