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背景下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与诠释》以对世界史的研究为基础，以中西史学比较与诠释为中心，汇集了作者长期从事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对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成果，《世界史背景下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与诠释》体现了作者由浅入深，力图中西融通，史哲融为一炉的现代学术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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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种反思，或者是后思；克罗齐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上述大家都强调的是历史的研究与现代的人们，与历史学家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关系，其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过去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历史学家有个人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就曾说过，“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其实这一观念对于这本书稿而言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是我对世界历史，对中西史学比较，对诠释学与中西史学比较的关联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自己历史观念的产生和深化的过程。正如柯林武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我是1979年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专业的，刚开始对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多少想法，只是对历史有兴趣，当时所设想的蓝图就是毕业后像我的恩师一一中学历史老师薛竹林一样，到中学去做一个好教师就可以了，因为自己读的是师范大学嘛。那么，什么是好的中学教师呢？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只要能给学生讲好课，受学生欢迎就可以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大学的学习任务就是全力学习中学生所不知道的历史知识，使自己有一桶水，然后再给学生一瓢一瓢地舀。总的来说，当时我所认为的高校学习相较于中学的学习而言，最主要的差距就是知识总量的增加。
但入学后的实际情况对我的思想却有很大的触动，甚至有不适应之感。因为上学后所接触的大量的知识和我原先设想的有很大出入。记忆很清楚的就是入学不久，系里搞了一个教师学术年会，让同学们去旁听，在报告会上看到诸多学术名家，如朱本源、胡锡年、斯维至等先生们依此上台，对自己的议题进行阐述。当时的感受就是多位先生所讲的内容都很高深，自己没有听懂多少，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先生们所讲的许多内容都和自己原先所了解的知识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内容不但和中学教材的观点相对立，就是和大学教材的观点也相去甚远；后来还有学校里组织的许多学术报告，做报告的名家都在讲述自己长期的研究心得，用各种方法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努力想使学生们避开们以往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的误区，用心良苦。
王成军，1960年生，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人类起源的论战》、《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等。主要论文有：《论妇女在由群婚向对偶婚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摩尔根的蒙昧低级阶段说及其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意义》、《论诠释学对现代中西比较史学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中西史学比较得以可能的诠释与再诠释》、《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等50余篇。
丛书总序i
自序v
第一编中西史学比较的实践与探索1
同际长安学的史学比较理论探析3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15
论理性主义与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嬗变23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37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巾的历史比较57
“普世史”与《史记》通史观念之比较75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86
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94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观念之异同105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异同110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119
“问题史学”视域下同际长安学的产生和理论建构134
修昔底德斯和司马迁史学思想之比较155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172
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统一——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186
在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197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214
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227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恕246
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司马迁的人文观257
第二编诠释学与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建构267
论诠释学的理解与史学比较的关联与互动269
论诠释学对现代中西比较史学的影响278
论诠释学对现代中西比较史学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288
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观及其在中西史学比较巾的价值304
中国世界史主体意识的现代诠释319
中西史学比较得以可能的诠释与再诠释327
第三编原始社会史研究347
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说与原始社会史研究349
恩格斯的蒙昧低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的低级状态学说之探析358
论妇女在群婚向对偶婚转变中的作用370
论摩尔根蒙昧低级阶段说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382
木器先于石器说中论394
笫四编教学心得与体会401
学习探索.再学习.再探索403
学习写作毕业论文方法漫谈408
训练写作的基本方法414
附录417
《世界史背景下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与诠释》：
首先，从现代史学理论来看，比较史学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正确揭示了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之中所存在的客观的内在联系。这种客观联系集中表现在，纷纭多姿的历史现象之间是通过“同”与“异”联系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细密的历史系统。同时，必须指出，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视域之下，对“同”与“异”的发现和探讨不但是建立在客观事物的运动基础之上，而且也与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有着重要关系，并通过我们的历史思维，对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加以理性的探讨，进而形成一种历史的认识方式——比较认识。这种比较认识方法的特点在于运用“同”与“异”这一对认识范畴，去探讨历史进程中历史现象之间存在的某些相同性或统一性，并在相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历史现象之间的差异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同”与“异”的内容之后，历史比较还特别强调要着力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客观而真实地揭示不同历史“同”与“异”现象所产生的深沉而厚重的历史原因，从而紧紧地将这种与我们现实相关联的历史比较研究建立在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而不是之外。因而从观念上来讲，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将历史的古今结合起来的历史研究，在具有突出的共时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用马克·布洛克的话来讲，历史研究的要义在于既要以今知古，又要以古知今。因此，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成为比较史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归根结底，比较的历史研究是一个与现实相关联的历史性的比较研究。
其次，在国际长安学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比较史学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关联尤为凸显。不言而喻，长安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国际性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它首先是客观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历史性的态度。换言之，我们不能基于自身的主观想象去探讨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方法，相反地，我们应从长安国际性的历史进程中去了解其所存在的“同”与“异”之间的历史关联，并从这种真实的“同”与“异”之间的历史关联中去探讨其赖以存在的复杂而多样的历史原因；当然，对这种“同”与“异”内在关系的探讨，不仅是要着眼于长安国际性历史的产生原因，还要考虑到这种国际性长安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更要考虑到国际长安学历史发展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还必须把这种结果与现实存在的重要问题结合起来，最终将这种历史关联建立在古今相通的坚实历史观念基础上。毫无疑问，发生在古长安历史土壤之上的国际长安学的历史内容，从时间来讲，它是由源远流长、古今紧密相关的重大历史现象所组成的历史长河；从空间来讲，它是由驳杂多变且相互影响的内容所构成的多彩历史画卷。这一切，不仅提供了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也为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必要性。由此看来，在此基础上的历史比较研究，其“同”与“异”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将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的历史认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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