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_谭元亨_9787010131719

明、清二朝，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为开拓国际贸易求新求变，独领风骚，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然而，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多次大火，终于让他们在一片毁誉声中最后寂灭。
　　而他们的后人，也不再有谁重操旧业。
　　重新认识这批民商的历史价值，破译他们的行为以及心理深层的“密码”，对今日的改革开放不无借鉴意义。为此，谭元亨编著的这本《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对这一段近古史，予以了“还原”……

这里不想过多渲染兴王府的宏大、辉煌与豪华，我以为，刘岩等三代国主，是必也吸收了海外诸如阿拉伯、南亚的建筑风格，使之更美仑美奂。
　　然而，正是后主刘晟为了娱乐，居然“益得志、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赞以兵和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不知先祖正是靠海上贸易发达起来的，自毁国纲，加上苛政酷刑，人心丧尽。于是，宋兵南下，人心思变，广州的百姓，把每家必备用以盛水的防火桶称为“宋一统”，表示民心向宋，这一来，南汉国的王气也就收尽了。
　　南汉国，在诸多史学家的笔下，似乎不值一谈。
　　一部通史，每每都几笔带过，甚至编年史上，有时都找不到，“五代十国”，只见五代，而不见十国。可见南汉国处于一个何等微不足道的位置。
　　也许它的命太短了，才短短50年，凭此，就够给史学家诟病的了，这么短命，如同秦、隋，只有贬的份，哪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呢？就算是教训，也都不足挂齿。没有谁会对一个短命的王朝产生多大的兴趣——史学家们历来也躲不过“趋炎附势”的习性。
　　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那么，深层又是什么？无论南越国还是南汉国，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左右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们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影响，再大也是有限的，无非梁启超所言，鸡肋一根罢了，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史家的视线，远远到不了这南蛮之地，无论你再自以为是也没用。地缘政治，也就决定了它们在一部中国史中卑微的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再者，南汉国以商立国，本身就背离了中央帝国的立国之本。的确，虽说唐代儒释道均为国教，但贯穿2000多年的治国思想，还是道德至上，仁义至上，这是农耕文明所产生亦所依赖的文化传统，几千年定位不移。一个偏安一隅的蕞尔小国另搞一套，本身已大逆不道了。公正严明的史笔，岂可为它多著一字？长期以来，我一直呼吁对南北朝时期的广东，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广东，多加力气予以研究，是痛感这两段时期里，对南方历史的发掘实在是少之又少。南越国因有一个南越王墓被发现，到底还出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有相当分量的著作，可南汉国呢？迄今尚未见有什么研究专著出现，甚至连几篇像样的论文也找不着。最多，是对当年的兴王府建筑有点兴趣。可兴王府早已灰飞烟灭了。
　　时至今日，我仍不时在当年兴王府即整个广州的地面上寻找它的遗迹，可除药洲残址外，当说一无所获。当初偌大一个富贵王朝，留给后人的莫非只有一个幻影么？人们只能从片言只语的记载中，去重构这样的幻影么？然而，有谁会认为，正是这个短命的王朝，给后来的大宋帝国以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其经济政策及立国思想，宋神宗这位著名的皇帝，都迫不及待地要总结南汉国的经济建筑的经验，颇为惊人地归结为“笼海商得法”、“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令臣子们好好反省。
　　宋代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包括大兴水利、大开海道，无疑都是得益于南汉国的启示，从而让整个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超过盛唐的几倍，使这么一个军事上颇为懦弱的王朝，无论怎么赔款也照旧富得流油……而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应是从此开始。
　　一个近代的中国，似乎已在孕育之中，而毋需以明代屯门之役，由冷武器转换为热武器交锋为界限。很遗憾，时至今日，尚无人好好去研究——南汉国如何“笼海商得法”，从里“内足自富”的呢？进而言之，从哪里切入，去研究南汉国的富国之路？而这富国之路，得益于怎样的经济政策？海洋政策？……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其意义当超出国家。“以商立国”，这是不少发达国家的国策，连前美国总统柯立芝也宣称过：“AmericanBusinessisBusiness.”（美国的国务就是商务）我们今天也认为：无商不富。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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