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们
 书单推荐 新书推荐 |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自序
发布者：网上馆配会 来源：易文网 发布时间：2014/4/22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10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 《戊戌变法的另面》 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1]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 [2]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3]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4]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谱。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5]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6]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