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海洋战略_人民出版社_9787010140322

乔尔根·舒尔茨、维尔弗雷德·A.赫尔曼、汉斯 -弗兰克·塞勒编著的《亚洲海洋战略》立足于21世纪亚太地区海洋战略发展趋势，对影响亚太地区海洋战略格局的四组战略力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全书不仅从宏观视角探讨了21世纪亚洲海洋冲突与合作、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研究了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海洋战略、俄罗斯海权战略与实力的反差、澳大利亚的有限海权目标，评析了中国海军战略转型、日本海洋立国政策、韩国的海洋利益诉求，梳理了东南亚所有濒海国家的海洋政策，点评了印度区域性海洋强国战略、巴基斯坦海洋战略选择、孟加拉国的海权弱势，而且指出了海上交通线和海上战略要地对亚洲各国未来海洋战略的影响，提出了在中美俄日印等当代和未来海权大国战略影响下，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发展中等规模海权的战略选择。

《大国海洋战略译丛：亚洲海洋战略》：
　　韦格纳认为，在制定海洋战略的框架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优先考虑海上战略要地。因此，海军舰队只有与海上战略要地建立关联，才能成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两者是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之一较弱，那么整体的海上力量也就必然会弱。因此，侵略性的海洋战略首先就是要使敌方的海军舰队或是敌方对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减弱，甚至微不足道。可以通过摧毁敌方舰队，或者使敌方无法利用其海上战略要地的优势。
　　争夺制海权的目标指向以下几方面：敌军的海上资源、战略要地和商船。由于公海的国际地位及海上自由原则，海权的行使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韦格纳称之为“非战时期”）都达到了极限。海权不能直接被行使，而是通过演习的方式，于是和平或危机时期与作战时期的海军力量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和平或危机时期，关键问题是要通过向外界展示一国海上力量的潜力，以此来实现某种政治上的影响。就海洋战略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国必须表现出决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美国学者、军事战略家科林·格瑞所著的《后冷战时代的海军》一书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的岁月，海军的战略性价值是什么？格瑞指出，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的特征是无序性、不确定性，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区域性的紧张局势和危机。因此，海权的战略性价值就由以下三点决定，这三点也是一国海军必须具备的：
　　1.应对全球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的威慑力和相应的准备。
　　2.应对地区冲突的威慑力和有备无患的状态。
　　3.支撑一国外交政策的相应准备。
　　为完成以上任务，海军舰队必须具备条件和能力，使其在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突中都能够有获胜的把握。而在海洋战略中，在政治上澄清海军将同时应对多少区域性危机的问题十分重要。
　　此外，认清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者在一国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开战后攻击敌方的军事重心是很有必要的，纯粹的海战能直接对陆战产生影响的事件几乎不存在。要想最终击败敌方，必须使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相结合。只有陆军和海军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格瑞强调的另一因素是自由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性。一旦拥有能力利用海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能通过海洋这个高效率的通道来运输物资，或者设置屏障以阻止他国对海洋的利用。因此，无障碍地利用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关系到一国的繁荣发展。关于20世纪90年代海军的战略性价值的另一思考则源于战争的几个方面：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在外太空，及其在电磁领域。
　　格瑞将空间力量与空间控制作为海权和海战纵向维度因素的重要性与100多年前出现的电报的重要性进行对比，然后他强调海陆空三军之间是直接相互依存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彼此联系，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是无法全面控制海洋的。同时，空中力量单方面也无法击败敌军并取得胜利，还需要陆地力量的协助。同样地，陆地力量也需要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来确保后方的支援与物资的供应，如此才能持续作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格瑞指出，海陆空三方力量需要坚持团结的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合作。自从海军上将韦格纳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后，各国的海军发展已取得技术性进步。而格瑞的贡献就在于，他看到韦格纳的研究成果，与战略性地理位置和海上战略要地在获取制海权方面的重要性具有高度一致性。他认为，只有控制了海上战略要地，才能在海上战场上行使制海权。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格瑞指出制海权充当着推动剂的作用，无法直接促成战争的胜利。但是，拥有制海权就能够为人力资源和物资设备的运送畅通道路，从而获得远程陆战的能力。格瑞认为，能够将陆地、空中和太空军事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制海权是一国执行全球政策和战略的有效工具，可以连接各洲，维护联盟团结一致，使该国自身的陆军力量和海军力量能够进行远程陆战，攻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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