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中国经济的危与机_李克_9787010127064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并有望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在GDP增长的背后，越来越多的问题凸显出来。如何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如何超越世界工厂阶段？作者直击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完成产业链的升级，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一机会，完成从低级生产向中高级生产的跨越。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留学海外多年，且在日本教学，因此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运用中日、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比较的方式，力图为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

“中国梦”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其中虽然不乏风风雨雨，但是时至今日，其成就还是为世人所肯定与称道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也在不断攀升，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将“世界工厂”作为发展坐标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各级政府主导性的工作思路。
　　作为一个曾经在贫苦、羸弱中苦苦挣扎了上百年的国家，其赶超与富裕的理想和冲动是不难理解的，并且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人的追求和梦想。从晚清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君主立宪的尝试；到五四时期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科学与民主的渴望；直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孜孜追求，其中都折射出中国对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执着。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又一次身处绝境的奋力一搏。国门的打开带给中国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与资金，更为深刻的是让国人看到世界，感受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比较而言，技术的引进与模仿是相对容易的，而制度的学习与模仿却是非常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持续地进入中国，不但直接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极度活跃。据WTO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量30年增长105倍，2009年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9.7％，并且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根据IMF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07年的6％，更于2012年达到约10％（世界第2位）。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6.5％、2001年的11.5％提高到2007年的23.7％和2010年的约40％。如果按照中国年均7％到8％的经济增速和人民币年均升值5％的速度，美国则按照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1.7％，再考虑到美元在未来将出现的长期贬值趋势，根据这些假设条件测算，中国的名义GDP可在2015年内达到美国经济80％左右的规模，人均GDP将接近1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到2020年则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国人振奋，这似乎也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有力的注脚。各种形式的中国招商引资团穿梭于世界各地，构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
　　但问题是，“世界工厂”就是中国的明智选择吗？当我们透过GDP、外贸额（TradeVolume）这些过于宏观，有时也带有误导性的指标，冷静地考核“世界工厂”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民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和福祉时，结果可能就不那么令人振奋了。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含金量到底几何？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专家JohnBenedetto在2012年7月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详细论证了一个既显而易见又容易被忽视的观点：一国与世界的总贸易差额（即官方统计的贸易差额）等于其附加值贸易差额。由于一国与世界的附加值贸易差额是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双边附加值贸易差额的加总，那么如果基于附加值基础上的中美贸易差额要远低于现有官方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这部分缩水的贸易差额必然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附加值贸易差额高于官方统计数据。
　　JohnBenedetto认为，如果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差额占其进口的比重很大，那么中国就必然出口了大量的附加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绝不仅仅是产业链末端的世界工厂！在这一约束下考察我国附加值贸易差额占进口的比重，我们发现该比值由1990年的16％上升为2007年的28％，金融危机以后，该比重又有所回调。从加工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占加工贸易进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48.7％上升为2011年的82.1％，2012年略降到77.8％，但依然位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随着加工贸易企业逐步推进转型升级，我国的出口附加值确实有所上升，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出口附加值的上升既有数量扩张的因素，也有质量提升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RobertKoopman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所占份额由入世前的50％左右上升为2007年的60％。在高科技部门，如电信设备、电子计算机、测量仪器等，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可能不足30％，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国内附加值率是不断上升的，部分重化资金密集型工业（如汽车、工业机械等）的出口附加值率提升幅度较大。
　　因此，近些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很多外资企业将关联配套产业转移到中国，本地化采购占比提高，其中也不乏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事实上，近几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也可以部分反映出这一变化。虽然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的附加值也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附加值，但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走弱，我国的外贸企业也在积极寻求转型升级。从对外贸易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正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世界工厂”这顶帽子还会戴多久，谁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绝对无法长久地依靠“世界工厂”模式。
　　“世界工厂”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OEM）的发展模式。如果作为一种短期性的企业策略或者阶段性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是完全可取的和正确的，因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而要在工艺、产品、技术等方面达到国际水准，就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就是一种短期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世界固然是在走向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到来；相反，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却变得更为剧烈与直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自主的、可持续自生发展和创新的国内经济系统，在今后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将会越来越处于一种被动、脆弱的尴尬状态。
　　建造“世界工厂”固然对GDP的增长具有简单、快捷的功效，而且也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就业和资金等方面的燃眉之急；可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配套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是不能够被跳跃的。即使目前这种“世界工厂”模式可以暂时缓解中国经济中的发展矛盾，但是也可能会由于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而引发更深远和长期的隐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发劣势”。就算是日本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近十几年来的经济持续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制度改革的滞后所造成的。因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我们姑且不论它对环境的大量破坏、对资源的疯狂消耗，以及所对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作为经济发展模式本身，这种当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蕴含的危机和矛盾也应该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对待。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工厂”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忽略了民族工业与品牌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开发与提升，对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和不确定性。同时，“世界工厂”也无法让普通民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我们暂且不论招商引资与代工、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也不必深究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仅从模式本身所导致的结果，就能发现老百姓的生活收入并没有得到与GDP增长同比例的提高。
　　然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确实是提高GDP的快速手段，也可以称作“GDP情结”、“增长速度情结”。如果能引来几个大型外国企业，GDP就能够马上提升，紧接着地方的各项经济指标、贸易额等数据也会提升。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招商引资是非常有效、快捷的一个方式，特别是GDP增长情况也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的主要评估指标之一。20世纪末，招商引资曾经达到白热化，当时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就是中国的招商引资团。尽管近年来这种招商引资团的规模正在缩小，但仍然是各地政府的发展工作重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工厂”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和隐患。因为“世界工厂”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此过程中逐步丧失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对技术和行业标准的话语权、对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更谈不上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力了，最后沦落到全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的境地。
　　因此，在我们追寻中国梦的今天，应该明确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中国梦”；国富民不富不是中国梦。当然，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瓜分国有资产，改变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应该首先确立对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都加以保障的原则。经过三十多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GDP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2。然而，中国同期人均收入全球排名只有第120多位，远远落后于国家总量财富排名。此外，中国还存在财政收入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国有资产膨胀更快等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从2005到20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速13％，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复合增速高达21.9％。截至2011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85.3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9.17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4.3倍和3.5倍。经济发展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当政府占有的公有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居民的消费和私人投资被挤占之时，其财富增长必然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就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的效率而言，私人部门投资除了在快速形成规模经济上可能逊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之外，大部分情况下私人企业运作的效率都高于公有企业。从财富创造的终极目标来讲，大部分公民的消费需求毕竟都是通过个人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所以社会财富也应该更多地向私人部门倾斜。如同政府和公共管理机构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公有财富和国有资产的关系也应该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如果公有财富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公民创造福利，甚至会从本质上沦为官僚阶层的私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
　　当然，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并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瓜分国有资产，因为任何一个阶段不尊重既定产权关系，都会为下一个阶段更不尊重原有产权留下隐患，最终陷入“产权改革陷阱”。改变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应该首先确立资产和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从增量入手，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从要素供给贡献和要素边际报酬出发，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刺激民营经济大发展。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5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确保国家财富的长期增长。在确保财富总量和民营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供给端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5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这些收入分配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制定新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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