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2：古代北西中国_姚大中著_9787508089546

　　《古代西北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
　　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第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长城的最初性格— — —国境线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问题是：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陆续建筑从梅因兹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个答案与中外学者的另一个共同的问题：长城非秦始皇所“ 造”，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长城既非秦朝始建，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但是，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此其一；其二，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便是说：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依此了解，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而且恰恰相反，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事实上，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主要还是汉人自己。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但是，胡人压迫的危机，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相反，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胡人侵略汉人，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 “ 胡化” 最热心的赵国，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也全夺自北方胡人。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 “ 北河” 之地，以后于秦国进行 “ 中国” 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 “ 河南” 与今日的河套。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这个标志，便是长城。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也即在此，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前引《史记》匈奴列传两见 “ 拒胡” 字句， “ 拒胡”（拒绝胡人）迥非后世所谓 “ 防胡” “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拟，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与秦始皇本纪中 “ 斥” “ 逐” 相呼应。最初的长城，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

——军事的，也是政治的。长城国境线性格，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非常重视国境观念，是其特征。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如：“ 皇帝之往，存定四极” ，以及 “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意思是说：一统的完成，国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已到达了 “ 极” 。四极之中，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另两个方向，便以长城— — ——人为的国界线为界。秦朝大长城，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 “ 中国” 与 “ 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主持者便是蒙恬，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 “ 极” 的构想。大长城的所以为 “ 极” ，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长城以外，断然放弃，长城以内，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 “ 中国”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 “ 中国” 以内，以供汉族利用，则相对而言，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事实上，长城之为 “ 极” ， “ 极” 的本身意义，便代表了限制。所以，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关于后者，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一方面，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私越长城线，罪名等于叛离中国，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设定一个界限。四 “ 极” 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四极以内，必须车同轨、书同文，相反，这些也以至于“极”为限。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 “ 防胡” 作用的长城影响。事实上，古今长城，不但位置不同，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可谓正确，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那便不恰当了。换言之，长城 “ 防胡” 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当初并非如此— — —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 “ 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汉书》匈奴传上），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一直到匈奴已经服从汉朝的纪元前后，乌珠留单于致平帝的文书中，仍还重申这层意义： “ 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 （《汉书》匈奴传下）所以，无论秦、汉，长城的国界观念同样发达，汉朝长城也便直接继承自秦朝。

但是，秦汉间长城继承，并非一成不变，须注意还是经过修正了的。为什么修正？关系到纪元前二〇二年汉朝建国前后国际局势的推移。

汉朝西长城的增筑，对长城意义转变的关系至为重大，自此而长城显著增大其国防线效用。敦煌长城或汉朝西长城，本质上便是军事开展的产物。掩护行军、切断匈奴—羌族间联系、控制新疆和保护中国—西域间交通安全，主要作用全在于战略性，此其一。其二，长城工事的非限于主线，由线而推展到面，这一特色也以这一段战略长城为最明显。驻防部队瞭望哨性质的 “ 亭” ，更多和更远脱离主工程，被广泛分布到长城线左、右、内、外。《史记》匈奴列传有段说明： “ （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这一类部署，分明已造成长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时，汉朝西方新领土越出长城线以外的现象，也与国境线长城大相异趣。国境线长城的位置必须在领土边缘而非领土以内，换言之，长城线与国境线相符合，附带的意义，又是长城以外无汉人。而敦煌长城，北则居延亭障的配列，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筑，可以使汉族部队由甘肃通过宁夏，沿额济纳河一直推展到漠北，西则自玉门关顺着世界史上著名的丝道北线至于天山，所在皆布防驻屯，国土边界已遥遥超越于长城线以外。这种情形，与秦朝长城，区别极大。

然而，尽管汉朝西长城与秦朝长城间已有区别，尽管西长城已非国境线性质，却仍然不能与 “ 长城防胡” 这个论调混为一谈。因为，这一段长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非只不是防御，相反还是执行前进政策的工具，是战略性的攻势长城。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一世纪以后，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否则，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将无法解释其理由。到 “ 五胡乱华” ，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领导割裂北方中国，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再出现的长城，材料已改用砖，所扮演的角

色，也全然成为 “防胡” 了。

中国史料与所指 “西域” 范围

二千年前中国文献已有提示的古代中亚细亚人种问题，以及白肤色雅利安人时代活跃的商业特征，今日考古发掘收获都予证实，而能完全绘出其复原图，也因了这些中国史料，才对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间地区的历史研究，能予静止的地下实物史料以动态说明。意义特别重大的，这些地区古代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流传，即使文明先进的印度，也向来只有传说而无“历史”，所以认识古代中亚细亚，甚或印度，文字史料不能得之这些国家自身，反而须从中国文献与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中求取，这便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史学问上的莫大贡献。中国古代记录的价值被考古、历史学界共同承认，今日有关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叙述，一般引用文字资料，来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国史料。

古代中国与西方间无形的交通与文化交流，相信张骞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发现，以及汉族中国人开广世界眼界，则都有待张骞。纪元前一世纪初《史记》大宛列传转载张骞关于纪元前二世纪后半“西域”九个国家（大宛、楼兰姑师、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国家性质与人口、武力强弱、民族性、风俗习惯、物产经济及与中国间距离等的报告，由当时人报导当时事，不但当时使中国人西方知识飞跃充实，流传迄今，也成为世界学术界关于中亚细亚历史最早的直接记录。张骞观察力的锐利、记忆的健全、叙述的正确，以及地理推定的恰当，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学者间获得至高评价。

媲美《史记》大宛列传的，是汉朝另一部著作：一世纪后半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广泛转载汉朝西域都护府调查制成有关西域各国土地、山川、户口、兵数、官名、道里远近等统计，所列国家共达五十五国之数，并于今日多能考定其现在地理位置。所以《汉书》西域传乃是自玉门关以西、伊朗以东、印度以北、乌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诸国家，最完整与最精确的一次系统性介绍，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汉书》西域传。而中国诸“正史”记录西域事情，《汉书》所转载的强力统制时代官方调查，也无疑最具权威性。

连接《汉书》所说明时代，是五世纪前半的著作《后汉书》，其西域传所据直接材料出自班勇或其幕僚人员手笔，却不齐全。《后汉书》西域传序文谓：“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可知性质原系《汉书》补充，而非独立著作。但南亚国家与地域的出现于传中，则值得特笔大书。印度或身毒，是纪元前二世纪张骞最早所知地区之一，但《史记》与《汉书》都无专条，自《后汉书》西域传开始以“天竺”之名列有条目，说明：“一名身毒，卑湿暑热，临大水。……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密、胡椒”。

较正史介绍“西域”专门章节更可贵的，是西方大门敞开后汉族旅行家亲身访问的记录。五胡乱华时代中国第一位赴印度求经的僧人旅行家法显，于纪元三九九至四一六年间遍历三十余国而完成的《佛国记》，是遗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游记著作。北魏使者宋云与僧人惠生于纪元五一八至五二二年间旅行西域归来所著，原书虽已失传，但仍有一部分因纪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转载而得保存。到唐朝，又有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于纪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间西行归国所著《大唐西域记》。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地理第一手资料，今日都已享誉世界，为东西方历史学界所熟知。只是，这些著作，记事范围仍都限于中亚细亚与印度，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另一部成书年代较早于玄奘，且记述广达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之交隋朝西域事务专家裴矩所撰《西域图记》，虽非亲身经历，却是东西方商人旅行者见闻的综合成果，内容含四十四国，且附地图，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详细的地理教科书。可惜此书很早失传，仅余序文保留于《隋书》裴矩传，但序文中所述其时到达地中海（所谓“西海”）的东西交通概况与三条国际大道沿途所经国名，今日仍存在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所须注意，自张骞以来，中国人所知晓中亚细亚或西方世界，泛称都是所谓“西域”，并无确定范围指出。换言之，只用以称凡属中国领土以西的地方。

惟其如此，中国今日固与中亚细亚接壤，古代却不然，中间还隔了个新疆。新疆今日是中国一省区，纪元前二世纪张骞以前则否，张骞以后，也很多时间只以保护国姿态归中国支配，而非中国直属领土。所以，在古代，以“西域”概括西方世界时，新疆同样属于“西域”的一部分。

与新疆介乎中国—中亚细亚间的地理位置正好倒转，中国认识“西域”，中亚细亚在先，新疆反而在后。张骞因到达或了解其地所搜集的西域各国珍贵资料，便集中在帕米尔以西，《史记》大宛列传也因此仅对中亚细亚诸国详予介绍，而新疆国家仅最接近河西走廊与东西交通要衢的“楼兰姑师”一国有其说明。大宛列传附见的国名或地名，中亚细亚以西部分远及黎轩，新疆范围内仍仅止扞罙（扞弥）、于阗而已。待汉朝势力从中亚细亚折回与闯入新疆，纪元前六〇年建立西域都护制度，新疆被置于中国支配之下，《汉书》才第一次以“西域”为名列有专传，并区别“西域”的意义为二；其一，属于都护统制系统的西域；其二，“不属都护”的西域诸国。自此“西域”具备双层性解释，广义的西域，包括了玉门关以西任何地区，狭义则单纯便指新疆。《汉书》西域传提要部分：“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是专指新疆（不含准噶尔盆地）。而正文分国、分条缕述，则广泛及于“条支”，并附见地中海岸“黎轩”之名。西域狭义、广义如何分别？视此记述体例可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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