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在我与玛丽安·卡琳奇（Maryann Karinch）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她最为重要的兴趣一直都是研究人们怎样交流，在讲真相和说谎话时都是怎样说的。为了满足她那强劲的兴趣，她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都是为不同目的而经常与人打交道的人：执法人员、记者、情报人员、医生、大学教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
玛丽安从许多采访和广泛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指导原则，你可以运用它们增强自己的能力，用于判断别人告诉你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她已经出版了多本有关该领域的书，不过我觉得，目前这一本是对她的观察和思考最全面的一次提炼。
我在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处（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 Clandestine Service）担任案件官员（case officer），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招募和管理秘密信息来源或特工。与外国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本身就非常具有挑战，就更不用说将他们评估为潜在的秘密信息来源了，而且这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关于间谍的电影和广受青睐的惊悚小说中，招募的过程往往被忽略或一笔带过。在那些画面中，人就那样被“招进来”了，没有给出具体怎样招募或出于何种原因而招募的细节。这本书关于建立和谐的关系和激励因素的部分特别适用于发展秘密行动的一面。
事实上，在人工情报［HUMINT （human intelligence）］领域中，对大部分秘密行动来说，秘密信息来源的招募和安全管理至关重要。与潜在的资源（即获得情报的那些人）创建并维持关系，往往非常花时间，而且需要案件官员同时评估他们个人获取情报的能力及其性格品性，即，他会考虑成为秘密信息来源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呢？什么因素会激励他呢？
人们与中央情报局秘密合作的动机不尽相同，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保密意识、性格品性，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也都各不相同。有的人只用口头交流的形式汇报他们掌握的信息，还有的人通过草草书写的便条来传达，还有的人准备得滴水不漏用打印好的报告传递信息，还有的人传递高度机密（偷来的）文件的副本。
除了尽力弄明白特工的报告（通常是趁晚上天黑在一个安全的房子或汽车里递交的），案件官员还必须继续评估他自己手下的特工：他是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他报告的信息是尽可能准确的吗？这些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要在案件官员需要的框架内完成，才能保证特工受到激励且目标明确。作者关于“管理交流”的观点一语中的，完全正确。
你会明白，作者在本书中提出并讨论的许多因素，从建立和谐的关系和激励，到质疑与管理交流，都能直接运用于我处理秘密信息来源的工作。真的，要从玛丽安的书中找出一章某种程度上不适用于招募和管理信息来源的一章内容，很难！
虽然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属于秘密行动的神秘领域，但是任何人，只要在工作中需要经常与人打交道（这包括我们大部分人），就会发现，玛丽安的书中有一些了不起的深刻见解和小贴士，可用于日常事务，判断别人到底是不是在与你说实话。
——彼得·厄内斯特（E. Peter Earnest）
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行动处前高级官员
美国国际间谍博物馆常务理事
什么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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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the truth is if it comes willingly from the other person.
——埃里克·马多克斯
美军询问官，他通过询问追踪到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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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专业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当权者讲真话、说真相。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英国军情六处（MI 6）1的官员们来说，“当权者”就是国家元首，其决策会影响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在企业环境中，情报专业人员要向高层管理人员进言献策，其决策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工作和工资。
像那样的人在与“当权者”开始谈话之前最好就知道什么是“真相”。于是，我问了许多情报专业人员他们怎样定义真相。他们往往会在开始时简单地说一句“你可以查查牛津词典”——“真相就是符合事实或现实”，但是接下来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真相的复杂性。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想用光学术语，将真相定义为白光：当所有颜色混合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光。
真相根植于事实之中，但是个人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会影响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事实。情感和解释因此成了组成真相的光谱部分。如果我们缺失了一些事实，或者缺失了人对它们的反应，那么真相就不会为我们所获。正如“事实”的反面是“谎言”一样，我们可以将“真相”的反面定义为“无法看到整体”。
因为我们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人类能够合成思想和观点，且合成方式胜过单纯的计算机式的数据点分析。我们不仅会将数据分类，将它们编排成整齐的栏列，我们还能理清它们的意思。我们用个人独特的方法将事实和观点连接起来，最终抵达真相。
关于这一点有个历史事例多年来一直扎根在我心里，因为那是我听过的在解决问题方面最能启发心智的故事。说到如何制止一些南方州允许种族歧视存在，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左右为难。许多州和地方法律规定了种族隔离的规则，其中白人和黑人将同乘公共汽车，同用公共汽车站，使用隔离的洗手间和隔离的便餐馆，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乘车者们（Freedom Riders）反对这些做法，并且想要终结这样的种族隔离。1961年5月4日，首次乘坐公共汽车的自由乘车运动始于华盛顿。这次和后续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激起了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他们在终点站和公共汽车上将自由乘车运动变成了血腥事件。
罗伯特·肯尼迪需要一个直接的方法阻止该暴力行为，仅是对已知的几种选择进行分析却没有指向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法。
◎国会方面不可能采取行动，因为国会的大部分民主党成员是南方的民主人士，他们不会违背自己选民的意愿。
◎让法院订立一条制度，要么终止这些示威游行，要么终止那些歧视性的做法，而后者则更为可取，但由于上诉程序，这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但当下有人正在受伤害，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为法律和运作方面的原因，动用美国军队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司法部一位名叫罗伯特·萨洛欣（Robert Saloschin）的律师想起了10年前他曾经读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他初到华盛顿工作，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美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工作。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阅读1938年颁布的民用航空局运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他想起曾读过有关州际贸易中某个部分的内容，以一种非常概括和笼统的语言，禁止航空公司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比如，为A公司运载货物，却拒绝为B公司运载货物。他感觉到，这种语言表达是从规范其他模式的州际运输（铁路、卡车和客车）的早年法律中准确复制过来的。这种预感并不是直觉反应，而是运用经验和想象帮他处理手头各种事实产生的直接结果。
萨洛欣告诉肯尼迪，他也许能找到民用航空局法律中那条相同的条款，而且一字不差。当时国会决定庇护州际公交车，所以找到那个条款只花了5分钟。
萨洛欣是对的。那些用语就在那里，且可以解读为：该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基于这样的解释，司法部当天就根据州际公交车相关法律的那则条款起诉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命令公交线路在其公交车内和终点站停止歧视行为。为此州际商业委员会大为震惊。尽管他们确实经历过歧视行为，呈现形式多为针对竞争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均衡，或者在运输货物成本方面财务不平等，但是他们之前从未与种族不平等有任何牵扯。
联邦调查局（FBI）受命进入公交终点站，拍取了卫生间和候车室里“白人”和“有色人种”标志的一些照片。由于证据确凿，1961年11月1日，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命令公交公司停止这类种族歧视的做法，这个问题由此告一段落。
现在把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的思路颠倒过来吧：有时人们处理输入信息的方式会完全地扭曲事实；如果他们的性命取决于一个真相，他们是不会把它告诉你的。这就是有些时候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经常出现的情况，其中的受害者提供了很多“事实”，告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然而与真正发生的事情却极少相符。在这些案件中，个人经历可能会引起情绪极度不安以导致记忆变得不可靠。这种现象是无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工作的核心所在。无罪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的起诉和公共政策机构，致力于免除那些被错误定罪判刑者的罪责。
目击证人错误指证（eye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是全美国范围内错误定罪的最大原因。在大约75%的定罪中发挥着作用，而后经由DNA检测得以翻案。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不像磁带录放机；我们既不能精确地记录我们看到的事件，也不能像倒带一样回忆那些事件。
基于这些观察，我断言，讲述事实和扭曲事实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力。今天一台电脑能告诉你的事实就是今天你应该能够投票、获得医疗保险和写伟大的小说。讲述事实是人类具备的一种能力，因此要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事实，你有时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人际沟通技能。
埃里克·马多克斯（Eric Maddox）的引言帮助打开了本章的内容，用他的话来说：“得到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测谎仪不具备人际沟通技能，因此它不能告诉我们真相，只能帮助我们感知事实。
你可以运用这本书中的技巧来分辨谎话和事实，但是你必须以这些技巧为基础才能发现真相。顶级情报专家的许多秘诀就是集中于甄别可靠的信息来源，并与那些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些技巧还涉及如何深入信息来源者的内心世界，发现其偏见和动机。最后，他们集中分析手头的内容，及时得出人物、地点、事物和事件多层面、多维度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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