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深秋，《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默里博士从牛津动身，去见一位叫迈纳的神秘人物。二十年来，此人工整而有条理的词条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希望，将他从纸与墨的暴风雨中拯救出来。他们书信不断，却始终无缘一见。
当默里博士满怀恭敬地到达目的地后，却大吃一惊：对词典做出贡献的志愿者，竟是个被关在疯人院里的杀人犯。
《牛津英语词典》成为了英语语言界的金科玉律，迈纳和默里的故事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们真实而隐形地活着。
《教授与疯子》曾横扫世界各大畅销书榜，一跃成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排行榜双冠王。两个永不言弃的Loser，为世界确立了一种新秩序。我们的命运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不管被安排了怎样的遭遇，你总还能做点什么。
★《牛津英语词典》背后的故事，用坚持挑战命运的不可能
★横扫世界各大畅销书榜，《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排行榜双冠王
★我们的命运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不管被安排了怎样的遭遇，你总还能做点什么
★50年，12卷，5万余词条，83万条引语。两个永不言弃的Loser，为世界确立了一种新秩序
★附赠寻字游戏卡，解密牛津英语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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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一八九六年一个深秋的下午，天气凉爽，薄雾蒙蒙，在伯克郡克罗索恩小村子里，发生过近代文学史上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谈话的一方，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詹姆斯·默里博士，《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主编。当天，他从牛津动身，坐火车走了五十英里去会见一位名叫W.C.迈纳医生的神秘人物。牛津大词典的编纂，靠的是几千位志愿供稿人的辛勤劳动，迈纳医生便是其中贡献最大的志愿供稿人之一。
近二十年来，双方书信不断，探讨英语词典编纂学中许多复杂细致的问题，但二人从未谋面。迈纳医生似乎从来不愿，或不能离开克罗索恩的家到牛津来。他无法作任何解释，除了表示歉意之外，就没有别的话了。
默里博士则是重任在身，无法离开他编词典的总部—著名的牛津“缮写室”。然而他早就期盼着见一见这位神秘莫测的帮手，向他当面道谢。
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词典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接近一半，官方把许多荣誉授予词典的编纂者，这时默里的愿望就更强烈了。他要保证每一位参加者的宝贵贡献都得到表彰，哪怕是迈纳医生这样性情羞怯的人也应当包括在内。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他下定决心之后，便打电报告知对方，说他最方便的办法是坐火车到达克罗索恩车站（当时名叫惠灵顿学院车站，因为这所著名的男童学校就在村里），时间是十一月某个星期三下午两点。迈纳医生回电报说欢迎他去访问。他从牛津出发后，一路上天气不错，火车也准点。总之，预兆都很好。
在火车站前，一辆擦得光亮的活顶四轮马车和一位穿制服的车夫正等在那里。默里上车以后，车子在伯克郡郊区的小路上橐橐前行。过了二十分钟左右，马车转到一条杨树夹道的大路上，终于停在一所森严的红砖大楼前。一位神情庄重的仆人把词典主编引到楼上，走进一间图书满架的工作室。室内有一张桃花心木的大办公桌，桌后站着一个人，一看便知是重要人物。默里博士严肃地鞠了一躬，便开始了早已练习多次的简短致辞：“先生，下午好！我是伦敦语文学会的詹姆斯·默里博士，《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终于能够见到您，是我莫大的荣幸和愉快。先生，您想必就是多年来最勤奋支援我的W.C.迈纳医生吧？”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双方都感到有点尴尬。一只大挂钟在滴答作响。大厅里有轻轻的脚步声。远处一串钥匙发出叮当响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很遗憾，先生，我并不是您想见的人。事情和您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布罗德莫刑事精神病院的院长。迈纳医生是住在这里，但他是被收容的病人；已经在此二十多年了，他是我们这里住院最久的病人。”
有关这个案件的政府档案是保密的，已经封存了一百多年。然而，最近我获准阅读了这些材料。下面便是材料所透露的奇怪、悲惨而又令人振奋的故事。
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伦敦，哪怕是在兰贝斯沼地这种臭名昭著的罪恶渊薮，枪声也实在是非常稀罕的。这是一个邪恶的地方，一片乱七八糟的贫民窟，像妖魔一样黑黝黝地蹲伏在泰晤士河岸边，正好和高贵的西敏寺隔河相望。凡是有身份的伦敦人，都不会承认到那里去过。它又是暴力横行之地—劫匪潜藏在暗处，一度盛行着勒死行人抢走财物的勾当；而在拥挤的巷子里，最粗暴的扒手大行其道。这正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的集中表现，小说中的人物费金、比尔·赛克斯以及奥利弗·特威斯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兰贝斯沼地想必一定是如鱼得水。
然而，这里却不是带枪的好汉出没的地方。在格莱斯顿首相当政的日子里，兰贝斯沼地很少发生持枪犯罪案件，在整个伦敦的广袤市区内就更是少而又少了。枪支既昂贵又笨重，不易使用，又难以隐藏。而且，直到今天，不知为什么，使用弹药武器犯罪被认为很不够英国味儿—因此有关的报道和记载都很罕见。兰贝斯有一家周刊的社论沾沾自喜地说道：“在美国十分常见的持枪犯罪，在我国却没有见到过，这实在令人高兴。”
因此，在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凌晨两点的月光下，突然爆发了三声短促的连续枪声，那声音简直是闻所未闻，无法想象，惊心动魄。那三声枪响—也许是四声—音量很大，在寒冷而潮湿的夜空里反复回荡。枪声被一个青年警官听见，虽然很稀罕，却碰巧被他立刻辨认出来了。这位警官名叫亨利·塔兰特，属于索思沃克警察局L分局。
他后来的笔录里说，那时钟声刚刚敲了两下。他正在懒洋洋地照例执行着夜班巡逻任务，慢慢走过滑铁卢火车站旁边的高架桥洞，一边咒骂刺骨的寒风，一边检查着店铺的门锁是否牢固。
塔兰特听到枪声后，便一面吹响警哨，（希望）召唤在附近一带巡逻的警察，一面飞奔过来。瞬间他就穿过了密如蛛网的黏滑的陋巷（那时这一带还被称为村子），来到了泰晤士河边开阔的贝尔维德雷路。他肯定枪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另外两个警察，亨利·伯顿和威廉·沃德，听到尖厉的哨声后也先后冲到了现场。据伯顿的笔录说，他冲向枪声回响的地方，正好碰到塔兰特抓住了一个男人，看来他已经逮捕了凶犯。塔兰特朝他喊道：“快！到马路那边去，有人中枪了。”伯顿和沃德跑到贝尔维德雷路，发现了一个垂死的男人，已经不能动弹。他们跪了下来，摘下警盔和手套，仔细察看受害人。
血流到了人行道上—此后几个月内，伦敦那些乐于耸人听闻的报纸便把这地方称为“滔天罪恶”“恐怖事件”“暴行”“无耻谋杀”的案发场所。
最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定名为“兰贝斯悲剧”，听起来好像兰贝斯这种地方本身还不算悲剧似的。然而这确是一桩极不寻常的事件，即使按当地居民见惯不惊的眼光来看，也不寻常。虽然这个地方多年来见过许许多多奇怪的事，那些不值几文钱的报刊争相记述，但是这一次的特殊事件却引发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后果。这桩罪行的某些方面及其影响是可悲的、难以置信的，但是，并非一切都是悲剧，远远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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