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郑州地区考古大发现接二连三，令人眩目，使人震撼。这些大发现颠覆和更新了人们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认知，重构了中国上古史，有17项成果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大发现：郑州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纪实》请参与这些大发现的考古工作者以文学的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记述他们所经历的非凡过程，讲述围绕考古大发现所发生的精彩故事。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和曲折传奇的经历，可以分享考古过程中那些让考古人喜怒哀乐的故事是如何妙趣横生，可以看到地层深处的历史文明如何在考古人的手下重放异彩，可以感受风餐露宿于酷暑严寒中的考古人怎样实践对事业的忠诚，可以重读郑州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领略郑州先人的奋斗与创造以及他们怎样演绎谱写了中华早期文明。《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大发现：郑州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纪实》融专业性和通俗性于一体，既可让考古工作者读到考古报告中读不到的广阔内容，又可让考古专业以外的大众读懂和了解考古事业。
《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大发现：郑州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纪实》适合文物、考古、历史、博物馆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供广大文物考古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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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大发现：郑州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纪实》：
寻源追踪
1960年，新郑县文化馆调来了一个叫薛文灿的年轻人。在进行业务和资料交接时，他看到了文化馆里收藏的几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种形状奇特、用途不明的器物立刻引起了薛文灿的好奇。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各地，无论城乡，人们只做两件事，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1964年，全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位于中原大地、嵩山山麓的新郑县内也在积极平整田地，蓄水抗旱，提高粮食产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一块块的高地被人工挖低，土中秘藏的物品也终于能在数千年后重新沐浴阳光。仅仅在1965年一年，裴李岗周围就出土了十多套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组合。这时又有声音说了，平整土地是举国参与的大事，为什么在新郑，特别是裴李岗附近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石器呢？这是不是美蒋反动派为了搅乱我们的举国运动进行的破坏呢？甚至有人在看了谍战剧以后受到启发，认为石磨盘可能是一个经过伪装的反动电台，是国民党溃退台湾前留下的。
质疑声中，文物工作者们顶住了压力，对石磨盘的接收和入库仍在平静地进行着，人们距离石磨盘的真相又进了一步。
1972年2月29日，石磨盘登上了《河南日报》第四版，与六七十年代被发现的其他文物一起，向全省乃至全国人民展示这一时期河南文物战线上的工作成绩。这次的登报不但是它的初次亮相，也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出现在报纸上的石磨盘是1965年在新郑西河李村出土的，石磨盘的图片下附有文字介绍，介绍中把石磨盘认定为原始社会晚期的遗物，具体用途为碾压谷物的生产工具。
石磨盘在媒体上初一见世之后，对它好奇的人便迅速从新郑一地扩展到了全省甚至全国。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国家文物局举办了一期新发现文物的海外巡展，所选取的多为“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生产建设中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精品。新郑县文管会交送的展品就是一套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组合，确定展品名录之前每一件送展的文物都要经过严格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综合评估，结果北京的专家们也提出了石磨盘与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器物不相似的问题。出土地点和时代不明晰的缺陷严重影响了石磨盘的学术可信度，将不适合承担海外巡展的任务，国家文物局子是责成河南省文化局与开封地区文化局、新郑县文化馆对石磨盘的年代和文化类型进行再调查。
由省、地区、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第一时间来到裴李岗周边，爬高岗、下断崖，在双洎河北岸的边边沿沿奋力找寻与石磨盘有关的蛛丝马迹，但经过几天的踏查走访，调查小组什么都没找到，只能无功而返。由于不能证明石磨盘的出土地点和时代，这套展品遗憾地被退回新郑文化馆，失去了出国展览的机会。
这时，乡间又有了传言：石磨盘显然是有灵性的神物，你看，想找它的时候累死也找不着，等它自己想出现的时候，才会被人们发现。
原本为国争光的文物竟然因自己的工作不到位被退还，这一事件成了河南文物界的耻辱，新郑文化馆的员工也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石磨盘的时代和文化类型调查清楚，不但让它们能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展览的机会，还要让人们对它的前世今生有一个详尽的了解才行。这一个雄心壮志的建立，基于他们对文物工作的热爱，更是来源于他们对新郑地区文化资源的信心。既然新郑在历史时代可以有辉煌的过去，为什么就不能拥有灿烂繁荣的史前文明呢？特别是石磨盘出土的集中地点裴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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