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反腐学_李后强，李贤彬等著_9787220098567

　　作者创新性地对计量反腐学学科体系、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目的等进行了探讨，在综述国内外大数据时代反腐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用大数据手段研究腐败发生的原因、特点、趋势、规律，从而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科学有效机制，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前言

　　马克思曾经强调，“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计量反腐学就是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分析数据相关性，研究公权私用可能性，提出预防和惩治腐败策略的学科。

　　腐败是社会的恶性“肿瘤”，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反腐败，既是工作，也是科学，应该努力使用现代数学工具和手段，以达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境界。腐败是人性贪婪与制度缺失的结果，世界各国都有，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是公权私用。通俗地说，“腐败就是滥用国家权利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就是用公共权力为自己捞好处、谋利益的行为，如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科技反腐是国际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组织的重视，并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反腐的重点不是网络举报，而是数据收集、存储、分析，相关性研究，通过计量和计算找到各类数据（现象）之间的必然关系。计量，简单地说，就是计算、量化、定量、计数等，既有传统方法也有现代方法。计量反腐学是一门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用大数据手段研究腐败发生特点、趋势、规律及如何预防、惩治、根除腐败的学科，有其自身的概念、方法和原理，目的是铲除腐败存量并抑制腐败增量，最高目标是让腐败无处藏身，永远绝迹。

　　当今社会增长最快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各类数据。人类每秒钟创造的数据网线长度已经超过了声速。数据膨胀的速度和原子弹爆炸冲击波的速度是一样的，而这是一个持续的爆炸，远远不是一个瞬间。据说，到2050年数据量将达到非常恐怖的100万Zetabit，一个Zetabit是1万亿G，由此进入的时代叫Zeta时代。所有生意都是数据生意。什么是数据？除了通常的阿拉伯数字1、2、3、4、5…外，还有文字、图像、声音等，因为文字、图像、声音可以分解成数据。比如，我们元旦节召开一个庆祝晚会，那么现场记录的讲话、谈话、笑声、歌声、录像、节目单、字幕、横幅、座位、水杯、茶叶、人数、职业、性别、民族、温度、入场次序、空气质量等等，都是数据。又如在酒楼聚餐，订餐人、包间号、室内装饰、座位、菜单、价格、酒水、服务员、就餐时间、就餐人员、入席次序、结束时间、付款人、召集人、男女性别等等，都是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不但能够恢复现场，而且能够提取我们需要的重要信息。通常讲，数据就是数值，也就是我们通过观察、实验或计算得出的结果。数据可以用于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案件查证等。大数据（Big data）就是极其庞大的数据量和相当规模的数据类型，就是无法用传统方法储存和处理的数据量。更准确地说，大数据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用新处理模式才能获取强大决策力的海量的、高增长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尽管数据量很大很大，但许多数据是没有价值的，在海量数据中只有极少数据有实质性意义，因此价值密度很低，工作量极大。大数据通常有“5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和Veracity（真实性）。表面看，大数据是一串数据，是一个科学名词，实际上，大数据是一种方法与思维的革命，甚至是一种哲学、一种范式、一种文化、一种信仰的转换。当我们遇到难题时，只要想到大数据方法，就可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了大数据发展工作，明确要求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至10年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

　　在大数据处理中，关键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对云计算的定义有多种，据说至少可以找到100种解释。自然界的“云”，是指停留在大气层上的水滴或冰晶或者由它们混合组成的可见集合体，是地球上庞大的水循环的有形结果。云的类型很多，可以有各种形状，有不同颜色，有不同厚度。信息概念的“云”，就是对于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过去在图中往往用云来表示电信网，后来也用来表示互联网和底层基础设施的抽象表征。有人认为，云计算这个名词可能是借用了原子结构中的“电子云”（Electron Cloud）的概念，目的是强调说明计算联系的弥漫性、无所不在的分布性和广泛的社会性等特征。中学知识告诉我们，在原子核周围运动的电子，是弥漫整个空间的，并且以云状形态存在，因此描述电子的运动不能用牛顿经典力学而是用概率分布的密度函数（用薛定谔波动方程来描述），以此来说明在特定的时间内，粒子位于某个位置的概率有多大，而不是说明精准的位置，这跟经典力学的提法完全不同。在云计算领域，“云”是一些可以自我维护和管理的虚拟计算资源，通常是一些大型服务器集群，包括计算服务器、存储服务器和宽带资源等。需要记住的是，云计算的核心理念是资源池，“云”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等），你可以按需购买；云可以像自来水、电、煤气那样进行计费。“云”具有相当的规模，谷歌（Google）云计算已经拥有100多万台服务器，亚马逊、IBM、微软和雅虎（Yahoo）等公司的“云”均拥有几十万台服务器。“云”能赋予用户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云”的规模可以动态伸缩，能满足用户规模增长的庞大需要。大家用“云”这个概念，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现实中云的特征：云一般都较大；云的规模可以动态伸缩，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云在空中飘忽不定，无法也无需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但它确实存在于某处，只要我们需要它就可以找到，并立即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常见的云服务有公共云（Public Cloud）与私有云（Private Cloud）两种。云计算的特点是超大规模、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虚拟化、通用性、多样性、便利性、按需服务。我们可以将所需的软硬件、资料都放到网络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不同的IT设备互相连接，就能实现数据存取、有效运算等操作。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笔记本、手机等方式接入数据中心，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运算。云计算将计算资源集中起来，利用网络使多台计算机共享信息以完成相同或相似的任务，使得计算变得方便快捷，并通过专门软件实现自动管理，能够让用户按需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务。云计算是分布式处理（Distributed Computing）、并行处理（Parallel Computing）和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的发展，许多跨国信息公司正在使用云计算的概念兜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其实，云计算在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处理方式了，所以从操作上讲并不新鲜，它就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的模式。云计算可以让你体验每秒10万亿次的运算能力，拥有这么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模拟氢弹爆炸、预测气候变化和市场发展趋势，用于研究腐败现象当然可行。

　　在计量反腐学中，如果把云计算与物联网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监督和预防作用。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感知中国”的重要内容。物联网是指通过传感设备，把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的信息，与互联网结合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实现物与物、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从而方便我们进行识别、管理和控制。物联网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 of things（IoT）”。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基础仍然是互联网，云计算是实现物联网的核心，其用户端可以延伸和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并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1999年提出的物联网概念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RFID+互联网）、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气体感应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定义，物联网主要解决物品与物品（Thing to Thing，T2T），人与物品（Human to Thing，H2T），人与人（Human to Human，H2H）之间的互连。其中，传感器技术是关键，需要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这样才便于计算机处理。RFID标签也是一种传感器技术，它融合了无线射频技术和嵌入式技术，RFID在自动识别、物品物流管理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嵌入式系统技术综合了计算机软硬件、传感器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电子应用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以嵌入式系统为特征的智能终端产品随处可见，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小到人们身边的MP3，大到航天航空的卫星系统。如果把物联网用人体做一个简单比喻，传感器相当于人的眼睛、鼻子、皮肤等感官，网络就是神经系统用来传递信息，嵌入式系统则是人的大脑，在接收到信息后要进行分类处理。智能标签很重要，例如在生活中我们使用的各种智能卡、二维码、条码标签，其基本作用就是用来获取对象个体的识别信息。此外，我们通过智能标签还可以获得对象物品所包含的扩展信息，例如智能卡上的金额余额，二维码中所包含的网址和名称等。只要在物品（服装、手表、书画、金银等）上贴上智能标签，就能随时识别和监控物品的流向和位置。专家预测，物联网普及以后，用于动物、植物和机器、物品的传感器与电子标签及配套的接口装置的数量，将大大超过手机的数量。人类可以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达到“智慧”状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但是，我国射频标签的芯片和读写器的核心模块仍然依赖进口，射频标签自主技术标准也严重缺位，必须加大创新力度。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数据文化”时代。让“大数据说话”成为潮流。几乎每一部智能手机都可以定位使用者一天的行迹，通过对海量数据信息的分析，就能探寻个人行为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管理。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视野里，一切透明，没有隐私和暗箱，因此对腐败现象的研究，有特殊价值。腐败的特点是“见光死”，只要透明，就没有腐败，只要有监督，就没有腐败。利用大数据可以发现腐败痕迹，寻找腐败特征和规律，进而探寻预防对策。可以说，大数据就是阳光，就是自动跟踪器，能预防和消除腐败。各个部门特别是组织、公安、法院、银行、房管、工商、电信等部门的数据要交换、共享、整合、分析，发挥电子政务的作用。目前，国外大数据反腐多数建立在电子政务基础之上，因为每个权力运行都会在上面留下痕迹。当然，这里必须界定哪些数据是由纪检监察机构掌握的，因为这涉及干部个人隐私。目前，中国最需要进行数据立法，出台《数权法》，与《物权法》一样，保护个人数据。个人数据是指与一个身份已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相关的任何信息。身份可以确定的人，是指其身份可以直接或间接，特别是通过身份证件号码或一个或多个与身体、生理、精神、经济、文化、社会身份有关的特殊因素来确定的人。对于个人数据要进行保护，没经本人同意或相关部门批准，不准泄露和使用。

　　在中国，我们希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不敢”是外压问题，“不能”是制度问题，“不想”是道德问题，三者层次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但共同点都是抑制腐败发生，关键是引入高科技手段，剖析腐败发生的根源及其扩散规律。数学与物理学已经为此做好了思想和工具的准备。比如，传统数学中的非线性扩散方程、统计分析、动力系统等可以用于研究腐败发生的趋势和规律。为什么腐败分子都是“两面人”？可以用数学的“莫比乌斯环”或“克莱因瓶”来描述。窝案、串案如何形成？可以用数学物理中的DLA（扩散限制凝聚）模型来描述，从而找到形成过程。腐败的蔓延可以用扩散方程或传染方程来描述。从小腐败到大腐败直至“出事”的临界点和分叉点，可以用“中心流形定理”来描述。腐败从有序到无序的发生过程，可以用动力系统的KAM定理来判断。要达到“不敢腐”的目的，必须要快速准确识别腐败分子，形成高压态势，使各级公权掌握者有畏惧心理；要达到“不能腐”的目的，必须是扎牢制度笼子，堵住各种可能腐败的漏洞，做到无机可乘；要达到“不想腐”的目的，必须让各级公权掌握者深刻认识到腐败付出的代价，现代科技的巨大威力，伸手必被捉。大数据主要用于研究数据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很强的预判功能，对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解决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难题。为便于理解，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调查大学生谈恋爱。只要分析食堂饭卡相关性就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两张饭卡总是一前一后同时出现在同一食堂，并且持卡人性别是一男一女，那么基本可以肯定二者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专家只要分析大学生的“一卡通”数据，就能知道学生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

　　比如预判干部生活作风。只要分析餐馆、酒楼、宾馆、商场、电影院、交通工具等储存的公开数据，就可以知道某干部经常出入的场所（如宾馆、餐馆、道路等），与哪些人关系密切，再跟踪分析这些人的职业和品行，由此能判断他（她）会发生哪些问题，如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从而提前打招呼和提醒，或按照中央纪委的“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在大数据领域有一句名言，“混乱是还未被发现的数列”。科学家总能在混乱中发现规律，找到相关性。国外使用大数据方法预测过总统大选和电影奥斯卡奖得主，准确率达90%以上，基本没有秘密和悬念可言，结果总能提前揭晓，其他只是等着走程序。

　　比如调查现金行贿问题。过去这是一个难点，只要双方不认账就很难认定，现在通过大数据就很容易掌控。因为每一张纸币都有一个编号，就像身份证号码或汽车牌照号一样是唯一的，没有重复号码，没有两张纸币的编号是相同的。对于人民币而言，就是“人民币冠字号”，如2005年版某张100元人民币的冠字号是K059724385，另一张100元的则是G4N5270318；又如某2005年版的10元人民币的冠字号是P0D5004008，另一张是P8A0304269；还有2005年版某张50元人民币的冠字号是R195040718，某张20元人民币的冠字号是ED45784213，等等。每一张人民币编号都不一样，2005年版的人民币英文字母加数字共10个字，在银行大数据库中都有记录。某公司、某单位、某人掌握的现金纸币编号都在银行储存着，一旦出现在另外的公司、单位或个人手中，只要超过一定数量，并且当事人不是亲人、家人关系，装有特殊脸谱识别或指纹识别功能的验钞机器就可以报警，有关机关就有理由要求当事人说明原因。这样，现金行贿就很难了，因为受贿的现金无法使用。如果转账，就更容易查出来，每笔资金进出银行都有痕迹。限制现金支付，最大限度减少现金流量，最大限度实行信用卡支付，可以最大程度减小腐败现象发生。如果送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或购物卡，因为每个销售公司都有记录，只要使用人员不对，机器马上报警。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可以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包括指纹、脸谱、家庭财产、现金冠字号码、血缘亲戚关系、社会人脉关系等，这样很容易实现个体监督。对于贵重物品如黄金、名画、名表、服装等，可以植入芯片，让物品自己“说话”，实现物与物对话，随时可以跟踪，就像汽车的GPS系统，走到哪里跟踪到哪里，并与干部大数据库联网，任何腐败痕迹都能发现。特别是把各个部门的监控数据进行整合，例如把交通、宾馆、饭店、银行、商场、影院等方面的公开数据汇聚分析，很快能发现有问题的人。从现代技术角度讲，把大数据与物联网结合，任何腐败行为都能随时掌握，没有盲区和空白，腐败无处藏身。当然，这样会使一些领导干部产生抵触情绪，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个人数据保护。

　　比如对于“一把手”的监督问题。这是预防腐败的最大难题，但可以用大数据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监督主体缺失、监督制度不完善等是造成对“一把手”监督难的主要原因，其核心在于“一把手”自由裁量权过大、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等关键因素。随着传统计量方法、数理模型方法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在反腐败领域的运用，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已经成为可能。只要把“一把手”的权力清单量化，把权力边界划定清楚，把他（她）每天除开私人空间外的行为数据都记录下来（包括决策过程、调研情况、社会交往等），然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把结果报告纪律管理部门，就可以知道他（她）行为正确与否，上级领导可以及时提醒，抓早抓小，防止小错演变为大错。这种监督是把监督权力交给机器，交给数据，交给社会，因此科学性、操作性较强。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防止“权权交易”。实际上，只要把决策者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并且与相关纪律（6类负面清单）法律进行对比，就能判定权力掌控者之间是否有交易行为。贵阳试点的“数据铁笼”，就是把能纳入网络的行政权力全部纳入数据库，让权力运行全程电子化，处处留痕迹，实现人在干，“云”在算。

　　比如用蒙面或整容或造声进行腐败问题。这种企图也没有用，因为人的声纹不会改变，就像指纹一样，储存在大数据库中，只要进行比对就清楚了。人的头像尺寸、轮廓定位、动作习惯、饮食方式、生化指标、基因序列等，都可以记录在大数据库中，一旦需要就抽出来比对，因此外表的改变也无法改变最终结果和命运。大数据就是这样厉害！恪尽职守！

　　从概念上说，“大的数据”与“大数据”不同，前者是死资源，不能说话，后者是活脑袋，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分析找出线索。大数据可以用于各种社会或自然关系的分析，能够使未来更加清晰、更加靠谱，减少随机性或不确定性，使人们在已知的道路上前进。关键是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就是遇事就想大数据，相信总能从海量数据中找到答案。本质上，这是一种整体的系统思维，相信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就像人体各个器官都是有机联系，总能由表及里，挖出内容。只要树立了大数据思维，反腐就像中医治病，能够“头痛看脚”，根据餐厅的数据可以查出加油站的数据，从银行的数据可以查出宾馆的数据，从子女的数据查出父母的数据，从亲友的数据找到领导干部的数据。过去没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储存设备和云计算，无法让反腐败工作插上科技的翅膀，因此反腐难以成为完美的科学。现在都有了，于是诞生了计量反腐学，能够进行精准反腐。这是科技的力量，智慧的映照，大数据的威力。

　　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学科交叉融合，文理渗透，新的学科和理论不断涌现。计量反腐学就是横向交叉学科，用上了高级数学、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是一门实用科学，也是一门战略科学，世界上没有先例，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学科。在计量反腐学视野中，大数据就是照妖镜、显微镜，物联网就是报警器、手术刀，能使腐败无处藏身并手到病除。计量反腐学的诞生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社会期盼。我们正走在大数据和物联网的路上。因此，我们坚信，未来必定是一个清廉光明的新世界。

　　后记

　　这是一本希望用新思想、新方法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学术专著。预防，是因为看了此书就知道，任何腐败行为都留有痕迹，迟早必然被发现，必然被惩处，能产生心理警示作用。惩治，是因为现代科技手段足够对付任何形式的腐败，没有任何人能逃脱被惩治的下场，能拓展视野和领域。

　　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出版《计量反腐学》，是为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科学有效机制，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本书的一些创新性工作，特别是腐败大数据模型与系统分析的研究，得到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服务于决策支持的社会舆情大数据集的高阶NARMAX理论系统研究”（项目编号:2015JY0086）的资助。同时，本书入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并得到资助。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从数学角度特别是用大数据方法研究反腐败问题的专著。在编写的过程中，尽力突出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和指导性的统一；在内容的安排上，既强调理论创新，又紧密联系实际，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该说，本书的出版对我国计量反腐思想和相关实务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书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同志的关怀与指导，他提出了如何创新反腐方法的一些重要思想，对我的启发很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李贤彬、刘福敏、翟琨，以及审计署成都特派办的周湘淑，他们分别撰写了相关章节内容。李贤彬：第二章、第三章（第1，3-5节）、第四章（第1-4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4-5节）及全书的统稿；刘福敏：第一章、第八章（第1-3节）、第九章；翟琨：第三章（第2节）、第四章（第5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并对全部书稿进行了文字加工润色；周湘淑：第十章。我最早提出计量反腐的概念，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负责全书提纲、前言撰写和主要原理提炼、重要观点提出，组织协调和主持讨论。四川省纪委副书记黄昌明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副书记陈井安等领导及课题合作者廖冲绪、冯大力、李银昭、韩毅、龙良贤、杜阳林等对此项研究高度重视，给予了很多帮助。四川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真切关注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广泛地引用和借鉴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引用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这在正文中做了备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谢意，但也可能存在着疏忽和遗漏，在此也一并向他们致以歉意。

　　一个人的幸福基于自由与健康。衷心祝愿读者们在阅读中获得掌控幸福的智慧和力量！

　　李后强

　　2016年4月18日于成都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什么是腐败：定义及分类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最早出现在《汗书·食货志》一书中，本意为食物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后来“腐败”一词逐渐被世人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被引申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败坏、堕落，直至被广泛用于政治领域，意指正式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混乱、黑暗。

　　《现代汉语词典》对“腐败”一词的解释如下：“1、腐烂，如事物变质；2、在精神领域，指思想意识变坏；3、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指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的混乱、黑暗。”这三层含义，都包含着事物由积极方面向消极方面的转变。

　　图1-1 腐败衍生过程

　　专栏1-2

　　关于腐败的多种定义

　　《牛津英语词典》中列出了腐败（corruption）的九种含义，其中用于政治生活的是指：“由贿赂或恩惠引出放弃公共义务，正直变质或被破坏。这种活动的采用和存在主要与公共机构等有关联”。

　　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给出了对腐败的示范性定义：“公职人员以获取任意形式酬劳为目的，为了付酬者的利益，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或者不采取某种行动，无论违反职责规范与否”。

　　《联合国国际反腐手册》中指出，“腐败就是滥用国家权利谋取个人私利”。世界银行在其关于国家在当今世界里的作用的报告中也有类似的定义：腐败就是“滥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亚洲开发银行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或私人职位以谋取个人利益。”现代国际法中逐渐固定地把腐败宽泛解释成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不限于贿赂公职人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视角下关于“腐败”的各种定义。美国学者阿诺德·海登海默认为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美国学者加里·柯普兰认为腐败是“不正当利用公职谋取私利”。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克利特嘉德（Klitgaard）的腐败经典公式I = （MPA） + （D） – （A），即腐败等于公共行为垄断与自行裁量权的大小之和减去问责。桑多瓦尔（Sandoval）的腐败结构公式（C）=（AP）+ （I）–（PC），即腐败等于公权滥用与不受惩罚之和减去公民参与度。美国学者格莱泽认为，腐败是指“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体系丧失其功能甚至滥用其职能的朽化过程”。在《腐败与改革》一书中，格莱泽提出，腐败的三个核心要素是：“（1）在工资之外存在向政府官员的支付；（2）存在与这种支付相关的违反明文法律或潜在社会规范的行为；（3）上述行为给公众造成了损失或由于超工资支付引发的其他行为给公众造成了损失。”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逐渐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并将腐败作为公共行政的特定概念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王沪宁等较早地提出了腐败定义，他们将腐败简明地定义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樊钢将腐败定义为“利用公权谋取私利”。黄百炼认为，任何腐败都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都是个人私利之间的不正当交换和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祝福恩、曹伟认为，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或公益职权的少数人，利用权力或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楚文凯认为，“从广义上说，腐败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2006年，英国学者西尼尔（Senior）综合近30年来关于腐败的定义及研究的各种文献，提出了对腐败进行定义的五个基本要素：秘密进行的；向第三方提供好处或服务；决策者可以影响一定的行为；决策者或第三方获得某种利益；腐败行为代理人有一定权力。腐败产生的四个主要因素包括：权力垄断；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决策透明度的缺失；缺乏对决策结果的问责。

　　学术界对腐败的常用度量方法包括：1、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给出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2、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3、PRS集团发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4、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基金会发布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The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5、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校长克利特嘉德（Klitgaard）的腐败三因子方程：C （corruption）= M （monopoly） + D （discretionary power）–A （accountability）。

　　世界银行研究所（WBI）给出的全球治理指标（WGI），包括六个广泛性的治理状况指标。“第一、话语权与问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局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因为违宪或暴力手段（包括恐怖行为）而丧失稳定的可能性。第三、政府效率：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服务的能力及其相对于政治压力的独立性，政策制定的质量。第四、监管质量：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监管制度，有利于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第五、法治：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任和遵循程度，包括契约执行、财产权、警察和法庭的质量，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第六、腐败控制：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程度，包括轻微和严重的腐败行为，以及精英和私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程度。“[《全球治理指标报告》显示部分国家的治理和反腐败工作取得进步，http：//web.worldbank. 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AFRICAEXT/EXTAFRSUMAFTPS/0，，print：Y~isCURL：Y~contentMDK：21814848~menuPK：2050038~pagePK：51246584~piPK：51241019~theSitePK：2049987，00.html。]

　　美国政治风险服务机构（The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对多达140个国家进行每月一次的高密度风险评估。该报告的政治风险评估，设定了12个变量，即“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投资情况、内部矛盾、外部矛盾、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社会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一路一带\"上的政商陷阱》，http：//www.lwinst.com/index.php？a=show&c=index&catid=29&id=7842& m=content。]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基金会发布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TIIAG）满分为100分，从安全和法治、参与度和人权、可持续经济发展机遇和人类发展等四个方面，共包括14个二级指标、94个三级指标，对52个非洲国家的治理情况逐项进行量化打分和排名，其中包括贪腐内容。[“尼日利亚在2013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中排名第41位”，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024/ 10927682_0.shtml。]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校长罗伯特·克里特加尔德教授（Robert Klitgaard）的腐败经典公式：腐败（Corruption）＝垄断（Monopoly）+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责任（Accountability），即腐败等于公共行为垄断与自行裁量权的大小之和减去问责。

　　专栏1-3

　　关于透明国际

　　成立于1993年5月的“透明国际”，如今在全球设有超过100个分部，定位为“致力于监视和公布各地的企业和政治腐败的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每年公布一次各国的 “贪污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一般缩写为CPI），也有译成“腐败印象指数”或“清廉指数”。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开始发布“贪污感知指数”。后来，又陆续发布年度全球腐败报告、全球贪腐趋势指数。1999年，透明国际开始发布年度行贿指数，评估一国的跨国企业可能行贿的程度，并进行排名。

　　透明国际的反腐方式是开发一些统计工具，并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合作，不断改进这些工具。透明国际取得了一些成绩，它最大的成功是推动了反腐败话题的流行。

　　资料来源《不透明的“透明国际”组织的“腐败指数”排名》

　　二、腐败的分类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腐败的界定有所差异。

　　罗斯·艾克曼（Rose-Ackerman）等人区分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对腐败定义的差异。他们从政治体制、历史与文化传统、选举制度上分析腐败定义，认为对腐败的接受程度不同导致对腐败定义的巨大差别。[ Susan Rose-Ackerman. Trust， Honesty and Corruption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Building Process [J].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2001， 42 （3）： 526-570.]比如在大部分东方国家，熟人社会中制度不规范的情况下，把业务交给熟人、亲戚朋友更为放心，“礼尚往来”为社会所广泛接受，而在西方国家，任人唯亲、包庇下属等行为都属于腐败。

　　杰恩（Jain）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滥用政府权力或出卖政府资产的行为”，他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一是政府资产的滥用，被界定为“行政腐败”；二是决策中权力滥用以改变经济中不同资产的回报率，被界定为“政治腐败”。他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官员拥有随意制定管制政策的权威，行为主体有意愿与能力滥用权力，政府官员拥有运用权力去“抽租”或“造租”的经济激励，是腐败行为的三个基本要素。[ Jain A K. Models of Corruption [M] //Jain A K.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Norwel，l Massachusetts， 1998.]

　　阿贝德（Abed）与达乌迪（Davoodi）将转型经济时期的腐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捕获，主要是指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个人、群体或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来影响法律、规章、法令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二是行政性腐败，主要指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的方式，为政府或非政府的参与者提供报酬，扭曲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共政策的执行。[ Abed G T， DavoodiH R. Corruption， Structure Reforms，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c [R]. 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 IMF Paper， 2000.]在阿贝德与达乌迪研究的基础上，考夫曼（Kaufmann）提出除了上述两种腐败，还存在着第三种腐败，即影响，指企业在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利用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在产权、规模、市场势力、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对法律、法令、规章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Kaufmann D.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R] //Vinod Thomas， et a.l The Quality ofGrowth. TheWorld Bank，Washington DC， 2000.]

　　三、腐败的危害

　　腐败是公权私用，包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多种实现形式。在经济方面，它的危害包括：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成反比；腐败降低私人投资；腐败抑制外国直接投资；腐败排挤企业离开正式部门、降低政府税收收入；腐败导致人才从创新领域错配到寻租领域；腐败将激励政府从生产性投资转向政府消费从而易于导致权力寻租；腐败会扭曲公共资源配置；腐败将降低政府支出的有效性；腐败将破坏诸如健康或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政策产出；腐败对国家内部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等。

　　除此之外，腐败还有对公平、正义及民主、法治的负面影响。腐败将激励官员颁布或维持非有效规则以实现寻租与护租；腐败深入司法体系将削弱法律的权威性；腐败弱化人际信任的同时将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腐败威胁民主的核心价值，诸如责任义务、公平、透明，进而危害民主政治；腐败的天然排斥特征将具授权的集体决策机制排挤出中央民主规范，从而使“民主国家的腐败”演化成了“民主的腐败”；因腐败危害公共信任进而危害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将可能促进腐败环境的形成从而演化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进而叠加负面效应导致一个国家呈现严重的政治、公共及经济危机”。

　　第二节什么是反腐败：内涵和要素

　　反腐败是针对腐败提出的。比如为了防止木材腐烂，可以在木材上涂油漆；如果是制度导致腐败，可以重新设计新的制度防止腐败的产生。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与之相对应，反腐败活动也就贯穿中外、通达古今。在封建社会也有腐败与反腐败的两方博弈。然而，封建社会的腐败所触犯的是君王的“家国”私利，反腐败是建立在私权受损的基础之上的。在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反腐败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腐败所滥用的是公权，反腐败主要指反对公务人员行为的堕落，反对制度、组织、机构的混乱，因此反腐败策略包括社会策略、法律策略、市场策略、政治策略等多种方式。

　　根据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腐败是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代理人利用委托人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腐败的根源之所在。即腐败产生的核心因素在于自由裁量权、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反腐工作的核心，就在于设计相关治理结构应对这三个核心因素。

　　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近两年备受关注的网络反腐，是网民通过网络技术和数据信息，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检举，利用社会的舆论效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察和惩处，形成对执政行为的有力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使得反腐工作能够更有效、更透明，进而达到有效地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目的。总体看来，网络反腐还局限于惩治腐败的层面。预防腐败与腐败免疫单靠网络的力量还略显单薄。[ 李后强、李贤彬：《大数据时代腐败防治机制创新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由于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日益依赖现代科技，高新技术的社会透视功能日益强大，过去隐匿于幕后的腐败行为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无处遁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现代计量方法与技术、数理模型与预测、大数据和云计算，就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理念与新手段。

　　图1-2 腐败防治三级层次

　　基于计量技术、数理模型与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腐败防治的三个层次均能利用相关加以应对。惩治腐败，需要对腐败进行识别，可以运用大数据、聚类分析、结果与表象的反演理论来实现；预防腐败，需要对腐败路径和方式进行分析，可以运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相关性分析来实现。目前，我们有许多数学方法可以用来分析腐败行为，比如泊松分布、大数据遗传算法、自组织临界理论（SOC）、扩散限制凝聚模型（DLA）等，应用这些方法能够剖析腐败集团形成机理，从而找到破解方略。以资源、权力、腐败三角系统演化理论为基础，可以设计约束权力的大数据笼子。[ 李后强、李贤彬：《大数据时代腐败防治机制创新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专栏1-4

　　新加坡的反腐败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资料来源“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范洪保）

　　第三节应运而生的计量反腐学

　　清廉是国家民族发展稳定的基础。反腐败的目标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当前，社会网络的发展及大数据的成熟，使反腐败研究有了数据资源基础，可以由定性描述走向定量乃至计量研究。

　　首先，在腐败与反腐败研究中，一切腐败与反腐败要素都可以用一定形式的数值来刻画与度量。例如腐败指数、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数、贪污腐败案件立案数、腐败涉案金额、腐败案件涉案人数、腐败涉案县处级以上人员数、腐败案件分布规律、腐败周期、腐败行为发展趋势、反腐策略有效性等，均可用一定形式的数值来刻画。对各种腐败因子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均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在现代反腐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有着传统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腐败与反腐败现象，可以做出稳定性解释和精确预测与判断。

　　第二，在反腐败研究中，传统方法与计量方法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传统方法是计量方法的基础，计量方法是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传统方法与计量方法的区别在于：传统方法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程序是：考察、收集资料→根据已知的概念体系条理化→归纳、概括→建立理论法则；而计量方法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程序是：观察实践→先期模式→提出假设→对资料进行筛选→建立模式→反复检验→建立理论与发展。传统方法所采用的推理方式以综合归纳为主，而计量方法所采用的推理方法以理论演绎为主。传统方法与计量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腐败与反腐学研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两种方法在现代反腐学中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

　　第三，计量方法是反腐学研究中进行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的手段。计量方法不仅是人们进行数学运算和求解的工具，而且能以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形式描述复杂的问题，表述极为丰富的实质性思想。对于现代反腐学，计量方法不仅是腐败现象研究中的预测、决策、规划及优化设计的工具，而且也是反腐学研究中进行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的手段。

　　第四，计量反腐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科学，它与计算机应用技术密切相关。一方面，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是计量反腐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计量反腐学的发展，又为计算机技术在反腐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现代计量反腐学，实质上就是计量方法与现代计算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在现代反腐学研究领域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产物。

　　客观上讲，计量方法在反腐败研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腐败与反腐学研究中，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计量方法当然也不例外。一方面，对于某些腐败现象，目前人们还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去处理，这是外部局限性；另一方面，单纯用计量方法去分析、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究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深度，这是内部局限性。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些局限性，并不断地寻求克服它们的途径与措施，才能使反腐学中的计量方法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可见，在现代反腐学研究中，不存在万能的计量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于复杂反腐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联合使用才能奏效。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腐败与反腐败呈现出新的特点。反腐措施与手段呈现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解析过渡，反腐工作逐渐由事后惩戒向事中防治转变，最终将进化到事前免疫。基于腐败与反腐败领域数据与模型的积累，计量方法与模型逐渐被反腐研究与实务领域所吸收，计量理论与方法的储备为计量反腐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计量模型与方法、数理模型与方法、大数据模型与方法的发展与丰富逐渐勾画出了一幅计量反腐学的图景，计量反腐学的学科构建势在必然，于是这门新学科应运而生。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